我自己有一朵花，我每天都為她澆水。我有三座火山，每週都為他們疏通。我甚至還疏通那座死火山。這對火山有好處、對花也有好處。我擁有他們。可是你對那些星星來說，毫無用處。
——聖艾伯修里《小王子》
作為《透明社會》與《倦怠社會》的續作，韓裔德籍作家韓炳哲在《愛欲之死》中繼續批判著當代主流價值觀的新自由主義與消費社會；籠罩在新自由主義之下的當代社會，否定性 (Negativität) 不復存在，僅剩下肯定性 (Positivität)。如果說作者在《透明社會》點出了我們「在肯定社會中為求極致掌握的透明狀態」而犧牲了「認識對象基於否定性而可能給予我們一絲絲的回應」，最終將會犧牲掉對自我的認識，使自己陷入毫無面容的迷途之中1。
作者在〈驚悚末日〉重申了他一貫的主張：若要成就自我，他者的存在不可或缺。如同 Hegel 所強調的自我主體性之建構必須建立在自我認識與他者承認之上——即便是自我認識也是自我一分為二的異化過程 (Entfremdung) ——缺少了他者，自我主體之建構於焉失所附麗，我們無疑淪入所謂的相同者地獄 (Hölle des Gleichen)，或所謂的同一的恐怖 (Terror des Gleichen)；在那裡，沒有他者的存在，只有自己，孑然一身。我們任何的意思表達、情感傳遞，都被相同所吞噬，卻毫無回應。當然，作者所指之相同，不是說我們都變成沒有容貌、行屍走肉的物種，毋寧想要指出，我們在現代這個新自由主義功績社會中，將一切人、事、物，都透過一個單一穩定可靠的交換媒介來衡量其價值，也就是金錢。
我們用金錢來衡量一個工作職位的價值高低，我們用金錢來衡量每一個自己的活動，我們甚至用金錢來衡量與他人的情感關係；第一層次固然是：交女朋友需要花多少錢、養一個小孩需要多少錢、奉養父母需要多少錢，第二層次的衡量則是：我配得上怎麼樣的伴侶——或反過來說是怎麼樣的人才配得上我——物質條件如學歷、工作、動產不動產自然不在話下；非物質而論，身體要健康是入選門檻、無不良嗜好是基本要求、有正常的價值觀是標準配備。走筆至此，相信很多讀者腦海裡逐漸浮現各種徵婚求偶的相親節目，或是網路上各種分數化的容貌身材評比，一個又一個青年男女，似乎成為一個又一個商品，帶著各項數值的資訊看板，供人揀選。
那麼，是什麼讓愛逐漸死去的？作者診斷當代社會，認為正是透明社會下被驅逐的「他者」。現在社會下的運作模式、各種高科技產品、快速的網路聯繫，無不讓「不知道」「不可能」「不能觸及」的範圍越來越小，直至被完全排除。早已脫逸於傳統的產品與勞務給付，資本主義更將一切事物都商品化，不只是自然景色被搭建成主題公園以求收費觀看5，甚至是連時間、身分都躋身商品之列。打開手機 App，在頁面上點選，不消幾分鐘，我們就可以享受到美味的餐點，省去了出門、前往、排隊、返家的過程；我們花錢買的不是別人代買代送的服務，毋寧是別人的時間。為了避免獨自出遊感到孤寂、為了避免逢年過節被追問感情，我們央請他人充當旅伴、伴侶；他人在此不是與我們產生聯繫、形塑彼此主體完整的他者，毋寧僅是我們花錢來滿足自己的需求，用來填補自己的缺憾，連在此關係中所發生的性，都只剩下了色情 (porn)，而不再有愛。〈能夠不能(Nicht-Können-Können)〉的標題似乎也呈現出作者在這個功績社會中的掙扎吶喊，亟欲保留的那一絲絲的人性，希望能夠癱瘓系統的運作而不再將他者於己等量以觀，如此方見他者之存在6。
你們完全不像我的玫瑰。你們根本什麼都不是。沒人馴養過你們，你們也沒有馴養過任何人。你們就跟狐狸以前一樣，牠那時就跟其他千千萬萬的狐狸沒有兩樣，但我讓牠成為了我的朋友，牠現在就是世界上那唯一的狐狸。
——聖艾伯修里，《小王子》
作者在本書的第二部分轉進了對政治和理論的反思。乍看之下，它們似乎與愛毫無關聯，畢竟前者應該要是理性的，而後者恰好是感性的最佳展現。〈愛欲的政治〉恰好道出了這二者之間的矛盾張力。
自從 17 世紀開始，政治逐漸與倫理道德脫鉤之後，政治轉變成為一門專業的治理技術，不為他者——不論是另一個更大的帝國，或是具超越性質的上帝——只為自己而存在11。政治不再是某個特定的理念或價值觀的實踐，而是透過精準地控制人口數、人民行為與經濟數據來提昇國家競爭力，甚至是國家實力。政治不再是追隨某個具有特定魅力的領導者，國家也不再是特定人民精神 (Volksgeist) 的具體落實甚或是最高展現，毋寧落實於理性官僚機制的「機構國家 (Anstaltsstaat)12」。隨著政治「科學化」「數字化」，政治也就「去價值化 (Entwertung)」，毫無立場可言，不問自由主義或是社會主義，不問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只論如何成就 GDP 的提升、失業率的降低13。國家充其量不過只是對一群定居在特定空間人們、擁有對其遂行意志的最高權力的統治機關。因此，作者指出，「現代政治非但沒有激情，也完全不見愛欲，早已退化成純粹的勞動14。」尤有甚者，眾人於形成具有同一性之團體似乎失其必要，因而也無從必須形塑共同體之我們 (Wir)，「一個共同的行動，亦即我們，是不可能存在的15。」缺少了共同體，我們不知從何而來、不知往何處而去，也不從知道自己是誰。
資訊判別到最後，或許終究回歸價值觀的選取、立場的表明。理論之於資訊，宛如指南針之於大海航行，指出一條出路，引領著我們繼續航向遠方；又或像是 Kant 所言能夠統合雜多經驗的理性，進而使自然之萬千絢爛得以具有意義。理論的背後，則展現有愛。作者提醒了我們，理性與愛欲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可追溯至古希臘時代；Socrates 與人對談之獨特性，因其不另有目的，故而難以將之歸類為特定的立場派別，而正是思考本身，使人們不斷地去反思自己早已慣習的日常生活，「愛欲引領且誘惑思考，穿越無人涉足之境，穿越無處的他者17」。
一如 Socrates 的對話過程需要二人才得以成行，需要彼此的相賴才能展開反思的對話，思考與愛欲因此相生相和，必須先有一個與我們平起平坐的他者——無法歸類、無從安置——我們才有愛，也才能夠思考，進而才得以提出理論以回應龐雜且變動無常的資訊，「若無愛欲，思考會失去活力，也失去騷動，只會變得反覆，成為單純的回應18。」
作為一本翻譯著作，為求閱讀和理解上的通順和流暢，語句和語意與原文有所出入，在所難免，而不致陷入外文句型安排於中文理解困難之窘境。縱使翻譯或有「歸化 (domesticating)」與「異化 (foreignizing)」策略的差別，而實踐上多採取二者並行，以求得讀者閱讀翻譯文本時，既能認識他國書寫之模式，又能引發閱讀上的共鳴；本書即是例證。
然而，韓炳哲擅長以文字之雙關諧音作為論述，若未能關照每個字詞的各種意義，難免有所遺漏而不解其意，大幅地提升了本書翻譯工作的門檻。本書翻譯已非常流暢，但仍有些許錯誤，已超過翻譯者本身的詮釋範圍，甚至造成閱讀上的理解困惑。在此僅提出一二，提供參考：
「我們會結束和平，會結束友情。友情是種完結，而愛是一種絕對完結。」19
對照原文，應係 "Man schließt Frieden. Man schließt Freundschaft. Die Freundschaft ist ein Schluss. Die Liebe ist ein absoluter Schluss." 在此的 Schluss 固然可作完結來理解，對應於斯的動詞為 schließen 亦無疑義；然而，schließen 卻不只有結束、完結之意，更有締結的意思，特別是締結契約、友誼等。因此，本句譯為「我們會締結和平，會締結友情」應較為允當。
「資訊的高解析度，讓一切皆可明確定義。」20
原文為："Die informationelle High Definition lässt nichts undefiniert." 在此之 High Definition 應為高畫質，也就是我們所熟知影像的 HD；高解析則另有所指：High Resolution。
「『資訊密集的』的想像，能夠『理想化』他者。」21
原文為："So gibt es keine »informationsdichte« Einbildung, die nicht in der Lage wäre, den Anderen zu »idealisieren.«" 不只在形容詞中出現了重複的「的」，造成閱讀上的坎坷，也錯誤地理解了原文意義：「因此恐怕沒有不能理想化他者的資訊密集想像。」
※ 本文為出版社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