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社會，無處不可見人們對於透明的訴求，或市場透明，或政治透明，似乎一切透明化，我們就能夠做出更正確的判斷，似乎一切透明了，我們就能夠消弭各種不平等的困境。於是，生產者希望了解消費者在市場上對特定商品的反應、消費者要求生產者揭示商品資訊、人民訴求政府應公開各種資訊、家人或情人之間不希望彼此可以有自己的小秘密⋯⋯等。
本文在此無意進行書評，亦無意探討韓所謂之透明於其哲學體系之意義2 ，毋寧嘗試理解本書「肯定社會」篇章所揭示之意旨——認識他者與自我之不可能，與主體消逝。卷首語謂：「於他人不知我之處，方是我活之所在 3」，自我一旦完全透明，便與他者無異，而消逝於「相同」之中。在「肯定社會」一節中，韓炳哲先後提及透明暴力將帶來全面的肯定，使人均值化為相同系統的功能要件，最終導致認識不可能——自我與他者——與主體性之消失。
當事物驅逐任何的否定性，當它變得平順且被整平時，當它毫無抵抗地適應了資本、溝通與資訊的平滑流動之中，便會陷入透明之中。當行為變得可資運用，當它被收編在可計算、可調節以及可控制的過程中，便變得透明。當時間被整平以成為可得支配現在的順序，也就變得透明；未來也就因此為了更好的現在而被肯定化。透明的時間就是一個沒有命運 (Schicksal) 與事件發生 (Ereignis) 的時間。（略）如果事物拒絕了它的獨特性，還把自己完全以價格來表述，它就變得透明。金錢，使得所有的東西都得以相互比較，也消滅了萬物的不可度量性。透明社會便是相同的地獄 4。
關於認識的過程，韓炳哲引用了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的看法，若要真確地認識對象的存在於其與其他事物的關聯，不能不訴諸否定性：「精神只能透過在絕對的內心矛盾中找到自我，來獲得他的真相5 」，真相的追尋單靠肯定性不足以為立，毋寧必須轉向否定性。來回於肯定性與否定性的辯證運動，對黑格爾來說，固然是精神於觀念的理想層次與現實的經驗世界中來回輪轉以追求實在之過程，卻也在當代社會哲學的詮釋下，轉化為人之主體性建構過程；我們無法獨自認識自己為主體，毋寧須有他人之協力，方為可能。韓炳哲便認為，對於世界的把握，包括人對自我的認識，便是建立在肯定 (Positivität) 與否定 (Negativität) 的辯證運動之上。 然而，透明則會消弭否定性，讓整個社會剩下肯定性，使認識對象完全一目瞭然地攤在觀看者面前而沒有任何回應。
對象一開始是對立的，其面對著我、對著我丟過來、對著我而立、反對我、違背我並促成對抗。對象的否定便在其中6 。
如果把我們對於他者的直觀認識理解為肯定地認識，則他者作為我們認識對象給予我們的回應，便是否定地認識。二者或有相同，或有不同，其中便產生有歧異的空間，也產生了理解甚至是詮釋不同的可能，更因此產生了自我與他者的對話可能，在其中我們得以透過說話與聆聽與他者產生聯繫。人際關係於焉得以開展。
但是，如果我們處在一個全然透明的社會之中，缺乏了否定之他者 (Anderssein) ，在我們與認識對象之間，就只剩下單面向的的肯定，而消弭了否定的可能；在認識的過程中，沒有了來自他者的回應，只剩下從己身出發的單方向認定，我們無從完整地把握所欲認識的對象。
一如前揭引言所述，韓炳哲所謂的透明並非物理上的穿透、取消物體的邊際及其在世界所佔有的質量，毋寧是將所有一切萬物化約為一個特定的共同標準：資本，或說是金錢。如果我們把所有的東西都用金錢來衡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就只會剩下金錢與商品之間的關係。
另外一個更為鮮明的例子，或許是「時間就是金錢」這句來源難以考據的標語。以此出發，所有時間的利用，都宛如金錢的投資般，必須要是精準的、有收益的。當我們把時間花在沒有任何效益的活動上時，便會得到浪費時間的批判——即便是休憩，也是因為我們能夠從中獲得再繼續工作的動力而仍然有所收益；耍廢則是千萬要不得。於是乎，我們彷彿就像是一個被安排好、受有程式編寫的機器，而不是一個人。
驅逐他者開始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毀滅過程，也就是自我毀滅 7。
若我們把所有的人、事、物都化約為可以度量的金錢，收編在資本市場之內，最後也會如此地看待自己，把自己看成一個可以提供效益的人力 (manpower) ，而不再是活生生的人。將他者轉換成可以量化的金錢，便是將所有我所不得而知的他者化約為我所可以掌握的單位，最終也會把自己收歸於這個化約系統之中。萬物的差異於焉消逝，皆屬相同 (Gleiche) ，主體性之建構也就絕無可能。
說到主體性之建構，就提醒了我們，人之所以作為主體，在於展現自主性 (Autonomie) 之自由。然而，韓炳哲剖析，透明之下，人們心中那個無從言說的區塊，也被迫攤在陽光之下；沒有那個黑暗的房間，也沒有難以名狀的意志自由，更沒有私領域的存在。相伴而來的主體消解，更映照出自主性之抹去 8。
對此，韓炳哲援引賽內特 (Richard Sennett, 1943-) 的觀點來說明透明與自主之間的矛盾；賽內特肯定心理學家溫尼考特 (Donald. W. Winnicott, 1896-1971) ，認為自主是一種區別自我與他者的能力 (Fähigkeit) ，對他者自主的感知建構了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差異，例如嬰兒在觸摸母親時可以得知母親是一個有別於己的存有，因而對於自我與他者之間的社會關連具有正面之功效。溫尼考特進一步將自主描述成一種以感知他者為基礎的力量 (Stärke) ，連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非孤立或分離人際。透過對他者讓我們產生自己作為個體乃至於主體的自主感受，我們便得以尊重他人且為他人所尊重，但這個過程並非單向且一蹴可幾，毋寧須不斷更新；隨著不同社會狀況之間的改變，我們可能失去自主，然後再次獲得。在此變動之中，自主與人際關係才得以建立起來。
當我們收編所有人、事、物於可資運算、可資利用的金錢或資本時，便驅逐了他者之於我的否定性；他者對於我而言，便不再是一個獨立於我、面對著我而存在的他者，毋寧是收編在金錢的資本市場之中，可資計算，可資衡量。反之亦然。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於是消散於相同的透明之中，互為計算而不見人作為主體展現自主之可能。剩下來的，只不過是機械式的物理反應，給予既定的條件、產出可知的結果；特定的動機促使著人們有著相應的行為，既可以被理解，也可以預測。自我與他者因此全然相同，也因此透明。
全然透明之中，既無認識之可能，亦無主體建構之可能。據此為立的人際關也隨之消逝，成為死的關係 (tote Relation) 。
※後記：感謝哲媒作家江伯瑩女士、陳康寧先生、蕭育和博士與哲媒主編孫有蓉博士於本篇文章的多次審閱與協助；這篇短文的成就，皆來自於他們的協力。文責由筆者完全承擔，乃屬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