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武漢肺炎疫情持續，今年由丹麥哥本哈根大學齊克果研究中心主辦的 2021 齊克果國際學術會議 (SKC Annual Conference 2021) 改為採取線上形式，於 8 月 11 下午至 13 日下午期間舉行並完滿結束。本年度會議主題為「齊克果與身份、性別及性」 (Kierkegaard and the Question of Identity, Gender, and Sexuality)，是次會議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一共六十多名學者參加。

老調重彈？「齊克果是個人主義者」的爭議

會議首日，丹麥哥本哈根大學齊克果研究中心主任 Joakim Garff 教授首先致歡迎辭，為 2021 齊克果國際學術會議揭開序幕。會上部分論文匯報引起了與會者的熱烈回應，例如 Henning Nörenberg 的〈身份政治：齊克果主義的回應〉(Identity Politics. A Kierkegaardian Response) ，從存在主義立場批評以特定少數群體的共同利益為抗爭目標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例如黑人，婦女，LGBTQ+ 社群等。黑人民權運動就是經典的身份政治運動例子。），過度簡化當代社會壓迫者與被壓者之間的關係。

事實上一個人往往同時擁有多個身份，而他受壓迫亦並非單單因為自己某一個身份標籤。例如一個草根階層的黑人同性戀者工人受到資本家剝削，從馬克思主義立場來看，完全是階級問題，跟這位工人的性取向及種族無關。但齊克果對身份政治的批評並不在於此，而是在於：身份政治強行將複雜的個人約化成某一個「受壓迫群體」的成員，而忽略了其獨特性。不過 Nörenberg 不滿齊克果僅僅停留於強調個人不能約化成某一群體的成員，認為齊克果哲學無法就個人受壓迫的社會問題提供政治行動方向（好像身份政治一樣），因而希望建構一套新的齊克果政治哲學。

此論文之所以引起爭議，是由於 Nörenberg 採用齊克果的主要批評者，阿多諾 (Theodor W. Adorno) 對齊克果的閱讀，斷定齊克果是個人主義者 (individualist)，認為齊克果本身欠缺對社會性的關注，因而需要使用其他哲學資源（例如拉康精神分析）去彌補其不足。然而，過去十年的齊克果研究已指出齊克果晚期的日記手稿中已經提到社會性的問題，因此說齊克果無視社會性乃是不公允的批評。

跨性別問題

另一篇值得令人留意的論文是 Henrik Jøker Bjerre 的〈他者的優先性：齊克果及拉康下的性別關係〉(The Priority of the Other: Sexual Relations in Kierkegaard and Lacan) ，本文嘗試把齊克果及拉康精神分析應用於分析跨性別，引起了不少爭議。Bjerre 嘗試將齊克果《致死之病》之構架應用於解構跨性別，即跨性別擁有「不想成為自我」（原來的性別）以及「想成為自我」（新的性別）兩種意志之對立與辯證關係。

但本人當場回應指出，《致死之病》認為，「不想成為自我」及「想成為自我」涉及否定當下的自我存在，但從人來看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否定自我存在等同死亡。齊克果認為，由於人無法依靠自身達至自我實現，人只好透過上帝來達成。因此，如果我們不能把跨性別提升到宗教性層面處理，則我們只能說跨性別者必陷入無法實現「改變性別」的自我實現。就此，Bjerre 回應指出，他是站在精神分析的立場，並以齊氏哲學為輔助，描述跨性別現象，因此如何令跨性別克服其絕望已超出其範疇。

會議最後由 Joakim Garff 總結；Garff 感謝所有與會者參與，並期望明年能恢復實體的學術會議，並歡迎大家屆時親赴哥本哈根參加會議。

過於強調「政治正確」的齊克果研究？

雖然是次會議首次以線上形式舉行，令與會者失去在會後用膳交流的機會，但剛巧會議舉行期間，在香港政府的瘟疫暴政措施下，本人被迫接受七日的家居隔離。在中港澳地區接近封關鎖國、飛機票價高昂的情況下，線上會議形式讓大家克服了不少參加學術會議的困難。

本屆齊克果國際學術會議以性別議題為研討主軸，而這亦是齊克果研究較少觸及的面向，整體的討論氣氛以及研究方向因而充滿了厚重的 LGBTQ+ 及女性主義的政治正確身份政治。齊克果本身是一個信仰及道德的保守主義者，首先他很可能不會同意與會者將其哲學扭向性別議題的研究方向。雖然跨性別涉及自我實現的問題，這一點直接與齊克果《致死之病》的理論相關，但是其他議題，例如酷兒、同志議題，並未有跟齊克果哲學直接相關，把這些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等思想關心的議題，強行加諸在對齊克果文本的詮釋上，實有穿鑿附會之嫌。

例如，Carlota Salvador Megias 的論文〈在其影像中我建構了自我：對《誘惑者日記》酷兒/跨性別的反閱讀〉(In Whose Image I Form Myself: A Queer/Transgender Counter-Reading of  "The Seducer's Diary" )，就是將原本齊克果在《誘惑者日記》所關心的罪性等宗教背景拋諸腦後，把當代「酷兒」的概念強行套用於文本詮釋之中，而理由只不過是齊克果在寫作《誘惑者日記》時同時以男主角及女主角的第一身敘述這二人誘惑與被誘惑的關係。可是本人卻認為 Megias 的「酷兒詮釋」與齊氏之文本欠缺相關性，因為《誘惑者日記》所描繪的男性與女性性別身份，恰好是強化了「男女性別二元」，而酷兒卻是反對男女性別二元的。既然如此，我們又怎能把《誘惑者日記》的男女主角說成是「酷兒」呢？

如果我們繼續強行將當代性別平權概念加諸在齊克果身上，而忽略文本脈絡與其宗教背景，只會產生更多曲解及誤讀。

缺乏宗教面向的齊克果還是齊克果嗎？

最後，本次會議除了 George Pattison 的論文〈「但我甚麼也不是」：從齊克果女性筆名默想〉(But I, I who am nothing: A Meditation by Kierkegaard's Female Pseudonym) 仍是關注齊克果的宗教性問題外，整體的論文匯報與討論皆帶有「去宗教化」的傾向。在性別與種族平權的風潮下，社會對於一切帶有基督宗教色彩的事物生厭，在學術界亦似乎有這傾向，好像哲學研究必須跟平權議題扯上關係才有價值，才值得申請研究資助，而齊克果本人的哲學關懷以及理論問題，竟然成為次要。這正是我對當代歐陸哲學，特別是齊克果哲學研究的擔憂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