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娜塔麗‧魏登費爾德 (Nathalie Weidenfeld)、猶利安．尼達諾姆林 (Julian Nida-Rümelin)
我們正處於六○年代晚期的一座愛爾蘭小鎮。小男孩派翠克 (Patrick) 站在鏡子前，穿著一身碎花洋裝、雙唇塗得紅紅的。他打從有記憶以來就覺得自己是女生。他的繼母看到鏡中塗著紅唇的他時，對他尖叫。她把他抓進浴缸裡，粗暴地用肥皂刷洗他，好像可以把他想要成為另一性的渴望洗掉似的。畢竟，其他人該怎麼想呢？難道他想在其他人面前將全家捲進這攤不可見人的污泥中？但他學校裡的老師和校長也不太理解他那些所謂違背常理的傾向。一個想要變成女孩的男生——那是不正常、不端莊、不道德的。不過，正如尼爾．喬丹 (Neil Jordan) 二○○五年的電影《冥王星早餐》(Breakfast on Pluto) 一再地向我們展示的，不道德的並不是男孩，而是那個本性虛偽、暴力的社會。
當派翠克或「小貓」（他自稱的暱名，也希望別人這樣叫他）年紀夠大的時候，他收拾行李、搬到倫敦，總算能夠自在地活出自己的性向認同。他把頭髮留長、把長褲換成裙子，並畫上女人的眼妝。隨著他變得愈來愈女性化，他談戀愛的對象也變得愈來愈有男子氣概。即使他們後來都讓他失望——或更準確一點，「她」——小貓總是滿懷希望地能夠遇到新的男人。
「如果你回到家，看到我躺在地上⋯⋯你會帶我去醫院嗎？」她含著媚眼問了每一位新的潛在情人這個問題：「你也會帶巧克力夾心給我嗎？」
在她的幻想中，小貓是一個脆弱、忠貞的女人，只有男人的愛可以為她帶來救贖。於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戀情中扮演著超級女性化的順服角色。即使她的第一任男友——搖滾歌手比利 (Billy) ——將她安置在破爛的拖車中，好讓自己清淨地在國內各地巡迴，只有偶爾會來她家找她，而她也心懷感激地接受了這般順服的家庭主婦角色。她很高興能夠待在拖車裡打掃環境、準備餐食度日。她冷靜地忍受他自私的天馬行空，她也接受他為愛爾蘭恐怖組織「愛爾蘭共和軍」(IRA) 工作的事實，即使那讓她的生命陷入危險。
她過著極端的生活，而她的生活目標就是被男人愛與保護。作為某種女性形象的諷刺刻畫，她步履蹣跚地穿梭在這個世界當中，準備好隨時將自己獻身給男人，並徹底臣服於對方的權威與保護之下。當小貓被誤認為愛爾蘭恐怖分子而入獄時，她的受虐狂受難記來到劇情高潮。她任由自己受人毒打、羞辱，而且她不但沒有哀求施虐者饒過她，反倒拜託他們把她留在牢獄裡。小貓的絕對忠誠令調查官困惑不已，到最後他們不但放棄追究，甚至更反過來幫助她。小貓過剩的女性特質成為了她最強大的武器。
當然啦，這樣的女性形象並不符合特定的女性主義訴求，也就是主張女性唯有不當家庭主婦或處於附屬角色時才能夠實現自我的觀點。尤其在《冥王星早餐》劇情設定的時空背景下，有一個強勢的女性主義敘事儼然成形：家庭主婦所做的只有照顧丈夫與孩子，而這樣的女性於內心層面無法獲得自由，也無法成為自己。這種受人壓迫、絕望又無法進行自我反省的（負面）家庭主婦套式之所以會在西方文化中興起，很大一部分可以歸功於像是在一九六三年出版《女性的奧祕》(Der Weiblichkeitswahn) 的美國女性主義者貝蒂．傅瑞丹 (Betty Friedan) 等人。這種套式一直持續至今，甚至在當代文化中形成一種尤其具有爆炸性的力量，好比美國影集《廣告狂人》(Mad Men) 中絕望的家庭主婦角色——貝蒂．德雷柏 (Betty Draper)。
儘管《冥王星早餐》內對女性氣質的描繪在女性主義者看來很有問題，但至少經過仔細審視之後，影評稱讚電影將主角設定為跨性別者，向觀眾展示局外人在社會上生存的困境。近年來，跨性別者獲得愈來愈多關注，而這個現象似乎也愈來愈能實現某種象徵性的功能——如果可以接受跨性別者的話，就代表他們已經戰勝了傳統規範及父權體系，而那也是隱藏在其中的訊息。
我們可以在同性戀評估中找到相似的矛盾情境。過去有很長一段時間，同性戀之所以會受到詆毀，有一部分能夠歸因於「同性戀的誘惑」的論點，而這個論點也跟法律相關。我們應該要不斷地保護年輕人（男性），這樣一來，他們才不會面臨同性戀現象，或是年紀輕輕時就接觸到同性戀的追求。關於這一點，適當的回應是要清楚地表達同性戀並不是罪，而且同性情欲的生活型態就跟異性情欲一樣令人感到滿足，更重要的是人的自決權，不論是國家或社會都無權以審判權威的姿態介入。不過，在許多文化中，大多數人仍無法接受這個觀點，所以人們改訴諸於一個實證式的論點：個人經驗——也就是與同性戀接觸的經驗——並不會影響性向，不論你本人是否為同性戀皆然。
另一個不一致的例子是陰陽人的評估。過去有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在處理生理性別不明確的陰陽兒童時，是由醫生透過外科手術的干預及調整內分泌的方法來決定孩子的性別——換句話說——以糾正第一性徵的二元呈現，並在接下來的人生中以賀爾蒙鞏固選定的性別。這種作法背後的概念是，如果我們在童年初期就將性向定義完成，那社會與文化角色也會固定下來，進一步穩定整體性別認同。然而，許多接受過這種生理學操作而得到明確性別身分的人，即使在本身不知情的情況下，仍覺得自己屬於另一個被醫學方法抑制下來的性別傾向。人們一直到後來再也無法忽視這項事實了，才開始質疑這種作法的正當性，許多國家也才紛紛禁止它。
二元性別秩序的刻板印象將性別角色與實踐編成固定典範，也限縮了個體的自決權。因此，七○年代以降的女性主義的一個關鍵動機便在於反抗這種刻板印象。理想上來說，主張平等的女性主義者認為性別身分認同應該要被弱化，讓它在公眾生活中頂多只扮演附屬的角色。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他們會蔑視特別強調女性氣質的女人（見第十三章普什與史瓦澤的對談），同時批判那些強調典型男性特徵的男子氣概行為。於是，他們採用一種實證式論點來支持消除差異的企圖，那就是：性別特徵並不是天生，而是人為的，至於物理差異可以追溯回文化差異。
生物學這一門科學素來被指控為「生物主義」(Biologismus)，也就是將文化解釋模式投射至生物學——其背後的基礎正是物理「本質主義」。然而，與此同時，女性主義運動也採取了另一種本質主義策略，那就是將性別身分認同標榜為一種文化建構。於是，多數參與酷兒及跨性別運動的知識份子採用文化研究中稱為「性別建構論」的理論，並非偶然。例如哲學家朱迪斯．巴特勒在她的書寫裡主張應該要將性別視為一種透過表述行為鞏固或不斷證實的特徵。同樣地，在這個例子中，本質主義與建構主義之間也存在著矛盾——我們不能針對不同例子、根據當下的策略目標一一採用不同的解釋模式。
還有另一個矛盾的例子是關於所謂的「排跨基女」（TERF；排除跨性別的基進女性主義者）的爭論。之所以會掀起這場爭論，是因為《哈利波特》作者J．K．羅琳 (J. K. Rowling) 等人反對讓跨性別者使用女用廁所。其中，羅琳的理由是那樣做會有男性藉此入侵女性領域的風險。這個論點屬於本質主義，她拒絕將性別身分的文化建構套用至跨性別的情境，並因此也隱晦地表達了性別身分的不可取得性；換句話說，其中一方是女性，另一方不是——我們既不是被他人塑造成特定性別的，也不能把自己變成那個性別。
以上這三個例子——同性戀、陰陽人與跨性別者——都顯示出這種敘事的內部矛盾，因為我們無法同時代表兩種立場，包括：性別身分為文化建構，而遺傳並不相關或只扮演附屬角色，但另一方面又認為性別身分是無法取得的東西、無法透過外在影響操控，也不僅止由文化建構而成。
※ 本文為商周出版社授權刊登之書摘，摘自 (2024). 性、愛欲、人文主義. pp.204-211，文章標題由編輯團隊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