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Steven Nadler
一六六一年初春，英國皇家學會通訊祕書亨利．奧爾登堡正在進行他的定期歐洲旅行。他的旅途行經阿姆斯特丹和萊頓，沿途拜訪老朋友，也結交新朋友。此行的目的是擴大他已經相當廣泛的人脈以及科學研究合作機會。他抵達荷蘭共和國時，聽說有一位天才的年輕哲學家和鏡片打磨師（同時也是一位被驅逐的猶太人）曾住在阿姆斯特丹，現在則住在萊頓郊外的小村莊。這件事引發了他的興趣，部分原因是他聽說過這個年輕人對透鏡和光折射的研究。於是，這位年輕人（也就是斯賓諾莎）在萊茵斯堡定居後不久，奧爾登堡就特地去拜訪了他。兩人在哲學和科學領域上有許多共同的興趣，包括化學和光學方面的最新進展（他們討論了羅伯特．波以耳的實驗等議題），之後兩人很快就展開了熱烈的通信。斯賓諾莎現存最早的一些信就是一六六一年秋天與奧爾登堡的一系列通信交流。在其中一封信裡，奧爾登堡激勵兩人「以真誠的友誼聯繫彼此，讓我們透過各種善意和管道來培養彼此的友誼」。1
我現在正在撰寫一篇對於《聖經》看法的論文。促使我這麼做的原因有三：一、神學家的偏見。我了解到這些偏見是阻礙人們把精力投入哲學的主要障礙。因此，我想致力於揭露這些偏見，並將這些偏見從聰明人的頭腦裡移除。二、一般人對我的看法。一般人經常指責我是無神論者。我也只好透過解釋，盡量澄清這樣的指責。三、哲學思考的自由以及暢所欲言的自由。我想要完全證明這些自由的重要性，因為在這裡，一切意見都被傳教者的過度權威和自負所壓抑。4
《倫理學》是一部涉及面向廣泛的作品。此書影響最深遠的貢獻可能是在形上學領域。透過發展嚴謹的命題和考究的注釋，斯賓諾莎針對上帝、宇宙和人類的本質，提出了大膽激進的革新思想。然而《倫理學》也是（甚至主要是）一部道德哲學作品。該書第一部分至第三部分的形上學、知識論和心理學為斯賓諾莎對人類自由、美德和幸福的看法打好了基礎。斯賓諾莎的目標是解釋美好生活的內涵，以及如何在一個對人類漠不關心的決定論宇宙中達到某種程度的幸福。就這方面而言，儘管該書的寫作風格是偏向客觀、非以人為中心來書寫，但同時它吸引人的地方也在於人類個體和自我最關注的問題：如同所有生物的生存動機，當一個人出於自身利益為了維護自身存在的意志，面對外在世界的壓力時（其中許多壓力將打擊他努力生存的力量），他要如何追求幸福？
斯賓諾莎在《倫理學》中也提出一些社會倫理學和政治哲學的問題。由於所有個體在追求生存和發展的過程中，都會努力維持甚至擴大自己的力量，因此很自然會產生各種衝突（特別是當情緒支配了這種努力，且自己的力量又試圖爭取他人也渴望的外在事物）。在為了自己所珍視的事物競爭時，人們會經歷羨慕、嫉妒、愛、恨、希望和恐懼。然而，具備美德之人是受理性支配的，他們不僅能看到稍縱即逝的「好東西」對真正的幸福毫無益處，還會認知到，只有和其他具有理性與美德的人（他們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善並加以追求，不斷地自我發展）相處時，才最能孕育出自己的幸福。這樣一來，他會善待他人，並幫助他們朝著理想狀態前進。儘管如此，斯賓諾莎仍然認為，國家是必要的，因為事實上並非每個人都是根據理性行事。「自然狀態」可能造成危機——當每個人都不受約束地追求他想要的東西以及他認為（通常是錯誤地認為）符合自己最佳利益的東西，國家能在這種充滿敵對關係的環境中，提升我們生命財產的安全；以及為了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例如更理性的生活、實現人類的自我發展，個體應將他們的許多權利轉移給負責制定和執行法律的政府。
然而，《倫理學》並不是一本真正的政治哲學著作。整本書只有在第四部分簡短討論了政治哲學議題。在這部作品中。斯賓諾莎更關注的是個體的「救贖」和「恩典」。透過這兩種性質，人可以運用自身的能力最大化自由（自由在此理解為理性自主，即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善，並以此準則生活）和幸福。誠然，斯賓諾莎的看法是如果所有人都是理性、善良、自由的，那麼國家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簡而言之，斯賓諾莎在《神學政治論》一書中所展現的雄心壯志並不亞於他在《倫理學》中展現的，甚至前者的結論更加大膽且開放。就如同他在該書的副標題中所述，斯賓諾莎撰寫此書的目的是為了表明「為了保持虔誠以及維護荷蘭共和國的和平，哲思自由應該被允許。但另一方面除非我們擁有虔誠之心以及國家和平，否則這種自由也不可能得到保障。」換句話說，《神學政治論》要發展的是支持現代國家中，思想和表達自由的論證，並且主張應將哲學和宗教分離，以實現這種思想和表達自由。哲學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和知識，宗教的目的是追求虔誠或服從的行為。因此，理性不該是神學的僕人，反之亦然。當宗教試圖限制智性的探索和思想的自由，它便越界了。
為了達到這個具有爭議且高度政治性的目標，斯賓諾莎必須嚴肅地拆穿許多宗教教條的假面具。針對那些善於操弄人民的教會（尤其是在荷蘭共和國的教會），他需要削弱或至少解釋清楚他們用來掌控公共生活甚至私人生活的基本原則，以及其背後的真正含義。因此在《神學政治論》中，斯賓諾莎提出一個化約的說法來解釋預言和奇蹟，並揭露教派宗教的迷信信仰，同時主張宗教慣例和儀式與「真正的虔誠」無關。此外，還有一個也許是最大膽的主張：他認為《聖經》是神職人員用來控制信徒最有力的工具。事實上，《聖經》不過是一部由許多作者在不同時間創作的人類文學作品，而且這些作者的觀點還經常互相矛盾。
當然，這樣的主張會讓許多斯賓諾莎同時代的人們感到不安。更令人擔憂的是，儘管《神學政治論》是用拉丁文寫成，但書中的概念和文字風格仍是相對容易理解的，也因此容易被認定是一本非常危險的書。雖然斯賓諾莎在該書的某些章節裡大量引用和分析希伯來文寫成的段落，這讓當時即使受過教育（以及熟悉拉丁文）的讀者也可能無法理解斯賓諾莎的某些論點。但是要猜出該書中的整體訊息並不是太難的事。
《倫理學》一書是為了相當狹隘的受眾而寫，主要讀者是哲學家，而且是那些讀過笛卡兒哲學的學者（包括斯賓諾莎在阿姆斯特丹的朋友們，他們研究過斯賓諾莎關於笛卡兒哲學原理的論文）、新亞里斯多德主義者以及當時的經院哲學家。這些人占據了荷蘭和其他地區大學的大部分教職，具備理解斯賓諾莎思想體系中特定語詞（「實體」、「屬性」、「模式」等術語）所需要的背景知識，同時也具備理解和評價其論證所需的技能。5事實上，《倫理學》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一件事：如果我們採納早期形上學的最基本範疇（即亞里斯多德學派和笛卡兒學派所共同採納的理論），並遵循這些形上學的邏輯推論，那麼我們必然能夠推論出斯賓諾莎的學說。換句話說，古典形上學認為實體是「存在於自身而不存在於他物」的東西，如果我們嚴格而一致地應用此概念，那麼最終代表只有一種實體存在，那就是上帝或自然。
相較之下，《神學政治論》的讀者雖然還包括哲學家，但實際上要廣泛得多。6首先，神學家也包括在此書的受眾之中。這裡指的神學家不僅是那些在大學教書的學者，還包括荷蘭歸正教會的宗教領袖（同時他們也是荷蘭共和國未來的社會和政治領袖）。正是這些權威人士的「偏見」限制了公民的思想，他們嚴格的道德政策如果付諸實行，還會進一步限制公民的日常行為。在教會中，這些宗教領袖之下的階層是牧師，亦即保守的歸正教會追隨者，藉著每週一次以滿足私利為目標的佈道會，迎合人們的迷信、操縱他們的情緒。這些傳教士可能會煽動他們的信徒反對某個城市的寬容政策。斯賓諾莎一度說他不推薦這些神職人員閱讀這本書，「因為我沒有理由期望他們同意我在書中所寫的任何觀點」。這是因為他知道「偏見以虔誠為幌子而深深扎根於他們的大腦。」7所以他當然不會天真到期望這本書會受到歸正教會領袖和神職人員的友好歡迎。相反地，他知道這些人會嚴厲地攻擊此書。但是，就算斯賓諾莎不是專為歸正教會的神學家們撰寫《神學政治論》，他在寫作的時候一定有考慮到他們。斯賓諾莎將這些人視為受過教育且有影響力的讀者，而且他們肯定會閱讀這本書，也可能理解（或甚至同意）其中的論點。甚至也許他曾懷有一種微薄（或徒勞）的期盼，希望這些人也能像哲學家一樣，因此書而「獲益匪淺」。8
該書更重要的受眾就是荷蘭的統治階級，他們是國家裡相對自由派的精英，統治著各省的許多城鎮。這些人主要是居住在阿姆斯特丹以及其他地區的專業人士、製造業家族和商業家族的後裔。他們在一六五○年代和一六六○年代透過荷蘭省議會以及省聯合議會（一個由各省代表所組成的聯合議會）掌握了政治權力，負責制定類似於國家政策的法案。他們往往厭惡教會干涉公共事務，且在知識、文化和宗教問題上也普遍傾向抱持一種寬容的態度。他們屬於「睿智者」 (prudentiorum)。斯賓諾莎在寫給奧爾登堡的信中曾表示，他把這群人視為該書的主要讀者。雖然這群人在許多方面看來仍然偏向保守的群體，因為他們是從維持政治現狀中獲利，但是這個統治階層的成員應當會同意《神學政治論》中的大部分神學與政治論述。之後我們將會看到，如果斯賓諾莎想讓他的作品對荷蘭共和國的政治產生實際的影響力，這類人就是他必須說服的對象——特別是針對政治和宗教權威之間的關係，以及在捍衛宗教寬容和思想寬容上。
最後，用斯賓諾莎自己的話來說，《神學政治論》的論點也是針對「哲學讀者」而寫的。「哲學讀者」一般指的是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家，包括大學教授以及獨立知識分子。雖然說斯賓諾莎懷疑他們早已知道此書所寫內容之重要性，他在書的開頭寫道：「我相信，哲學家們對本書的主要論點已經有充分的了解。」9但是仍然將他們視為讀者受眾。此外，「哲學讀者」這個詞其實也包括任何有學識的讀者，這些人在閱讀這本書時能夠不帶偏見。畢竟，偏見通常支配著大眾的思想，讓他們衝動地譴責事物。但這些有學識的讀者「只要不把理性當作是神學的僕人，就能更自由地進行哲學思考」。10這樣的讀者會是一個思想相對開放的個體，一旦他確信哲學不會破壞內心的虔誠或威脅到救贖，他就會認真研究哲學。這樣的讀者只需知道，他對上帝的愛以及對《聖經》的尊重，與真理的自由探索並不衝突。兩者甚至可說是獨立的事業。
所謂的「哲學讀者」也包含斯賓諾莎自己的朋友以及他在阿姆斯特丹和其他地區的宗教和哲學同好。這當中一部分人是真正的自由思想家和世俗知識分子，對任何形式的宗教都不感興趣，但大多數人仍然相當虔誠，雖然從荷蘭歸正教會的立場看來，這些人的宗教觀點也並不正統。他們被稱為「無教會基督徒」(Chrétiens sans église)，11屬於十七世紀在荷蘭興盛的一些異議歸正教派。這些荷蘭教友會12、貴格會、重浸派和門諾會成員是當時真正的宗教改革者，也或許是最能認同斯賓諾莎新作品的讀者。他們反對歸正教會的階層制度以及教條教派主義，轉而尋求一種更平等、更內在取向的教義。他們都相信，真正的基督教不應教導人們懺悔。從他們的角度看來，基督教的精神在於對人類同胞與上帝的福音之愛，以及對耶穌基督原話的服從，且不受任何神學詮釋的影響。尤其是荷蘭教友會成員（斯賓諾莎的幾個親密好友也是其成員）堅持認為，除了耶穌原話中包含的一些簡單而普遍的真理外，每個人都有權利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東西，且不該因為自己的信仰而騷擾他人。此外，不可能透過任何迷信的儀式、符號，或是邪教組織來達成救贖，而必須透過一種發自內心的信仰來獲得。教友會成員們也不需要牧師，且反對任何與基督式自由不相容的宿命論。他們的核心價值是反教權，希望將基督教從制度化的宗教以及對崇拜和教徒行為的嚴格限制中解放出來。對這些異議教派來說，道德行為比任何宗教教條都來得重要。如果正統的喀爾文主義者13再次成功掌權（在一六一八年，喀爾文主義者已經對荷蘭歸正教會進行了一次清洗，並在多爾德雷赫特舉行的會議上譴責了從歸正教會中分裂出來的新教抗辯派〔Remonstrants〕），並將他們的生活方式進一步強加於荷蘭社會的話，那麼這些異議教派將會遭受嚴重打擊。
綜上，《神學政治論》擁有多元的目標受眾，其中包括該書瞄準的首要讀者，亦即政治領袖，還包括宗教異議分子和進步派知識分子（也就是那些實際與潛在的「哲學家」）——若此書要宣傳的理念為社會所接受，這些人也將從中受益。
然而，《神學政治論》絕對不是為大眾所寫。至少斯賓諾莎是如此設想。他說：
我知道大眾既不能擺脫他們的恐懼，也不能擺脫迷信。他們頑固不化，不受理性的指引，而且他們對事物的讚揚和譴責都是受其衝動所支配。因此，我不會要求普羅大眾閱讀這本書，也不會要求那些同樣衝動的人們閱讀此書。事實上，我寧願他們完全無視這本書，也好過讓他們成為令人討厭的人（因為他們很可能會依照自己的習慣來曲解此書）。14
※ 本文為麥田出版社提供之文摘，摘自 (2022). 不馴的異端. pp.44-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