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來的國際局勢詭局多變，從俄烏戰爭、美中衝突、到臺灣海峽逐漸升高的軍事威脅，都讓我們深刻感受到不同價值觀之間，幾乎沒有妥協空間，衝突一觸即發；而在尊重多元的氛圍下，臺灣島內的各種紛爭也已成了生活日常，同婚爭議、能源政策、死刑存廢、統獨爭議等等不同議題的公共事務，時不時就會重新被拿出來討論，多元價值競爭的紛擾從未平息過。哲學在面對如此實際且迫切的多元價值衝突時，能提出什麼有用的建言或解方嗎？
講座一開始，鄧育仁先就他這本書的寫作進行定位。他提到，從哲學思想的發展歷史來看，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第一哲學」，若以歐美西方哲學的發展歷程來進行簡單劃分的話，兩千多年前，神話開始退位的古希臘時期，那時的哲學家思索如何整全有次序地了解萬事萬物，這時哲學所追求的是神性般的智慧，因此形上學成了第一哲學。到了啟蒙時代，哲學追求拓展人性智慧的種種可能，這時知識論是第一哲學。二十一世紀則是價值觀非常多元紛爭的時代，鄧育仁認為我們要打造新的哲學，從公民的角度出發來研究與面對這時代最關鍵的問題：多元價值的紛爭。他在本書中花了三個章節討論該如何從公民角度來開展、出發、重設框架 (reframing)，重新問出不同於之前的哲學問題來。
他也特別澄清說，第一哲學指的並非最基本（基礎）的哲學，而是在面對我們這個時代時，那些最關鍵、最具挑戰性的問題的哲學。而他之所以選擇中文進行書寫，是基於他思想的發源位置——臺灣，在面對美中關係之巨大變局即將展開的局勢下，處於中間位置的我們該怎麼處理價值紛爭、制度衝突等問題。這對臺灣來說不僅是個現實且迫切的問題，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關鍵期。
他認為，在臺灣有兩個重要但一直沒有說清楚的概念：多元價值和命運共同體。他在本書中藉由「自由選擇」和「因果關係」的論述，進一步推出一個融合多元價值與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論述，提出他公民共同體的觀念。
就人類文明的發展來說，本書的結論是，古希臘哲學時期發展神性智慧，啟蒙時代則是發展人的理性可以擴展到什麼程度，而二十一世紀作為一個心智多樣 (cognitive diversity) 的時代，我們要打造一個，藉由多元價值跟命運共同體結合起來，以臺灣為起點，但不侷限於臺灣的，一種心智多樣性的文明。
與談人謝世民首先提到，鄧育仁於 2015 年出版的《公民儒學》最後一章談的就是公民哲學，連同今次這本《公民哲學》，從這兩本書的豐富內容可看到鄧育仁的宏大計畫。
無獨有偶，2021 年林安梧出版了《當儒家走進民主社會》，謝世民認為值得來與鄧育仁這本《公民儒學》兩相對照。強調內聖外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儒學，該如何進入民主社會？當代新儒家的作法是從儒家傳統的理論資源中尋找證成民主的道路；然而林安梧在他的書中提出了有別於新儒家的進路，指出儒學面對民主時代，需要做的是「外王內聖」的公民哲學，亦即把民主當作既存事實來接受，再從民主政治的學習接受過程中，回頭來看修身的德性要怎麼在民主社會中重新理解與詮釋。但面對外王的部份，作為理論起始點，由於沒有太多資源可以談，就像西方的民主踐行一般，只能從實踐中慢慢學習，慢慢調解外王、調解民主制度。
謝世民進一步說，林安梧的公民儒學把「修身」視為現代公民可以從儒學獲得的資源，這樣的儒學是民主社會下的儒學。對比於鄧育仁，則是把儒學視為解決公民間之深度歧見與多元困境的方法之一。顯見兩人雖然都談公民儒學，但問題意識有所不同。
對此，鄧育仁回應說他早先並不知曉林安梧在做公民儒學，不過他自己後來放棄「公民儒學」這個詞，直接使用「公民哲學」來代表他所要闡釋的概念。
謝世民接著針對書中的主要問題意識——公民社會中該如何面對無解的歧見——進行討論。他首先指出，現代之前人運用理性是不自由的。但運用自由後，卻對什麼是理性法則沒有共識，深度歧見 (Intractable moral disagreements) 可說是現代社會的特徵，是個人運用理性的結果。在國際政治中，我們很可以體會這樣的深度歧見，像是中東、俄烏、美中臺等等，這些衝突可能都是無解的歧見。而我們可以看到本書的最終目的是解決美中臺的深度歧見，透過哲學分析提供出一種謙遜的建議。
謝世民提到，面對深度歧見 ，哲學界較熟知的哲學回應是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觀點，用最簡化的方式來說，羅爾斯認為面對多元困境、公民以及組成的政府應該接受公共理性的誡命。然而鄧育仁書中對此觀點雖同情但卻認為不夠。謝世民提醒與會者，政治自由主義當然沒有這麼簡單，羅爾斯的論述內容也很豐富，在他看來也算是一種面對多元困境、深度歧見的公民哲學，是一種為憲政民主社會的公民所建構出來的公民哲學。他建議讀者可以對照羅爾斯的觀點來閱讀鄧育仁這本書。
而除了羅爾斯的公民哲學之外，謝世民也提到新士林哲學學派哲學家麥金泰爾 (Alasdair Chalmers MacIntyre) 作為對照，一般哲學上將其歸為社群主義、反個人主義。麥金泰爾是天主教徒，很自然地相信有自然法與人類理性，若然他就必須解釋為何會有深度歧見。麥金泰爾認為，深度歧見的現象只不過是實踐面向的問題而已，並不見得會威脅到教義的正確性與客觀性，甚或對信仰失去信心。因此對他來說，問題癥結點在於理性力量在實踐上無法發揮作用，因此我們需要尋找其他策略，來跟其他人一起建立更好的社會。而他所提出的策略是診斷分析別人的盲點，因為他相信，如果我們無法做出診斷，那我們的真理沒有達到確信狀態。
而本書提到的哲學家德沃金，其觀點與麥金泰爾有點類似，雖然他也談現實面的妥協，但仍然強調我們必須要知道真理是什麼，否則就無法知道什麼是可以妥協或讓步的，換言之他用「有原則的妥協」來面對深度歧見。德沃金提供了另一種「刺蝟正義」的公民哲學。
謝世民認為，鄧育仁在本書中似乎把德沃金主張的價值一體 (unity of value)，視為對價值多元的否定。然而，他認為根據德沃金的說法，這個評斷有待商榷，其一是德沃金區分了核心價值與非核心價值，而他並不否認非核心價值之間確有衝突。舉例來說，我們傾向認同交通順暢、完善醫療等等這些可欲之善，然而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投入改善交通就一定會減損醫療品質，這種善善衝突確實存在；其二是，德沃金顯然認為我們有許多不同的核心價值（不是僅有一個），像是自由、平等、社會互信等等，只是他堅持這些重要的核心價值是統合的，因而可透過詮釋互相調解而化解衝突。
根據謝世民的說法，德沃金從來不避諱談及社會中的深度歧見，主張道德與倫理、自由與平等、民主與個人權利、法制與正義、生命神聖性與女性自主抉擇權、生命神聖性與善終權等等的核心價值，都是奠基於同一來源——個人尊嚴，因為來源同一所以彼此之間不存在真正衝突。也因此，面對歧見的策略就是從來源進行詮釋，這也說明了為什麼他認為核心價值是一體的。因此，謝世民說德沃金當然支持可欲（價值）多元，也不會否認不同來源的價值之間可能會有所衝突。謝世民強調，這樣的釐清可以看到德沃金主張的價值一體並不排斥價值多元。
鄧育仁回應說他可以暫時同意價值一體和價值多元並不衝突，然而他認為，當我們在公共決策上必需要做出選擇時，具體情境就會有衝突。他認為這樣的衝突並不是「可欲之謂善」之間的善善衝突，而是不同心智運作模式——我們會怎麼樣來講道理、怎麼問問題、看問題、哪些視為相關、哪些又不相關——如何做出價值取捨之間的衝突。換言之，鄧育仁要處理的是公共政策上的具體衝突。
對此，謝世民再次澄清德沃金的觀點：就具體情境來說，不同人會選擇不同價值，或是對同一價值有不同理解，因此對後續如何做自然有不同看法，這些情況本就是事實。然而德沃金在談價值一體時，並不意指一個人可以說服另一個人，而是指我們對核心價值本身有一體的理解（正確的詮釋），而不是在說我們在實踐上會碰到採取不同價值的人。
鄧育仁進一步回應說，如果從心智模式來看，德沃金似乎從未完全展現出「價值一體」的論述。因此，他傾向認為價值一體是個理想，他也同意在個人層次可以擁抱這樣的理想，並運用這樣的方式來做出價值選擇。然而他認為德沃金在談各種價值衝突時，也不僅是在談個人層次的理想，而是要求我們要把社群一代一代傳下來的價值觀，用融貫的方式做出判決，因此有某種公共性的意味。所以，若是在這種層次上，德沃金要求價值一體，他認為可以被檢討、重新思考「價值一體」是不是我們當代民主憲政社會應該要秉持的原則，又要怎麼看待這種約束力。
謝世民說德沃金確實要求公民在實踐上以價值一體的方式理解核心價值，而當詮釋有所不同時，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民主程序來解決，也可以基於價值一體的詮釋提出批評，此外無法再做什麼。他認為鄧育仁在此似乎要我們放棄價值一體，進一步要求我們用實踐智慧進行調解。
《公民哲學》一書的英文書名為 Civil Philosophy，謝世民接著討論「公民」的概念。他提到十七世紀時，也有哲學家在爭論什麼才是對公民最重要的哲學，亦即第一哲學為何的爭論。一派是以 Pufendorf 和 Thomaslus 為首所引導的 the civil kingdom，另一派則是以康德和萊布尼茲為主導的 the kingdom of truth，這場哲學運動最後是康德這邊贏了。3
對此，鄧育仁回應說，他所談的 civil philosophy，並不是市民的意思，強調的是文明的意涵，類似「天下為公」的「公」(civic) 之概念。他認為臺灣處於兩個大文明的交會處：一邊是美國主導的，以羅爾斯和德沃金為代表，其哲學特徵是嚴謹的長篇論述、講究邏輯分析、概念分析的論證；另一邊則是強調經過歷史考驗的實踐智慧，其特徵則是使用經典的語言做表述。而他認為我們在面對重大問題時，可帶出東方傳統、經典語彙中的實踐智慧，藉此重新框架看問題，順著新框架重新展開相關觀念，看看會推論出什麼樣的結論來。他的取徑就是試著在這兩大文明之間，思考位於邊緣位置的臺灣可以從什麼角度做出新的思考的哲學。總之，他澄清其所謂的 civil 不同於西方傳統的 citizen 意涵，而比較偏向農業文明中的故事性發展，是在文明、民主憲政、多元社會、市場經濟之下，現代公民的意涵，這與康德那時的公民概念有所不同。
謝世民接下來針對鄧育仁在本書中的核心主張進行提問。他提到羅爾斯的哲學計畫是「政治性的自由主義正義觀，如何可能成為憲政民主社會公民 (citizen) 的交疊共識」，康德式地探問如何可能的問題。雖然羅爾斯並不確定這是否可能，但他試著透過哲學分析來探尋可能的條件，然而鄧育仁的公民哲學卻堅持多元困境之不可避免性，似乎是排除了多元共識的可能性。他說可能羅爾斯的看法太過樂觀，不過想進一步問鄧育仁，或許不必採取自由主義式的正義觀，但有沒有可能從東亞文明中的莊子、儒學的角度來形成交疊共識呢？
鄧育仁認為這是有可能的，然而就現階段目前歷史顯示出來的卻沒有這樣的共識，他認為可預見的未來也看不到。至於這種可能性的條件為何，則需要進一步的探討。
第二個提問涉及重新框架的質疑。謝世民提到，公民哲學中所強調的重新框架，是我們面對無解爭議時都會有的想法：跳開目前看問題的方式，重新框架後，可能就有解方、降低衝突。按照同樣的邏輯，以儒學之實踐智慧為本的調節應該也是多元框架下的一種新框架，其他以傳統智慧為本的調節也會是其他的框架，我們因此可以想像有多元框架的情況，這難道不會使我們陷入多元框架的困境嗎？
鄧育仁在此澄清說，在踐行上，我們必須納入歷史維度，這也是東亞文明注重歷史層面的特徵。他說每一代有每一代需要去調節的多元困境問題，困境是無解的，只能就具體情境，在歷史的維度中去進行問題的重新框架。他也進一步解釋使用「重新框架」的背景脈落，一是源自美國立憲時期一些人 reframe 憲法的作法，另一則是源自認知科學中經常使用的，對相關性或不相關性的重新調整。而之所以強調從儒學和莊子出發，是為了帶入歷史維度。但他說這並不是意味著重新框架後問題就解決了。他也再次強調重新框架的困難性，以他在書中對同性婚姻的分析為例，可以重新框架，但不見得真正解決了問題，只是改變了問題，同時他指出重新框架也只能在大家還願意講道理時進行。
最後，謝世民認為，容忍是《公民哲學》的核心主軸，最終來說鄧育仁仍是擁抱自由主義的，其新穎之處在於提出用重新框架去面對多元困境，他相信強調容忍的人，應該也會容忍那些拒絕用重新框架面對多元困境的人，如麥金泰爾。他也鼓勵有興趣的聽眾可以細讀鄧育仁這本內容豐富的書。
這場講座中的三位哲學家，各自從不同視角來解析當代多元價值紛爭的現象。秉持哲學傳統精神的，是以理性和啟蒙為核心概念的康德式解方；羅爾斯的公共理性和德沃金的價值一體詮釋，反應了當代自由主義下的進路；鄧育仁提出的「公民哲學」，則融合了對理性、平等關懷與尊重等元素，在這兩條路線之外，展現了一種屬於東方文化視野下的可能進路。面對多元價值紛爭的當代處境，在哲學研究的層次上，這些不同取徑的理論競爭才剛開啟新頁，不管哪個理論會勝出，這些討論都顯露出哲學研究對人類文明之未來的關切與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