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育仁（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所長）
林恩志博士與哲學新媒體創始人鄭凱元先生商議，接受本文〈公民哲學之對話中國〉初稿分六次（2022 年 6 月 15 日、6 月 22 日、6 月 24 日、6 月 29 日、7 月 1 日、7 月 6 日）在哲學新媒體線上刊登1。
隨後，在鄭凱元安排下，林恩志於 2022 年 7 月 31 晚間八點，以本文初稿為本，在哲學新媒體舉行「哲學家怎麼思考美中關係下的台灣？」線上座談。2022 年 8 月 27 日，我應邀接受哲學新媒體東亞哲學家線上訪談，由鄭凱元主持，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蘇子媖教授訪談，主題是「民主社會如何成為公民共同體？」。以下前四個問題是恩志彙整的，後三個問題出自子媖。我改寫了恩志彙整的第一個問題，以求得以在個人能力範圍內清楚回答問題。
問題一：本文論及「言論自由是不是基本人權」時，把政治言論當作一種參政權，因此，政治言論不在國際人權的保障範圍之內。這種定位國際人權的方式，固然可以貼近羅爾斯在《萬民法》裡提出的國度模式的區分，特別是可以因此合理地把善治國度定位在平等且可互惠合作的位置，把專制仁政定位在平等但需審慎對待的位置，或者，概括來說，兩者都不是眾民主國度及善治國度宜聯合起來防範、圍堵或制裁的不法之國。然而，這種定位國際人權的方式似乎會導致「民主國家可以不對外國人開放政治言論自由」的結論，這似乎不是我們可以合理想像的民主國度的言論自由。
回答一：在此值得附帶澄清一個問題：如果作為民主小國的臺灣可以依據「國際人權」的標準，來管制境內他國公民在意圖影響政局和選情的目的下刻意散播的政治言論，那麼作為非民主大國的共黨中國，不是也可以依樣畫葫蘆，依據「國際人權」的標準，來管制境內他國公民的政治言論？這樣的話，是否會令共黨中國名正言順地限制所謂的「境外勢力」影響下的政治言論，因此不利於推動中國落實言論自由的公民權利？
羅爾斯的人權適度範圍的約束，有個重要的論證目標，即以人權適度範圍去分判：在萬民法八原則規範下的國際基本秩序，哪些非民主國度是合法的，是民主國度可以平等對待並互惠合作的國度，哪些非民主國度是不法之國，是民主國度要聯合其他合法國度去防範、圍堵乃至制裁的國度，並且，在兩者分判之間，仍有怎樣可能的國度情況。羅爾斯對人權適度範圍的約束，是要提醒像美國這樣的民主大國，不要直接以民主憲政的原則，去分判哪些國度值得、哪些國度不值得平等對待，哪些國度可以互惠合作、哪些國度要被列為不法之國的。本文提出的國際人權概念，則是以更清晰、更原則性的論證要求，去做到羅爾斯約束人權適度範圍所要做到的。
這種定位國際人權的方式，貼近羅爾斯在《萬民法》裡提出的國度模式的區分，特別是可以因此合理地把善治國度定位在平等且可互惠合作的位置，把專制仁政定位在平等但需審慎對待的位置，或者，概括來說，兩者都不是眾民主國度及善治國度宜聯合起來防範、圍堵或制裁的不法之國。因此，國際人權也跟「世界人權宣言」、「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宣示的不同，後三者是民主國度的公民，包括臺灣民眾，所談的人權要求。不過，這樣的人權要求，不是現階段要直接用來作為防範、圍堵乃至制裁哪個國度的根據，而更好說是一種共同的期望、期待與期許，希望有朝一日所有國度都能落實，或都願意去落實，宣言和公約裡所有的權利要求。
問題二：本文通篇讀起來，似乎認為我們只能依靠跟仰賴美國，並且要非常在意美國的一舉一動，但是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美國作為一個邪惡帝國，可能做的壞事也沒有比中國少。我們不能有自己的判斷嗎？
回答二：當然要有我們自己的判斷，而且是要在民主多元的聲音中，形成我們作為一個民主國度的價值決斷。就本文主題來說，民主憲政的價值，包括其中言論自由的制度環境與政治文化，是值得我們珍惜、維護並持續改善的。這一點，是選擇美國並在萬民法維護國際和平以及領土正當性要求下尋求和平庇護的基準。在兼顧理想與實務的思考裡，「邪惡帝國」是一個過度簡化的概念，「可能做的壞事也沒有比中國少」則是一個過度含糊的可能性比較。過度簡化和過度含糊，都讓討論難以清楚或有效進行的。
在這個變局裡，如果要挑出一個對「臺灣要怎麼活下來」最具有關鍵性影響力的因素，我認為，不是中共會不會武力侵犯臺灣，而是美國二戰以來維護全球海洋秩序、保障國際貿易藍色通道安全的軍力部署，會做出怎樣的調整。未來總難以逆料。個人的猜想是：美國將選擇性讓盟國或友邦承擔起更大的國際安全的責任，過去三十年來我們所見證的全球化的國際貿易及產業供應鏈的樣態，將成過去，而選擇性的區域結盟或聯盟，以及區域與區域的連結，將是美國治理全球的大方向。
問題三：如果中國對自己的人民施加集權的高壓統治，他們的人民也會失去判斷是非對錯的能力，當然也就沒有辦法與我們對話。更進一步地說，我們是否真有必要跟中國這個集權國家對話？
回答三：容我先說說一個不是適用到每一個人身上，但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有警示功能且意味深長的觀察：如果你把敵人看成鐵板一塊，那麼，你的思考和作為，會愈來愈像你眼中敵人的思考和作為，甚至，在不知不覺中，有那麼一天，你開始用你眼中敵人的思考和作為，來對付自己這一邊的人。
放到本問題來說這個觀察：如果你愈來愈相信「如果中國對自己的人民施加集權的高壓統治，他們的人民也會失去判斷是非對錯的能力，當然也就沒有辦法與我們對話」這句話，那麼，你的思考會愈來愈像「高壓」的思考，也會愈來愈失去判斷是非對錯的能力，也會愈來愈沒有辦法與不同意見的人對話。我想，「如果中國對自己的人民施加集權的高壓統治，他們的人民也會失去判斷是非對錯的能力，當然也就沒有辦法與我們對話」這句話，在今天，是不成立的。畢竟，中國不是鐵板一塊，裡面有各色各樣以及思想深刻的人。當然，這是個對實際情況如何如何的判斷；嚴謹要求的話，是要提出經驗證據和相關研究成果來佐證的。
不過，也許可以順著這個提問反過來想像：正是因為中國還有著各色各樣以及思想深刻的人，中共才需要為集權、為控制，施加高壓統治。這個反過來的想像，至少讓我們在思考上，留下一些願意看看具體情況的餘地。再進一步說，在戰爭與和平的選擇中，要選擇和平，就要對話，要對話，就要打造適合對話的時機和條件，也要為促成適合對話的時機和條件做好準備工作。而這種打造和準備工作，也需要善用種種場合和管道，進行各種對話。對話，有時候重點不是說給你的對談者聽，而是希望對話之外的第三人，那些形形色色的以及思想深刻的中國人，得以聽到的。在局勢愈來愈緊張的情況裡，我們愈要提醒自己，不要用鐵板一塊的方式思考中國。
問題四：「臺灣的」哲學家會是思考「立足臺灣、對話中國」的必要身分嗎？
回答四：不是必要的，但有時候，特別是在變局當中，問「臺灣要怎麼活下來」的問題時，發出「臺灣的」聲音，是重要的。我在文章導論裡表示：
每個地方，都有它獨特的地方，很多時候，責無旁貸，要在地人自己去發掘。站在兩塊大文明圈邊緣交匯的位置，我在思考一個問題，怎麼從歐美文明和東亞文明邊緣展開的視野，發掘一種可取的、值得發展的、對臺灣重要、對現在正在展開的美中變局也是重要的新觀點、新典範。
發言位置是重要的。總有那麼一個時刻，是我們必須自己來，自己做，自己發出聲音的時候。變局，以及遭遇「要怎麼活下來」這類存亡問題的時刻，我們當中總要有人從基本的、哲學性而同時也是在地的位置，做深刻的思考，以及價值取捨的反思。
個人有幸有過長期的訓練且有機會來從事這件思考的、反思的事，並發出聲音。如果不是我，那麼就是你，或其他人。無論如何，我們當中總要有人現身出來做這件事。更好的話，有許多人現身出來，有許多人前後相續把這件事做得更好，更深刻，而在變局中，真的成為可以影響時局、展開未來的價值觀點和哲學典範。
問題五：作為艱難國度的臺灣，除了國際地位不被承認、無法加入國際組織等困境之外，國人在國家認同與定位上有著其他國家罕有的深度歧見，尤其是在承受多年的戰爭威脅下，統獨議題可說是臺灣社會中最深重難解的價值衝突，導致無論何種議題最後都容易上升政治統獨陣營的對立。想請教您，公民哲學的實踐智慧能否應用在這個一般哲學家都不敢碰的統獨議題上、調節這樣的衝突？我們有可能替統獨雙方找出同樣值得被看重的「深度故事」嗎？
一開始，談論的主題就可以是「臺灣要怎麼活下來」和 「中國要成為怎樣的一個國家」（附帶一提，《公民哲學》是個人對前一個問題的回答，〈公民哲學之對話中國〉是對後一個問題的初步建議），當然還可以包括任何大家感興趣的公共議題。我們可以從這樣一個實驗性的觀念平台，以「一部數位憲法」為準，展開民主與共和的對話和交流。個人建議可以由哲學新媒體募資，或其他合作方式，召集人手和專家顧問，擬訂數位權利清單，制定數位憲法，一部華文數位憲法，藉由華文數位憲政的倡議，去想像，去實驗，去打開未來種種的可能性，包括值得被看重的「深度故事」的可能性。
問題六：臺灣與中國同屬華人社會，都受到儒家思想與社會倫理的深刻影響，但目前臺灣與中國兩地的社會發展很不一樣，那麼儒家思想有沒有可能在臺灣與中國雙方「對話」時，扮演重要的角色？
回答六：簡單的回答是：「有。」在臺灣，儒家思想傳承和民主憲政高度相關，而且從事儒學研究的學者，高度願意從相應的西方思想傳承，擷取其菁華，並將之融入自己的傳承裡。中國學者所發展出來的政治儒學和儒家憲政的論述，則呈現出一種回歸自己的古典傳承，例如漢代公羊學乃至《尚書·堯典》等，從中發掘屬於中國的治理智慧和制度，而且是用一種把中國和西方區隔開，並在中西對比下，闡明中國古典傳承的優點、彰顯西方文明的缺點，來展示「中國時刻」的來臨。
如果學者願意多看看彼此的優點，不要「只看對方的缺點，好像對方從沒有優點，只說自己的優點，好像自己從沒有缺點」，會更有助於對話。本著這樣的對話精神，我想，儒學可以從「共和」的政治理念和制度設想，例如以「君子共和」和「民主共和」以及君子德行和公民素養為起點，為臺灣與中國的「對話」，做出一些貢獻。
問題七：哲學新媒體舉辦過《公民哲學》的讀書會，讀者反應書中這前後兩個部份的轉折相當大，同時不容易看出為何要特別提出一個「因果理論」。中正大學哲學系的王一奇教授在哲學新媒體發表過《公民哲學》一書的書評2，也提出類似的看法。想請教您，為什麼在探討價值哲學、政治哲學的時候，要先討論一個傳統上來說屬於形上學領域的問題？這可以說這是一種有「儒學特色」的政治哲學理論嗎？能否請您進一步說明珀爾的因果數學模型在書中扮演的關鍵角色為何？
回答七：有些讀者期待本書第二部分提出解決深度歧見問題的解答，似乎要不這麼做的話，就會讓人覺得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間是斷裂的。然而，假如本書要是那麼做的話，就會犯了自相矛盾的基本錯誤了。多年來，我們的教育要求「找出問題，解決問題」的思考方式。的確，要不是遭遇的是深度歧見的問題，這樣的思考方式通常會是第一選擇的方式。但是，如果不從找出問題、解決問題的方式入手，那要如何進行呢？
第二部分邀請讀者姑且擱置「找出問題，解決問題」的方式，在思考上後退幾步，由一種實踐的角度，重新端視深度歧見。本書建議的實踐方案，從對話德沃金的理論開始，在抓出德沃金的理論優點中，聚焦「選擇的自由、選擇中展開的行動，以及行動所捲入的因果網絡和展現的價值取捨」的議題，通過重新框設的方式，展示一種能合宜回應深度歧見問題情境的視野與方案。第二部分的理論重點和詮釋方向就在於明白展示：選擇的自由、因果關係，以及價值和效力，如何在我們的實踐中，連動在一起，而且是以一種可以被理解的方式連動在一起，而且，這種連動，也讓我們得以通過哲學性的反思，以及案例的描述與分析，理解臺灣的「多元價值」和「命運共同體」的政治理念，如何得以凝練成「公民共同體」的理念與事實。
「連動」、「選擇的自由」、「因果關係」、「多元價值」、「命運共同體」，以及「公民共同體」的理念與事實，使得深度歧見的問題情境，成為可理解、可以在理解中調節、可以在我們的自由選擇中成就我們承認彼此並共同打造未來的問題情境。第二部分的重點，就在於鋪陳開來一種哲學視野，在這視野中，容許我重複再說一次，「深度歧見的問題情境，成為可理解、可以在理解中調節、可以在我們的自由選擇中成就我們承認彼此並共同打造未來的問題情境。」
第二部分花費很長的篇幅說明選擇的自由和因果關係是以何種可理解的方式連動在一起。這是因為長久以來，當把選擇的自由和因果關係放在一起思考時，總導致令人難以理解的哲學困惑。第二部分提出的連動觀點，讓我們得以解開由此而來的哲學困惑，或至少可以合理地擱置由此衍生的哲學問題。這樣的恰當理解，對生活在我們公民共同體中的每一個人來說，都是讓人如何得以過著有自覺、有選擇、有價值和有意義的人生的憑藉。不要小看哲學困惑和觀念的力量。當人生閱歷愈豐富，思考愈深刻，就愈能體察哲學困惑和觀念的力量，也愈能察覺它們如何左右你的人生選擇，以及家國命運的方向。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第二部分由政治哲學裡價值一體和價值多元之間的論辯展開，並在其中定位並處理傳統以來被劃歸為形上學領域的自由意志和因果關係的問題。這樣的定位和處理方式，也為讀者例示了本文提出的「公民哲學界定了第一哲學的基本內涵與立論方向」，以及「第一哲學不必是最根本、最基礎的哲學，而是一種在回應時代問題與要求中，重要的哲學問題都必須通過其考驗才得以深耕且深入探索的關卡」的哲學新作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