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一奇（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公民哲學》是一本哲學學術性書籍，主要探討的議題是當代民主社會中深度價值岐見與其所引發的多元價值困境，作者是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鄧育仁 （以下簡稱「鄧」）。鄧是目前臺灣哲學界中引領學術新議題及新觀念探索的一位學者，早年研究的焦點集中在認知科學的哲學以及語言哲學的領域，近 20 年來將觸角延伸到政治哲學、儒學和各領域的中國哲學、以及因果關係理論領域。而這本《公民哲學》，是延續鄧 2015 年《公民儒學》這本重要的哲學學術著作之後，結合了多個理論哲學與實踐哲學的新探索，再一次的挑戰新觀念及新議題的大膽之作，令人佩服他的勇氣。如果哲學的最終目標是發現真理、以及為真理講出一番的好道理，鄧這本《公民哲學》，為此工作提供了另一種想像的可能性，除了專業的學術工作者可被這個新的想像空間觸發更多的理論性建構與批判，非學術專業的讀者也可藉由書中深入淺出的論述，對當代的民主社會中顯而易見的價值衝突，掌握到一個非常不同的新觀點。
本書中除了有新議題及新觀念的提出，同時也做出的許多爭議性的宣稱，勢必會引發（正確與不正確的？）不同理解、詮釋、與批評，我會將這樣的閱讀樂趣及思考工作留給讀者來面對。以下，我將從「誰應該讀這本書？」的角度，搭配本書所企圖的三個創新面向，分別為「議題設定」、「對於解決問題的可能性探索」、以及「所提出的特定解決問題的嚐試策略」，來勾勒出本書中的新穎觀點以及可議之處。
在眾多應該閱讀這本書的人中，首先考慮，針對以下幾個問題，如果你回答「是」的數量越多，你越應該讀這本書。
針對以上的這些問題，如果你回的「是」越多，我認為你越應該讀《公民哲學》這一本書，因為當你回答的「是」越多，越符合書中所談到的民主社會中「深度岐見」所代表的典型案例，也因而是造成書中所謂「多元困境」的一份子。另一方面，如果你回答的「是」越少（我身邊也有這樣的人），你也應該讀這本書，因為如此你才能瞭解為何我們所處的民主社會，何以有如此之多的岐見，又是如此的紛擾。
在《公民哲學》一書中，鄧在議題的設定上，有其創新的目標。首先，鄧明確的提出這本書的主要目標為面對所謂的「多元困境」的議題。
本文提出「哲學作為一種公民事業」的公民哲學，它的起手式是正視深度歧見下多元的困境，並以多元困境作為檢驗哲學反思裡問題設定、觀念探索與問題處理的試金石。 1
在以上段落中，有幾個核心概念需要進一步的說明，包含「深度歧見」、「多元困境」，以及「公民哲學」。
在全書中，其實並沒有特別為「深度歧見」提供一個醒目、明確、而精準的定義（類似的現象在本書中的其他重要概念也有出現，我猜測這源於本書來自於對不同階段所出版論文的大幅改寫而成）。而從全書的內容及行文中，我們可以將書中所謂的深度歧見提供以下的說明。
深度歧見 深度歧見指的是在當代民主社會中，不同群體所抱持價值觀點間，(1) 對於議題的重要性以及證據好壞的判斷上，雖然一定程度上有共同認定的基礎，但有側重上的差異； (2) 對於議題的重要性、證據好壞的判斷、以及理由恰當性的判斷，共同認定的基礎相當薄弱；(3) 對於議題的重要性、證據好壞的判斷、以及理由恰當性的判斷，有南轅北轍的認定基礎，有完全不一樣的想法。2
相對於深度歧見存在的事實，所謂的「多元困境」或是「多元問題」，指的是深度歧見所引發的「權衡問題」、「深度問題」、以及「維度問題」（節 3-2）。
鄧認為，以上的幾個多元問題是重要的問題，但在全書中，並沒有特別的論述為何這些多元問題是重要的問題。例如，不同群體間「嚴重的溝通障礙，以及對另外群體的觀點視而不見」，為何是在當代民主社會中是個「重要的」問題？
針對深度歧見所造成的多元問題，鄧針對以下幾個主張進行辯護。
以上所提鄧的幾個主要論點，針對的是鄧認為面對多元困境議題的幾個不恰當方案，一方面，他反對雷科夫以操弄策略（或是一般人口中「認知作戰」的形式）來對付不同的價值觀點，另一方面，他反對啟蒙運動以來面對不同價值觀點的理性策略，其一是他不相信我們能超脫個別價值觀點，而能建立一個恰當的後設觀點價值；其二是他也不同意在不同觀點中，可以存在一個正確或是最佳的價值觀點。對於鄧以上幾個實質論點，相信是可被爭議的所在。
針對多元問題，鄧的目標並非僅僅只是要提出一個理論性的觀點，更重要的目的是借藉此提出一個哲學上的新立論方向。在鄧的心中，啟蒙運動以來的歷史已經自證，我們所面對的不是沒有好的理論，而是有太多的理論，這或許一定程度顯現鄧對多元困境的基本立場。
回到公民視角來說，深度歧見的多元紛爭意味著一種理論的困境。我們所面對的，不是問題沒有答案，而是有太多答案，答案背後則有太多理論可供選擇，而這些理論在具體的問題情境中卻互不相容、彼此衝突。本文需要發掘一種不是只再做出一套理論的方式來回應深度歧見的多元紛爭。3
啟蒙運動後，各種價值理論接續出現，而 20 世紀後的學術界，更成為理論製造產業。而面對不同的理論，人們總是可以在其中找到各種的困難，對他提出各種的挑戰，而成為一種理論的困境。面對這樣的理論困境，鄧如果不是單純的以一套理論的方式來回應多元紛爭，那鄧到底想樣提供的是什麼？
針對以下的問題，如果你回答的「是」越多，你越應該閱讀這本書。
透過以上的問題，我希望指出，本書確實企圖提出一個新的哲學議題探究方向，這個企圖是相當的大膽而有爭議，但也會令人充滿樂趣，而即使你不同意鄧所提出的策略，實質的批評鄧的策略也可為你提供有益的思想資源。
鄧所要闡釋的哲學新方向，也就是那個「不是單純的以一套理論的方式來回應多元紛爭」的新方向，是他口中的「公民哲學」，而要揭露本書所提出的這個哲學新方向，我們需要進一步釐清一些書中並未完全明確說明的重要概念。首先，如書名所示，本書的主軸是「公民哲學」，而鄧筆下的「公民」，指的是民主憲政中的公民。
「公民」在本文的用法裡意指現代民主憲政中的公民。本文沒有事先給予定義，而是從現代民主憲政國家的公民身分，以及羅爾斯「自由平等、互惠合作、公平合理」的公民應有的地位與素養出發，在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多元社會的脈絡中，進行討論。4
在這個概念下，鄧在書中多處揭露「公民哲學」的意涵，其中一個意涵如下。
公民哲學是一種對於文明反思的研究，是在心智多樣性的文明起點上，以及故事地位的要求上，思考「怎麼看、怎麼反思、怎麼感覺，以及怎麼活在這個多元紛爭的世界」的哲學嘗試。5
所以，所謂的公民哲學，就是對心智多樣性所造成的深度歧見，以及因而導致的多元問題，進行探究及回應。
對公民哲學的的說明，其實還未能顯露出公民哲學如何能成為一個哲學思考的新方向，畢竟就以上所提的說法，充其量只是對於民主社會中的深度歧見以及多元問題進行反思。而要做為一個哲學思考的新方向，鄧對公民哲學有以下的期許。
非常簡要來說，古典時期，在神話開始退位時，哲學追求一種神性般的智慧，形上學是古典時期的第一哲學。啟蒙運動起，…，哲學追求拓展人性智慧的種種可能，知識論是這段時期的第一哲學。本文認為，來到二十一世紀，…，我們需要打造一種由公民視角出發，在重視在地實踐智慧中追求公民智慧的哲學，即本文倡議的「公民哲學」。第一哲學不必是最根本、最基礎的哲學，而是一種在回應時代問題與要求中，重要的哲學問題都必須通過其考驗才得以深耕且深入探索的關卡。深度歧見的多元問題，正是此關卡核心所在的時代問題。6
以上的說明，只能代表鄧對於公民哲學做為「第一哲學」的期許。以下，我將進一步針對兩個面向，說明公民哲學在方法論上的重要內涵，希望能烘托出公民哲學如何可能成為「第一哲學」的潛力。
對於公民哲學要成為第一哲學的論述，鄧在書中並沒有完整的明確說明，若要清楚的勾勒出這個論述，就要連結到書中兩個貫穿全書的重要論點，而我認為鄧並沒有將這兩個論點處理的非常清楚。首先，要進行公民哲學工作，鄧書中多次提到，重點在於重設價值思考的框架 (framing)，據以建立可介入的重要戰略節點。然而，這樣的隱喻性說法（又是受到研究隱喻的影響嗎？在此向鄧老師道歉，我又開玩笑了！），其實是非常的不明確。第二，我個人看過初稿及最後出版的完稿，我始終覺得本書的第一部分（1、2、3章）以及第二部分（4、5、6章）有明顯的斷裂感。第一部分討論的是深度歧見與多元問題的相關議題，並論述儒學傳統如何能提供概念資源，以重設價值思考的框架，以及可介入的節點。而第二部分，則是透過 Judea Pearl 建立的數學化因果模型理論，來建立對於「事實」與「價值」二分的反對意見，並企圖透「看」與「做」的連動視野，建立一個因果世界觀中恰當的自由意志論述。看起來，書中對這兩部分的相關性論述，其實是稍嫌薄弱的，我以下試圖為鄧的觀點多說一些。
在方法論上，「重設框架」（或是鄧所謂的「重新框設」）涉及到一個鄧在書中提到，但卻沒有特別闡述的重要概念，也就是「群的思考」 (population thinking)。
想要合宜地進行重新框設的工作，還需要涉入統計的，或質性來說，群的思考（population thinking）。群的思考總需要注意群內成員之間的差異性、群體總體表現出來的多樣性，以及群體的動態變化。7
以統計性的角度所建立的「群的思考」，對於理解及運用當代科學研究成果，以及進行哲學思考，具有相當的重要性（我個人認為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思考方向）。群的思考有別於以古典邏輯中以個體為基礎的「全有」與「全無」的思考、或是「某些」與「存在」的思考，而群的思考為個體及其性質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觀點。例如，在演化論中，許多的天擇是以「群體」的生存能力來建構；藥物（或疫苗）的效果是以群體的有效性來呈現；心理學中對於人類心理特定的分析也是以統計的方式來呈現，經濟學中的各項指標也是統計指標；就連（當代？）占星術也強調只是說個「大概」（這裡不論其是否為迷信）。
要有效而嚴格的進行關於「重設框架」以及「介入節點」的「群的思考」，而不是停留在隱喻式的理解（或感受）層面，我們需要嚴謹而可驗證的思想工具。以達成這個目標，鄧所仰賴的是珀爾 (Judea Pearl) 所建立的因果模型理論 (causal modeling)。對鄧來說，珀爾的因果模型理論做為一個科學方法論，就是一個從「群的思考」為出發點的因果關係（因果推理）理論。第五章中，鄧對因果模型理論有簡單的介紹，讀者可以從中約略掌握因果模型理論的基本架構（其實這樣的掌握，有限到很難理解鄧要說什麼）。對於那些想要深究因果模型理論的讀者，甚至進一步據以嚴肅回應鄧的方法論策略，除了鄧在書中所引用的參考書籍，也可以參考筆者的兩本相關相當不錯的中文哲學著作（自吹自擂的 Me！），《另類時空圖書館》（臺大出版中心，2019），以及《獅頭人身、毒蘋果與變化球》（三民書局，2021）。
而鄧口中所謂的「重設框架」，在因果模型理論的架構下，指的就是「重新設定因果模型」，而「介入節點」指的就是「因果模型中的變元」。當人們重新設定因果模型時，有兩個工作可以進行，一方面可以重新設定變元，另一方面可以重新設定變元間的（函數）關係（某個意義上，這也是設定新變元）。而因為介入節點指的是模型中的變元，因而當因果模型被重設時，新的變元代表的是新的介入節點，而不同的變元關係代表介入節點的不同因果影響力。在科學實作利用因果模型來分析統計數據時，常會重新設定因果模型以對統計數據進行不同的因果詮釋，由此可獲得介入世界因果連結的不同方式。
當我們將科學實作上的因果模型觀點落實在多元困境的議題上，會是用以下的方式來呈現。不同的價值觀點，不只是對特定事件的評價，也包含了「要做什麼事，以及如何做什麼事，已達成什麼樣的價值目標」的一套因果價值 (causal value) 思考方式。這樣的一套因果價值系統，內含著豐富的價值事件間的因果連結內容，可做為自由意志行動者進行行動思考的基礎，以及可展現出具自由意志的行動者所能進行的不同行動，在因果上所能產生的價值效果及影響。讀者可以從書中第一章對於美國民主黨「親情模式」以及共和黨「嚴父模式」兩套價值觀的分析，來看到這樣的因果價值觀的細膩內涵。
對鄧來說，針對不同的因果價值系統間深度歧見所產生的多元問題，我們可以進行「重設框架」。
重新框設根本的、重要的問題，是要尋找或發掘關鍵性的突破口，在彼此難以有什麼道理可再講的衝突中，打開值得深入思考並調節彼此觀點的新視野。我相信這樣的打開與突破，能使彼此的觀點更深刻，而在深刻處就會有合宜調節的契機。8
「重新框設」多元觀點，代表的是重新設定因果價值系統的思考模式，而這個新設定的因果價值思考模式，要求可以一定程度恰當的呈現多元觀點中的共同根本核心問題，並同時展現出一個思考那些問題的新視野，讓不同觀點的擁護者可以看到自己所重視問題的新面向，產生「調節」深度歧見的可能性。而這個「調節」的可能性，則展現在所重設的框架中，有新的節點（變元）、以及有新的以及不同節點（變元）連結，讓公民有不同的介入點，看到達成目標的可能性（沒錯，鄧口中神秘的「調節」，其實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在此，我強調一下，雖然鄧在書中利用了因果模型理論來做為「群的思考」的展現方式，他並不認為因果模型理論在展現群的思考上，是唯一的或是完備的可行方法論方案，鄧也對其他的工具進行方法論上的開放，甚至也可接受其他的工具對於「群的思考」，以及「重設框架」和「介入節點」，能有因果模型理論更好的釐清及表現。
針對以下的問題，如果你回答的「是」越多，你越應該閱讀這本書。
鄧在本書中，利用中國哲學，尤其主要是儒學傳統中的一些核心觀念，做為「重設框架」以及建構「新介入節點」的思想工具（這種重設框架的公民哲學策略，鄧並不認為是儒學的專利，他相信其他的中國哲學也可進行類似的工作）。很顯然的，這並不是在對儒學的思想內涵進行詮釋，並不是針對「儒學到說了什麼」所進行的工作，而是在以儒學核心觀念做為「重設框架」的思想內容時，重新創造一個新的儒學觀點，並為這個儒學新觀點提供一個全新的因果價值思考脈絡。換句話說，鄧所要進行的工作，並非探索「如何從儒學中開展出民主憲政？」這種問題，而是探索一種將儒學核心價值觀點納入民主社會的重新因果性觀念建構。而至於鄧所進行的工作到底多成功，讀者可細究書中的論述，進行實質的評價與批評。
以下，我用書中的一個例子，來說明鄧如何利用儒學核心價值觀，進行「重設框架」。在第三章中，鄧在深度歧見及多元問題的背景下，探討了羅爾斯政治哲學所可能遭遇的一些困難，並以儒學公民的角度進行政治哲學的重設框架工作。
由故事地位出發，「關懷弱勢、減少苦難、重視公益與公議」則是儒學公民調節故事情節的終身承諾（鄧育仁，2015: 42-52）。以對比的方式來展示，我們可以如此說：如果說自由主義者以自主理念要求民主自由而走上公民地位，那麼儒學公民則是直接從公民身分出發，並以故事地位調節儒學傳承而走進現代民主制度。9
在以上的段落中，「故事地位」象徵公民藉由生活及生命所獲取及設定的價值觀，而「調節故事情節」則是透過特定的價值觀點，在面對深度歧見時，「重設框架」以及創造新的「介入節點」。而至於鄧如何利用儒學中的核心價值來重設「自由、平等、互惠」的政治哲學框架（我對這部分其實真的很有意見），留給讀者進入書中細究以及批評。
在第六章中，鄧提出了所謂「公民共同體」的說法，可以做為本文的簡單結尾。
「公民共同體」的理念是本於「開明自由的政治共同體」的理念，但擱置價值一體的預設，並認可多元問題不只是過渡期的問題，而且深度歧見不只是過渡期的現象。10
鄧所謂的公民共同體，指的是德沃金口中的「人人資源平等與選擇自由」的「政治共同體」，但減去「存在一個最佳價值詮釋體系」的「價值一體」假設，以做為面對和消解多元問題的公民視野及思考方向。或許這聽起來有點像是呼口號 （其實根本就是），也可說是本書的立場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