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理察．大衛．普列希特 (Richard David Precht)
在種種盛事的陰影下，哲學家們悄然無聲地掠過了畫面。他們齊聚於第一屆國際哲學會議 1。我們該怎麼以對應的思想去理解新時代呢？與會者大多是法國人，其中包括柏格森 (Henri Bergson,1859-1941) 和布隆德 (Maurice Blondel, 1861-1949) ，許多人同時也是數學家，例如庫特拉 (Louis Couturat, 1868-1914)、朋加雷 (Henri Poincaré, 1854-1912)、皮亞諾 (Giuseppe Peano, 1858-1932) 和羅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如此熠熠生輝的陣仗並不是偶然的事，數學和種種自然科學經歷了一波波革命的年代。一八九五年，倫琴 (Wilhelm Conrad Röntgen, 1845-1923) 記錄下倫琴射線的種種性質2，居禮夫婦 (Pierre et Marie Curie) 於一八九八年發現了放射性元素「鐳」3，兩年後，就在萬國博覽會期間，普朗克 (Max Planck, 1858-1947) 提出了量子理論4，又過了五年，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1879-1955) 發表了狹義相對論。接著登場的，則有拉塞福原子模型 (Rutherford model, 1909-1911) 以及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
這一切都對哲學造成了影響。大小固定的空間不再有意義，物質是什麼的問題突然變得出奇地錯綜複雜。同樣說不清楚的是生命究竟是什麼的問題。在生物學裡，「生機論」和「機械主義」打對台。其中一方假設有個「生命力」，另一方則相信可以用物理和化學的角度解釋生命，而不必特別添加什麼東西。對生命如此，對意識更是如此。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十九世紀下半葉，橫空出世的心理學闖入哲學家的聖所，並且把心靈物質化——使它變成了實驗的對象。隨著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的心理分析，現在的它更加摧枯拉朽。意識遭到奪權，無意識接管了對於人的支配權，殘酷地挑戰歷史悠久的理性哲學。心理分析成了那個時代的流行學科，知識論搖身一變，成為認識自我的理論。如果說，相較於哲學家，心理學和心理分析更加追根究柢地把個體、具體的個人攤在陽光下，那麼誰還會在意「整體」這種東西呢？然而就在十九世紀末，出現了一個強勁的對手。涂爾幹 (Émile Durkheim, 1858-1917)、滕尼斯 (Ferdinand Tönnies, 1855-1936)、齊美爾 (Georg Simmel, 1858-1918) 和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他們建立了社會學。它從狹隘的哲學裡破繭而出，找到了聞所未聞的語詞和模型，以描寫社會的圖案，它的種種樣式、它的種種社會技術、它的靜力學和動力學。
對於這一切，哲學再也不能袖手旁觀。它唯有超越自然科學、心理學家以及社會學家的視野，創造出一個剩餘價值，才能證明自己的重要性。它必須更接近事物，必須比傳統的方式更加精確地描述事物。哲學必須把望遠鏡轉向內在世界，探究實驗心理學至今無法企及的內心深處。哲學的自我觀察 (Selbstbeobachtung) 和心理學的異己觀 (Fremdbeobachtung) 打對台，成了世紀的主題。
於是，在布倫塔諾 (Franz Brentano, 1838-1917)、李普斯 (Theodor Lipps, 1851-1914) 和胡賽爾 (Edmund Husserl, 1859-1938) 的推動下，現象學 (Phänomenologie) 於焉誕生。而它的勁敵生命哲學 (Lebensphilosophie)，也以類似的方式在詮釋現實的生命。柏格森、狄爾泰 (Wilhelm Dilthey, 1833-1911)、齊美爾、奧德嘉．賈塞特 (José Ortega y Gasset, 1883-1955)、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 1866-1952) 和柯靈烏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1889-1943)，不再硜硜自守於心靈和意識，在探究人類生命的時候，堅持著眼於決定人類命運的整體。人類是個自然的存有者，更是個歷史的文化的存有者，他會自己詮釋自己的生命。活著意味著詮釋人是誰、人是什麼、人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這個時候理性或許幫得上忙，自然科學或許也可以挹注它的知識，可是到頭來，除了真正體驗的生命，我們沒有辦法以任何其他方式去把握生命！
哲學家還是一樣那麼傲慢。在世紀之初，有些思想家聲稱他們比經驗科學家自己更懂經驗科學。柏格森毫不懷疑哲學可以讓種種科學、新興的腦部研究以及方興未艾的演化理論在形上學方面更加「深入」。說到更深入這件事，佛洛伊德則是以同樣的主張顛覆了整個民族學、人類學、宗教社會學以及文化社會學。而胡賽爾到了一九三六年的《歐洲科學危機》(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還在抱怨說，哲學應該高於所有其他科學並且作為它們的基奠才對。
這個高唱入雲的主張早就不再那麼理所當然，因而聽起來益顯荒誕。可是哲學的自我意識在二十世紀初就已經漸漸成熟了。如果黑格爾以後的觀念論哲學家們在十九世紀就越來越難以自我辯解說，自然科學的攻城掠地也把精神世界變成了精確測量的領域，那麼二十世紀上半葉則是反其道而行，回頭投身到形上學的懷抱。人們再怎麼精確測量，也只是在描述事物而已。這種做法真的有助於解釋無限者 (das Unbedingte) 嗎？而自然科學又是從哪裡擷取它們的概念呢？它們底下的地基難道就不會動搖嗎？如果說，自從十九世紀以來，物理學就在控訴一個「基礎危機」(Grundlagenkrise)，再也沒有人可以定義什麼是空間和物質，那麼哲學家真的還要以它為基礎嗎？
物理學的危機使得哲學也跟著揮別了空間。空間再也不是既定性的。現在時間才是存在的真正且唯一的根源。而對於物理學而言，時間再也不是直接的，而是經由意識活動——測量——的中介才得以認識的。可是這個測量的時間也只是測量得到的時間，而不是時間本身。在所有測量之前，有個時間體驗。它是主觀的，卻也具有相互主體性 (intersubjektiv) 的效力。因為每個正常人的意識難免都會有時間的體驗。
這個時間體驗是所有經驗當中最屬己的嗎？作為一種「漂浮的實體」(schwebende Entität)，時間似乎把主觀的東西變得比自然科學的所有客觀性要求都更加客觀。無論如何，柏格森和胡賽爾是這麼看的；而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和懷德海 (Alfred Whitehead, 1861-1947) 也沿襲了他們的觀點。而歷程 (Prozess) 就成了現代哲學新的咒語。不管是批判理性主義 (der kritische Rationalismus) 或是懷疑主義的實在論 (der skeptische Realismus)，都是立足於這個概念：在這些哲學所處的年代裡，相對於靜態的攝影，電影正要風起雲湧。從現在起，哲學觀念必須證明自己也是動態的，不管是柏格森、桑塔耶納（Georges Santayana, 1863-1952）、懷德海或是尼古萊．哈特曼 (Nicolai Hartmann, 1882-1950) 的觀念。
現在許多人試圖要重新整合唯心論和唯物論——而且是以動態的存有學 (Ontologie)5的形式。如果說生命是個「歷程」，那麼不管是實體存有學 (Substanzontologie) 或者是先驗觀念論 (transzendentaler Idealismus) 都是錯誤的。它們再也不能以不變易者為基礎了。威廉．詹姆士 (William James, 1842-1910) 在十九世紀的創舉，現在總算後繼有人：一個托庇於生物學並且以它為前提做出推論的哲學；柏格森和懷德海都是如此。有些哲學家甚至和喜愛哲學思考的生物學大師成為莫逆之交：例如柏格森和杜里舒 (Hans Driesch, 1867-1941)，卡西勒 (Ernst Cassirer, 1874-1945) 和魏克斯屈爾 (Jakob Johann von Uexküll, 1864-1944)。至於桑塔耶納更是認為唯有「動物信心」(animal faith) 才是知識的可靠來源，也就是我們對於實在界的實在性的動物性信任。
如果說我們無法僅憑著理性就獲致關於實在界的可靠知識，那麼真理就會比哲學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更加具有主觀性。而其後果也相當嚴重。新康德主義 (Neukantianismus) ——德國的主流哲學——為它強烈辯護。它末代重要的代言人，卡西勒以及賀尼斯瓦德 (Richard Hönigswald, 1875-1947) 費盡心思地把新康德主義的思考體系擴充成一種文化理論（卡西勒），或者是使其體系臻於完美（賀尼斯瓦德）——然而時代的種種跡象在在反對任何奠基於嚴格理性的體系。對於一個新的形上學的渴望太強烈了，而對於許多人而言，科學的合理性只是眾多探究實在界的方法之一。在這個意義下，十九世紀中葉的洛策 (Rudolf Hermann Lotze, 1817-1881) 區分了對於世界的不同態度，而且各自有其遊戲規則。哲學並不是有種種位階劃分的體系，而是和種種透視點 (Perspektive) 有關。真理由一變成多，藝術的真理不同於物理學的真理。而最直接的真理只能以直覺的方式傳達，那是自我在體驗的瞬間的明證性(Evidenz)。在笛卡兒傳統以及啟蒙運動裡的自我認知的主體，因而也要讓位給直接的自我呈現 (Selbstvergegenwärtigung)。新世紀前面三十年裡的哲學聖杯就叫作自我臨現 (Selbstpräsenz)。思想家們沿著不同的路徑去追尋它：布倫塔諾、謝勒 (Max Scheler,1874-1928)、胡賽爾、海德格、雅斯培 (Karl Jaspers, 1883-1969)、布洛赫 (Ernst Bloch, 1885-1977)。
可是探究自我和世界的最直接的路徑究竟在哪裡？柏格森以他的直覺 (Intuition) 哲學為序曲。海德格聲稱他的哲學有個最深的層面，也就是屬己性 (Eigentlichkeit)。克羅齊、柯靈烏、烏納穆諾 (Miguel de Unamuno, 1864-1936)、盧卡奇 (György Lukács, 1885-1971)、克拉考爾 (Siegfried Kracauer, 1889-1966) 和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他們都認為邏輯和合理性無法觸及人類生命裡所有本質性的東西。生命裡重要的東西是無法以知見去認識的，我們只能感覺它、挖掘它，把它詮釋為預設、悲劇性的痛苦、「猶未存有」(Noch-nicht Sein)6、間隙 (Zwischenraum) 或是「思考圖像」(Denkbild)，在藝術經驗裡特別顯著。
這只是銅板的一面。另一面刻的則是奧地利和英國。就在歐陸的形上學經歷最後一次振翅翱翔的時候，羅素、謨爾 (George Edward Moore, 1873-1958)和維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 也在為一種分析哲學 (analytische Philosophie) 奠定基礎。它和形上學家的反差不能再大了。這兩個壁壘分明的陣營對於哲學的定義正好相反。羅伯．穆齊爾 (Robert Musil)，當時才華橫溢的哲學和文學的活體解剖者，以兩種完全背道而馳的「心態」（Geistesverfassungen）形容這個剛剛發軔的現代世界：邏輯和合理性的，以及美感和非理性的心態。
他們不僅相互攻訐，更等而下之的是，他們也往往不會對話……一方只滿足於精確，堅持事實是什麼；而另一方則不以此為滿足，而總是要概觀全體，從所謂的永恆而偉大的真理推論出他們的種種知識。一方獲得了成就，另一方則是贏得了氣度和尊嚴。一個悲觀主義者顯然會說，一方的成就其實一文不值，而另一方的則是虛妄不實的。
兩個陣營的語言風格和思考模式就已經大相逕庭。嫻熟於副刊寫作的新興形上學家往往會寫一些隨筆雜文，優游於哲學和文學之間的無何有之鄉，而邏輯學家則是把他們的洞見濃縮成冷靜演繹的期刊論文，一種用語言表達的數學。對於一方而言，哲學是知覺感受力的問題，對於另一方而言，哲學卻是要盡可能的抽象和化約 (Reduktion)。對他們來說，真理不在於布洛赫、克拉考爾或班雅明所說的存在的種種間隙，而只在於經驗的事實性和無法否認的邏輯。在胡賽爾和謝勒那裡僅僅只是作為基石和必備要件的東西，到了分析哲學卻變成了哲學思考的唯一核心。現象學以及後期的新康德主義相當重視的邏輯和心理學的匯流，現在都被邏輯學家截斷了。對於人類生活的「理解」(Verstehen) 以及對於語言和邏輯的「解釋」(Erklären)，這兩者之間的斷層地塹深不見底，而且持續到二十一世紀的現在。用分析哲學家的術語來說，那是歐陸哲學 (continental philosophy) 和哲學 (philosophy）) 的分別， 在另一方的觀點裡， 則是哲學和語言邏輯 (Sprachlogik) 的區分。這個區分既顯而易見，兩者之間也沒有任何搭建橋樑的可能。分析哲學要問的是：這一切意指什麼？而生命和意識哲學則更要問：「這一切對我而言有什麼意義？」
分析哲學為了它的嚴格科學所付出的代價相當高。在它那裡，生命似乎被極度化約而且沒有了歷史。所有病態和政治的東西，它都視而不見，而那正是它誕生的年代裡的兩個重大主題。第一次世界大戰駭人聽聞的災難把「常態」(Normalität) 炸個粉碎。諸如盧卡奇、布洛赫或班雅明之流的思想家現在盼望著一個新的、至今無法想像的社會。而真正的贏家則是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主義 (Bolschewismus) 以及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 (Faschismus)。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波蘭，支持革命的將軍們奪取政權，就連立陶宛也變成了獨裁國家。極端分子、激進黨派以及武裝團體也要有個哲學理論基礎。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1891-1937) 在獄中的手稿裡探討「權力」和「霸權」（Hegemonie）的全新觀點。一九二○和三○年代越來越威權主義的大眾消費社會裡的「群眾」也有了新的意義。一種探討「群眾」的哲學也因此誕生，揭露了一個讓人咋舌的世紀現象，不管是勒龐 (Gustave Le Bon, 1841-1931)、佛洛伊德、奧德嘉．賈塞特、克拉考爾或是班雅明。
一個非理性政治的極端混亂使人想要探討病態現象。哲學既然想要真正理解人生，就再也不能以所謂的正常狀態為唯一取向。就像前衛藝術 (avantgardistische Kunst)、達達主義者 (Dadaist)、立體派 (Kubist) 和超現實主義者 (Surrealist) 一樣，哲學也開始關注脆弱性、非自明性 (Unselbstverständlichkeit)，以及「意義」的種種界限。瘋狂不也是人的存在的一部分嗎？而所謂正常人的主客體關係，也正是其他任何想像得到的正常人的主客體關係。班雅明用致幻劑做實驗，以探究存在的豐盈，他的朋友巴塔耶 (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 則是在他的文學裡對於死亡和性無能、厭煩和排泄物進行哲學思考。而雅斯培也分析了史特林堡 (August Strindberg) 和梵谷 (Vincent van Gogh) 的思覺失調症和創作力。
現在世界早己脫軌了，而每個人依據各自的心態和觀點，認為它應該向下扎根或者是要有更高遠的夢想。在這個意義下，在一八八○年代或是九○年代出生的人，我們可以說他們就像二十世紀的「Y」世代一樣，不管是哲學家或者是當時的文學家和藝術家。他們的原初經驗 (Urerfahrung) 正是在於古老世界和新世界、十九世紀和現代世界的不同步 (Ungleichzeitigkeit)7，感覺和思考的失調。自此視野而觀之，對於一再反覆的主題也就見怪不怪了：撕裂 (Zerrissenheit) 和疏離 (Entfremdung)、死亡和末日、渴望、希望和烏托邦。哲學家當中思想保守者，雅斯培和海德格，致力於傾聽內心的聲音。他們要探究的是存在的問題。他們想要更深入地認識生活的現實性。至於嚮往烏托邦的穆齊爾、盧卡奇、布洛赫、克拉考爾、馬丁．布伯 (Martin Buber, 1878-1965) 以及葛蘭西，他們對於更好的存在提出既感傷而又本質性的問題。他們想要更深入地認識（共同）生活的可能性。
這裡的一切不會重來。偉大的哲學體系的年代已經過去了——儘管從來沒有像一九二○年代那樣提出那麼多的體系。可是許多體系到頭來也僅止於片簡而已。盧卡奇氣勢雄偉的著作《美學》(Ästhetik) 已經被時代輾壓過去；海德格的《存有與時間》(Sein und Zeit) 一直沒辦法寫完；至於班雅明的《拱廊街計畫》(das Passagen-Werk) 則隨著時間不斷變換其哲學基礎，漫無止境地蜿蜒漂流；而晚期的維根斯坦，從《哲學筆記》 (Philosophische Bemerkungen) 一直到《哲學探討》（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也只是在字條上、筆記簿裡寫了滿滿的札記，除此之外，並沒有寫出任何傳統意義下的作品。
這麼多新的開端、新的論證、新的探究，它們傾斜得越厲害，相互之間的裂痕也就益顯突兀。在諸如維根斯坦和班雅明、葛蘭西和哈特曼、卡納普 (Rudolf Carnap, 1891-1970) 和海德格之類的思想家之間，是不可能有任何交流的，他們只能決定採取一個觀點或另一個觀點。在黑格爾死後點燃的關於哲學的科學性的論戰，也沒有任何和解的跡象。對於分析哲學而言，只有科學才是精確而有邏輯可言的。只有語言的表現才是我們可以闡明的，而不是什麼意識歷程。至於它形形色色的對手，至今仍然大搖其頭：太狹隘了，太侷限了，太鄙陋了，而且太不像哲學了。世界的邏輯面向並不是世界，而就只是世界的邏輯面向而已。不過，現代世界的所有哲學倒是有個輻輳點：我們體驗到的世界，其實是我們的受造物。我們或許如海德格所說的身處於世界裡，或者是如新康德主義所說的和世界對立，或者是如懷興格 (Hans Vaihinger, 1852-1933) 所說的操作種種虛構物，或是如賀尼斯瓦德所說的操作種種判斷，或者是如維根斯坦所說的語言遊戲，我們或許如胡賽爾所說的慮周藻密地建構了世界，或者是如班雅明所說的被事物蠱惑了——他們在抬槓的，也只是我們的意識房間的建材問題而已。可是它畢竟是我們自己建造且裝潢的——在現代世界裡，這個認知是無法迴避的。
※ 本文為衛城出版社授權刊登之書摘，摘自 (2024). 人造世界：西洋哲學史. pp.14-23，文章標題由編輯團隊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