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傳媒除了報導各國的確診數字外，大眾也關心政客們會否趁疫情散播陰謀論。4月8日，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 (Tedros Adhanom) 公開指控台灣種族歧視，卻沒有實質證據，中共亦批評台灣民進黨肆意進行政治操弄，持續炒作疫情，意圖「以疫謀獨」。與此同時，美國福斯新聞台（Fox News，港譯：霍士新聞台）引述消息透露，中共利用病毒來展示其科學技術更勝美國，更有評論認為，各國的抗疫工作，實際上在脫離經濟上對中共的依賴。抗疫期間，各國各個組織針鋒相對互指種族歧視，但整個防疫過程當中，最為種族歧視的真的是這些言論嗎？

creativecommons

早前，現任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公開於記者招待會指控台灣種族歧視

操弄權術？先從治理術說起

如賴怡禎「COVID-19下現代國家權力的樣貌」一文提及到，是次疫情的確顯示到現代國家權力的施展，在此不用重述。抗疫工作，還是政治操控？或許我們可以從傅柯 (Michel Foucault) 如何界定管治說起。

在1978年於法蘭西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 的一篇演講中，傅柯指出，由古代歐洲的文獻可見，不論是天主教還是基督新教的訓誨，統治階層不斷思考，怎樣管治領土，其主題也離不開治理 (government) 。如何管理自己，如何被統治，如何管理他人，如何令人民接受被統治，及如何成為最佳的統治者，在紛亂的世代裡，怎樣鞏固自己的權力，令政權可以長治久安，馬基維利 (Niccolò Machiavelli) 的《君王論》 (The Prince) 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過去的社會是透過極權來產生震懾作用，目的是讓人民懼怕統治者，但殘酷的手段往往適得其反，反而更會產生一連串的革命、叛亂活動，或被鄰國吞併，威脅著統治階層，甚至加速政權滅亡，就像十六世紀時義大利的分裂狀態一樣。傅柯並不像政治哲學家或政治科學家，為民主國家下定義，準確一點說，他更關心如何管治 (how to govern) 或治國之道 (statecraft) 。

因此，傅柯提出了治理術 (governmentality) 這概念，與我們今天講的操弄權術頗有關聯。治理術泛指由制度、程序、分析、思考、計算、策略所形成的集合體，這集合體針對的是領土內充滿不確定性的人口，包括軍事機構、醫療系統、學校、監獄、不同的社會政策等。國家的權力有了新的面貌，它不再是赤裸地以嚴刑峻法展現出來（如法國大革命時使用斷頭台、中國古代斬首示眾），權術更要透過一些柔軟的手段，管治方法不能一味壓迫，更需要人民認同。

如用「治理術」解讀肺炎後各國領袖的回應，一些陰謀論便可能有些參考價值。例如，早前，有人猜測，是中共故意釋放病毒，為了減少人口，把一眾無法管理的低端人口剷除。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 使用「中國肺炎」 (Chinese virus) 及考慮是否暫停對世衛提供資金等，的確有可能為了選舉鋪路，引發反中共情緒以爭取民眾支持。台灣政客也可能透過其抗疫的出色表現，來爭取國際社會支持，增加與世衛談判的籌碼。同時，中共也發動輿論，指控美國輸入病毒，也可能是深知政權面臨重大威脅，甚至可能已苟延殘喘，故此需要在緊急關頭轉移視線，煽動排外情緒。我們的確無法深入領袖們的腦袋裡，查證他們是否透過疫症玩弄權術，但按傅柯的理解，各國的抗疫工作及論述的確有治理術的效果。

權力控制的關鍵：人口

那我們是否把所有政府推行的政策及措施也視為陰謀及權術的玩弄？在「必須保衛社會」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的演講中，傅柯提及到，傳染病、人口、統計、管治，是密不可分的。自中世紀以來，當執政者感覺到社會上人口充斥著不確定性時，人口同時成為政治、科學及權力的問題時，這就是「生命政治」 (biopolitics) 的開始1。例如，一個國家發生了嚴重災害，如傳染病爆發導致大量人口死亡時，或有不少難民湧入領土範圍內，這些是無法預計的偶然事件，但卻需要科學或其他理性工具(technology)去介入時，以控制人口及領土安全。

面對危機時，便有必要啟動國家機器，嘗試推行不同的政策或改革去控制好人口及社會秩序，好讓政權能夠繼續生存，同時，也突顯了中央集權的一面。因此，人口普查及統計學便十分重要。透過人口普查，政府可以掌握數據，例如出生率、死亡率等，來推行它的經濟計劃、生育政策及社會政策。

在十八世紀末，傅柯提及到，歐洲的政權不只是擔心傳染病，統治者還擔心地方性流行病 (endemics) （也即風土病）。這些疾病流行於既有群體中，卻又難於根治清除，令生產下降，勞動人口減少，而醫治的成本卻又十分高昂，流行性感冒就是一個好例子。

然而，這是否意味著國家權力的施展，必然等同於控制人民及剝奪人民自由？傅柯未有這麼快就下結論。正因為傳染病的存在，對經濟構成威脅，歐洲的統治者開始明白公共醫療衛生系統的重要性，教導民眾衛生意識的重要，而同時，醫學研究及統計學知識也慢慢成形及展開突破。公共衛生及醫療系統與統治是密不可分的，例如，當法國殖民統治越南時，也積極參與了建設殖民地的衛生系統，例如，當年著名的法國微生物學家把斯德 (Louis Pasteur) 派出卡密特 (Albert Calmette) 、耶爾森 (Alexandre Yersin) 等醫生到越南，到當地研究疾病。越共上台後，仍保留巴期德街 (Rue Pasteur) 、耶爾森大學 (Yersin University) 等名稱。但同時，要建立一個健全的醫療系統，費用十分高昂，因此，不論是歐洲社會還是在殖民地，政府也鼓勵慈善團體興辦醫院，也開始有了醫療保險、儲蓄、建立社會安全網等，務求利用最理性的方法，預防疾病，並且不會動搖著政權管治。

「生命政治」與「生命控制」的界限何在？

權力為了治理而發展出來的各種預防、檢測、保險系統，看起來遊走在保護與監控之間。那麼，什麼時候我們需要緊張權力是否跨過治理的界限？何時我們需要防範公權力的擴張，令「生命政治」變成一種威脅？傅柯認為，當人類能用科技及政治去操作生命，複製生命，從而創造了一怪物，到最後，甚至創造出無法被控制的病毒，對全人類帶來毀滅性的情況時，這就是我們需要警覺的地方2。然而，令人擔心的是，這種權力擴張，往往是在人民默許之下逐漸發生的。

傅柯舉了納粹德國的種族主義作為例子說明「生命政治」的擴張。什麼是種族主義？傅柯認為，種族主義是一種權力控制下作出區分的方式，它區分了什麼是必須生存，什麼是必須死亡。3種族主義有兩種功能，第一，種族主義將人口中存在的群體分開出來，例如猶太人，製造他所說的生物學上的休止(caesura)4。另一個功能，與戰爭有關，即是令人口更健康、更純正5。傅柯認為，納粹德國社會就是蘊藏著規訓權力及生命權力，對生命、繁殖、遺傳、疾病及意外，進行控制。6

納粹德國曾經有不少優生學 (eugenics) 科學家，研究日耳曼民族的起源，甚至派遣研究團隊往西藏考察，希望透過醫學研究，使用非自然或人為手段，改進國民遺傳基因。阿岡本 (Giorgio Agamben) 在《神聖之人》 (Homo Sacer) 中提到，納粹德國的優生策略，並非單純地旨在維持種族優越或創造更強大的種族，而恰好是生命政治的展現。國家軍隊對外面對戰爭，警察對內維持秩序。警察不再是王權壓制人民的手段，乃是維護國家福祉的方式。

納粹德國認為，國內有了戰爭，來犯者不是他國軍隊，而是潛藏在人口中的「疫病」，故此，公共衛生必須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人民所組成的參差不齊，包括了透過立法，容許強制絶育，以免遺傳病蔓延，禁止他們通婚。只要出生的嬰兒是有殘缺，或以所謂的科學定義說某些族群不屬優秀品種，便可以格殺物論，美其名是控制疾病，但實際上這就是生命政治考量下的國家治理，也是種族主義的運作。

German Federal Archives

1935年，於德國柏林「生命的奇蹟」所展示的海報，甚有優生學的味道

現代理性背後的野蠻

細心閱讀傅柯的說法，其實更準確地描述極權國家底下，規訓社會與操控社會的結合，正如當年納粹德國一樣，既有嚴刑峻法（如集中營），也有科學理性的存在。今天，我們當然覺得優生學的主張、大屠殺等種族主義恐怖行為是違反常理、是野蠻、非理性、文明倒退。但其實，不論是優生學、集中營，也有高舉理性的現代社會所支撐。

波蘭裔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 (Zygmunt Bauman) 在《現代性與大屠殺》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一書認為，大屠殺並非德意志民族的反常行為，從極端的理性走向極端的野蠻，背後有著不少現代性的基本要素，例如科學理性及計算、森嚴的官僚體制、對不同物種無益的分類、理性掌控而賦予的道德優越感等。使得像大屠殺這樣慘絕人寰的悲劇，成為執行者、設計者和受害者彼此深刻相聯的集體行動。

commons.wikimedia

澳洲國民保健卡(Medicare Card)。不少國家，推動醫療電子化，包括把病人的資料及病歷儲存在全國的電腦系統內。同時，有不少人質疑，系統會否構成私隱問題。

套用在今天的說法，傅柯所說的這個極權國家，是否讓我們想到今日的中共？今天中共統治下，既有嚴刑峻法（例如，強逼墮胎，於新疆興建集中營），也有以理性發展之名的科學（包括，研究病毒、基因編輯嬰兒的醜聞），也是操控社會（例如，人臉識別系統、社會信用體系、新疆的再教育營 7）？這些事件，背後也是振振有詞，看似理性及現代化重要的一環，例如，要科學發展、文明社會、研究病毒乃為了拯救人類、再教育營乃去極端化鬥爭與保障人權等，這些技術，是否假借理性之名，壓逼人民為實？這難道不像傅柯所描述的納粹德國底下生命權力的施展？

結論

pixabay

這個時代的各種矯正、預防、飲食改變，哪一個不是對身體的改造呢？

今次席捲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經常有人說種族主義再來，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也說台灣人、法國科學家種族主義，中國也有不少人對「中國肺炎」或「武漢肺炎」等稱呼視為種族歧視。但如按傅柯對「治理術」及「生命政治」的理解，究竟是這些文字上、言論上的表達比較種族歧視？還是實際上透過各種控制手段，對國民身體去「蕪」存「菁」比較種族歧視？國家透過生育、健康檢查、矯正、鼓勵婚配對國人身體特徵的篩選、雕塑，難道不是更深沈根本的種族歧視？

• 1. Biopolitics deals with the population, with the population as political problem, as a problem that is at once scientific and political, as a biological problem and as power's problem. And I think that biopolitics emerges at this time. (Foucault, 2003, p.245)
• 2. This excess of biopower appears when it becomes technologically and politically possible for man not only to manage life but to make it proliferate, to create living matter, to build the monster, and, ultimately, to build viruses that cannot be controlled and that are universally destructive. This formidable extension of biopower, unlike what I was just saying about atomic power, will put it beyond all human sovereignty. (Foucault, 2003, p.254)
• 3. It is primarily a way of introducing a break into the domain of life that is under power’s control: the break between what must live and what must die. (Foucault, 2003, p. 254)
• 4. It is a way of separating out the groups that exist within a population. It is, in short, a way of establishing a biological type caesurea within a population that appears to be a biological domain. …the first function of racism: to fragment, to create caesuras within the biological continuum addressed by biopower. (Foucault, 2003, p. 255)
• 5. Racism also has a second function. Its role is, if you like, to allow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ositive relation of this type…It is the relationship of war. …something that will make life in general healthier: healthier and purer. (Foucault, 2003, p. 255)
• 6. Disciplinary power and biopower: all this permeated, underpinned, Nazi society (control over the biological, of procreation and heredity; control over illness and accidents too). (Foucault, 2003, p. 259)
• 7. 可參見【泛哲學】苦痛於似人非人之間——從阿岡本的角度省思新疆的「政治問題」苦痛於似人非人之間——從阿岡本的角度省思新疆的「政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