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何不把自我隔離看成是自由的實踐?晚期傅柯的答案 | 哲學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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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把自我隔離看成是自由的實踐?晚期傅柯的答案

疫症蔓延全球下,我們應否戴口罩?呆在家裡悶太久了,應否出國旅遊、外出消遣?眾多國家實施的隔離政策是否剝奪個人自由?我外出不戴口罩,是否自私、罔顧公德、危害公眾安全?本篇從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傅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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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症蔓延全球下,我們應否戴上口罩?呆在家裡悶太久了,應否出國旅遊、外出消遣?眾多國家實施的隔離政策是否剝奪個人自由?我外出不戴口罩,是否自私、罔顧公德、危害公眾安全?本篇從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晚期著作,以他對生命倫理哲學的角度,嘗試做一點解說。說起傅柯,很多人便聯想起他是激進、鼓吹相對主義、性解放、瘋狂、反社會、叛逆、淫亂、左派份子、嬉皮士的代表,把他的思想化約成「知識與權力勾結,故此,這世界沒有真相,只有建構」的後現代主義,這是不少英美學術圈子裡的人對他的誤解1。不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閱讀傅柯要十分小心,稍一不慎,便會跌入陷阱,走火入魔。

傅柯生平與醫學的淵源

1926年,傅柯生於法國普瓦捷 (Poitiers) 一個十分富有的中產家庭,他的父親是當地一名著名的外科醫生,外祖父也是醫生,在普瓦捷大學醫學院任教解剖學,也會私人執業。傅柯沒有太多說自己的童年往事,但知道他與父親關係不佳。他上天主教耶穌會辦的中學,成績優異,進入巴黎高等師範學院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讀哲學,深受德國哲學影響,包括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黑格爾 (G. W. F. Hegel)、胡塞爾(Edmund Husserl)等,也曾聽沙特 (Jean-Paul Sartre)、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精神分析學家拉岡 (Jacques Lacan)等人講課。他曾患抑鬱,並企圖自殺,但也因此對精神醫學產生興趣。曾受阿圖塞 (Louis Althusser)招攬,加入法國共產黨,但後來退黨,也從沒有參與黨的活動,雖然他與很多左派思想家有往來,但他對社會主義也抱有懷疑態度2

與很多思想家不同,傅柯的私生活惹來不少非議。例如,他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 (Uppsala University) 研究時,會駕駛一部價值不菲的捷豹 (Jaguar)(香港譯作:積架)開蓬跑車,與其他貧病交迫的學者大相逕庭。他也是同性戀者,有不少性伴侶,活躍於美國三藩巿的同性戀社群,經常酗酒,沉迷服用精神藥物 LSD 及性虐待 (BDSM),不幸在當地感染愛滋病,1984年於巴黎逝世,終年 57 歲。說到這裡,讀者可能感到詫異,為什麼傅柯這般浪蕩不羈的人,在生命倫理哲學上,給我們啟示?

自我關懷:從古希臘羅馬人的生活說起

雖然傅柯是同性戀者,研究不少古人的性生活,但他在生時並沒有參與任何同性戀平權運動,也對「性解放」抱有懷疑態度,他更認同當年席捲全球的反殖民解放運動3。他自己本身的社會運動及政治參與,更關注在囚人士權利及種族歧視的問題。

在一共三冊的《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裡,傅柯認為,過去這麼多有關人類性生活的論述,應該放在「自我關懷」(care of the self) 這脈絡裡去解讀,由於人類的性生活與自我關懷密不可分,也與人口、生育息息相關,所以在資料搜集上,以性行為作為一個歷史研究的切入點。

過去古希臘人及羅馬人的生活,總離不開「自我關懷」這個主題,「自我關懷」也就是「認識自己」(know thyself)。不論是哲學家還是歷史學家,古羅馬及希臘人也會說,怎樣去好好照顧自己身體,如何養生,如何鍛練自己,與儒家思想所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十分相似,是帶有靈性 (spirituality) 的向度。即使在有關「性」的論述裡,他也提及到,重心應該是放在古人如何約束自己、自律。自我關懷,其實是把自己生命看成為藝術品,身體狀態不佳,又何來享受生活?

循規蹈矩,又是否關懷自己?

早期基督教也深受希羅文化影響,也有「自我關懷」的向度4,但古人是著重希臘文所講的 askesis,也就是精神上怎樣鍛練自己,怎樣過美好的人生。及後,特別受中世紀基督教影響,「自我關懷」慢慢變成了為求達到救贖 (salvation) 而否認自己 (self-abnegation) 的行為,這可以從天主教反改革宗的文獻中看見,出現了百般教人禁慾的著作5。 人類開始設了百般禁忌,把日常生活習慣化成規條,「自我關懷」變成否認自我、懷疑自我,認為恪守規矩就是生活,道德上比別人優越。現代人慢慢忘記了過去人類「自我關懷」、改變自己的生活態度,反之,把一些既有習慣變成規條教律,而忘記了生活不只是「守規矩」這麼簡單,忘記了「自我」(the self) 的重要。「自我」其實是不斷的變化,是一項尚未完成的工作 (work in progress),是開放的、充滿轉變及機會的,不是被動地接受命運安排,「自我」是需要修練、改變。這裡,傅柯的論點接近尼采《道德譜系學》(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 所說,想從過去尋找一些失落了的生命倫理,從而思考我們現在該當怎樣塑造生命、賦予個人生活風格。

正如《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 一書所述,傅柯認為,現代社會沒有因為嚴苛的規訓社會 (disciplinary society) 轉型至操控社會 (society of control),監控便因此消失。的確,大多數現代社會已廢除死刑、嚴刑峻法,但學校、監獄、辦公室、官僚體系裡等也存在著繁複的程序,還包括媒體、廣告(甚至可引申成現在的社交媒體)也扮演著控制的角色,把現代人為馴化成不反抗、溫順的身體 (docile bodies),並非鼓勵人去關懷自己、認識自己。現代社會並沒有去解放人類,而是用軟性的方法強逼人去用自己作出順服,其實,這種氛圍,慢慢令人失去自由。

在傅柯眼中,一些看似自由的行為,卻不一定是自由。他曾在書中描述一名男子,化名 Walter,這名男子寫了很多有關自己的房事心德,例如怎樣去手淫、時間、地點、在什麼天氣下才行事等。傅柯不是去歌頌這男子這般大膽地去解放自己的慾望,而是跟我們的一樣,也覺得好奇,會問,為什麼這人沉醉在自己的性幻想,甚至著書立說,究竟所謂何事,背後反映著什麼?這人是否視性行為如公事、按繁複的規條般、因循地去按步驟行房事或手淫,這人又是否活在自由中?又是否關懷自己?還是背後有一些社會現象是我們未能察覺的?

古時候這些奇怪的文獻,其實應放在更廣闊的脈絡下去討論,也就是人怎麼去思考自我。古人的修養實踐,對我們現在疫症蔓延全球下,有很多啟發。例如,古時的人會每朝起床及臨睡前,好好檢視自己,會默想,也會運用理性思考死亡,以達到他們克服對死亡的恐懼,並不會像現在那樣,視死亡為禁忌,避而不談,甚至,有些人會幻想,當自己的伴侣離開世界時,應當怎樣去面對,為死亡的到來,作好準備。即使有些實踐是需要用規例寫出來,但規則、法律的用意,並不是冷冰冰的叫人死守,而是帶有對人的關懷,要關懷自己的一種實踐,而並非吹噓自己道德有多高尚。今天,疫症在各國蔓延,有不少新的檢疫措施及行政命令。我們也需要遵守某些規則(例如,人與人之間保持 1.5 米的距離、留在家中 14 天),這是自我關懷的體現。如果你自認守了這麼多規則就是道德上比別人優越,你把口罩戴上就自覺等同德蕾莎修女 (Mother Theresa)6 那般神聖,相信讀者們也會覺得可笑及荒謬。

自我關懷,又是否自私自利?

但自我關懷,又是否等同「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古羅馬人的看法是,「自我關懷」也包括對別人的責任,及認識身邊的人及社群。但我們應否犧牲自己以成就他人?傅柯與康德 (Immanuel Kant) 所說的自我主權 (sovereignty of the self) 的想法比較接近。前提是,關懷他人之前,必須是先了解自己、保護自己,關懷他人絕不能先於關懷自己7。按這邏輯下,假如,我是醫護人員,但防護裝備不夠,我決定辭職,移民往別處工作,按傅柯的理解,這並非見死不救,我只是保護自己、自我關懷,如我患病離世,又如何幫助病人呢?

但是,自我關懷也並非是把別人生死置之不顧。傅柯指出,人有了自由,也就來了權力的宰控。我們有了自由,並不是可以任意妄為。他指出,自由是道德規範的條件,但道德規範也假設了自由的存在8。例如,現在,在街上不戴口罩,這雖然是法律所容許,但如果我身患感冒,能散播細菌感染他人,這不戴口罩的自由又是否合乎倫理?在這時囤積廁紙、漂白水、炒賣口罩,這是自由,還是自私?未搞清楚事實前,把戴口罩的人當成是病毒帶菌者,並毆打對方,正如近日在歐美各地發生的針對亞裔居民的種族主義事件所看見,我們又是否正在保障及假設了民主社會裡既有的人身自由?

Panic buying under COVID-19
位於瑞典哥特堡(Gothenburg)的超級巿場。肺炎恐慌下,廁紙被民眾搶購一空,這是自我關懷,還是自私自利?
傅柯提及到,我們論及自由時,總離不開權力關係。人與人之間、在學校、在工作場所,始終離不開權力 (power),人與人之間有了自由,但同時卻又有機會大家互相壓逼 (domination),你有了自由,想對方聽從你的意見,但這不一定對你自己或他人有利。

例如,我患了傷風感冒,但堅持不戴口罩,還隨地吐啖,別人指責我,我卻認為是他們沒有同情心,是針對自己,把我關在醫院及家中隔離 14 天,是剝奪我的人身自由。按傅柯的邏輯,這並非是自我關懷,自我關懷還包括自己對其他人的責任,我明知自己有病,但脫下口罩,把疾病傳給其他人,是自私自利、任性的表現,目的只是滿足自己,是壓逼對方,想別人屈服在我的任性之下。

何不把自我隔離看成是自由的實踐?

那什麼是自由呢?傅柯認為,自我關懷不是什麼也可以做,但也並非消極地認為生命就是權力宰制下的被動產物。傅柯的晚年著作及演講常常提及,什麼為之「自由的實踐」(practice of liberty)。傅柯認為,在古羅馬人及希臘斯多葛主義者 (Stoics) 的世界裡,我們既是被動 (passive),但同時也是主動 (active) 的個體,自由只是在某些框架下生成。自由的實踐,就是在既定有的限制下,怎樣去思考你可以做到的,對他人也是出於責任,但也是自我關懷的一種。現在,各國疫情日趨嚴重,很多人也被逼留在家中接受隔離,在狹小的空間下,被逼留在家中,好像是失去了自由,有什麼自由可言呢?而在既有限制下注意自己、鍛練自己,就是自由的實踐。

傅柯的邏輯,可能有點「阿 Q 精神」,但他並非沒有道理。留在家中,很多人開始花時間做一些以前未有做過的事情,例如,閱讀、烹飪、彈琴、在陽台上與鄰居一起唱歌、在家裡健身、做運動、在網上學習等。這些都是「自由的實踐」,是「自我關懷」的體驗,你不會看成是沉重的責任或戒律需要去遵守。不需要強制留在家中,但又不能出國旅遊的,仍可以到公園跑步,往郊野公園遠足。正如傅柯所說,我們的自由,其實比我們想像中的多,故此,他並不是否認真理的存在,反而,他曾說,正正因為我們還有自由,就更該有說出真話的勇氣 (parrhesia)。

卡斯楚街(Castro Street),或作「The Castro」,位於加州三藩市,是世界著名的同志村和觀光景點。傅柯曾於八十年代初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講學,期間,經常活躍於三藩巿的同志圈子,經常光顧當地的夜店及桑拿。
但為什麼晚期的傅柯有這種生命倫理上的啟發?是否因為知道自己感染了愛滋病,而突然有這種佛教式的覺悟,參透生死,看破紅塵,有種俗世式的靈性復甦?讀者要知道,上世紀八十年代,社會對什麼為安全性行為、愛滋病的認識,所知甚少,更不用說同性戀這群身處在社會的邊緣人,而這群體裡也彼此猜度著,是否帶菌者,這情況,與我們今天對冠狀病毒的態度相若。

我們無從得知傅柯當時的想法,但從傅柯的著作可見,他並不是㰻吹相對主義、虛無主義,也沒有說要把過去古希臘及羅馬人的生活習慣及社會秩序搬到現代社會裡。反之,不論是從他 1978 年前往日本學習襌修,還是他 1979 年前往伊朗報導伊斯蘭革命及 1980-84 年於法蘭西公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的演講中,傅柯更關心主體性 (subjectivity) 的問題、生命與實踐的關係,也就是,真理怎樣引導一個真我(true sense of self),及如何實踐這自我,哲學不再只是像笛卡兒 (Rene Descartes) 式般由懷疑自我出發,去找尋什麼是客觀真理以獲取知識,哲學更是生命的一種實踐、一種生活的美學 (aesthetics of life)。

其實,古希臘人往往就會思考有關生死的問題,但不是後期基督教信仰所說的死後得永生,預設了某個來世或彼岸,這是希臘化時期所沒有的。傅柯在「自我技藝」(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這篇演講中曾提及,古希臘人對死亡及活出生命有兩種看法。斯多葛派 (Stoics)認為,我們該時常思考,生命最壞的一刻及不幸事件,現在就會來臨,而不是遙遠的將來,我們現在這刻就該好作準備。把斯多葛派的觀點放在今天的處境,即使我現在非常健康,但卻更應該想像自己現在已感染了肺炎,思考如何面對生命最壞的一刻。相反,伊壁鳩魯派(Epicureans)就認為這種想法是亳無意義,他們認為,應當專注目前工作,即使外間疫症蔓延,人心惶惶,我們的生活也不會受外間的風吹雨打所影響,疫情是我們不能控制的,何不活在當下,掌控自己能掌控的事情,提升自己,讓自己獲得心靈的平靜。9今天,在動盪不安的歲月裡,究竟我們對生命的思考,傾向於斯多葛派?還是伊壁鳩魯派?

結論

傅柯的思考方法是,從過去出發,思考現在,構想將來,這有點像尼采所說,「當過去向我們說話,過去總說得像預言,但我們總得要擔任建構未來的建築師,懂得現在的處境,才能明白過去我們所說的一切。」10(這裡我僅僅是插一句話,晚期傅柯為何轉向當然有不同的解讀,不過其實不難發現,他其實仍是在主體性問題的視域內。)他的思想體系並非集中在某個門派,他與當代的思想家有不少交流,包括德勒茲(Gilles Deleuze)、著名的語言學家杭士基 (Noam Chomsky) 11、日本哲學家丸山真男 (Masao Maruyama) 等。他的著作更多像哲學評論,例如,他常講解柏拉圖 (Plato)、蘇格拉底 (Socrates) 等的著作。在很多訪談中,他說自己的私生活對自己思想體系的建立並不重要,也不會站在道德高地上指點其他人該怎樣處事及生活,但他也曾說,自己的每一部著作,就好像是自己小小的的傳記,故此,他才熱愛自己的研究課題,包括,在人類歷史裡,瘋狂、邊緣、性別、操控、醫學知識等,是怎樣生成的。

在最後的一段訪問裡,傅柯說,「自我關懷,要知道自己的自由是基石,這基石的來源就是自我控制。」12留在家中,可以說是束縛,但為什麼我們不把這「社交距離」下的新秩序看成是自由的實踐,去改造、鍛練自己?

1971年,傅柯(左)及杭士基(右)受邀請,出席於荷蘭恩荷芬(Eindhoven)的世紀辯論,討論什麼是人性(human nature)
  • 1. 如英國劍橋大學保守主義哲學家羅傑.史庫頓爵士(Sir Roger Scruton)、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臨床心理學教授喬登.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等。
  • 2. 請參閱傅柯於1976年於法蘭西公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名為「必須保衛社會」(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的演講,他提及不少對19世紀社會主義的批評,甚至認為,社會主義與種族主義密不可分。
  • 3. "[D]oes the expression 'let us liberate our sexuality' have a meaning? Isn’t the problem rather to try to decide the practices of freedom through which we could determine what is sexual pleasure and what are our erotic, loving, passionate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It seems to me that to use this ethical problem of the definition of practices of freedom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affirmation (and repetitious, at that) that sexuality or desire must be set free." (Foucault 1984, 114)
  • 4. “What is called Christian interiority is a particular mode of relationship with oneself, comprising precise forms of attention, concern, decipherment, verbalization, confession, self-accusation, struggle against temptation, renunciation, spiritual combat, and so on. And what is designated as the ‘exteriority’ of ancient reality also implies the principle of an elaboration of self, albeit in a very different form” (Foucault 1986, 63)
  • 5. “According to the new pastoral, sex must not be named imprudently, but its aspects, its correlations, and its effects must be pursued down to their slenderest ramifications: a shadow in a daydream, an image too slowly dispelled, a badly exorcised complicity between the body’s mechanics and the mind’s complacency: everything had to be told. A twofold evolution tended to make the flesh into the root of all evil, shifting the most important moment of transgression from the act itself to the stirrings—so difficult to perceive and formulate—of desire.” (Foucault 1990, 19)
  • 6. 或譯作:德蘭修女
  • 7. "One must not have the care for others precede the care for self. The care for self takes moral precedence in the measure that the relationship to self takes ontological precedence." (Foucault, 1984, p. 118)
  • 8. "Liberty is the ontological condition of ethics. But ethics is the deliberate form assumed by liberty." (Foucault 1984, 115)
  • 9. The Stoics developed three eidetic reductions of future misfortune. First, it is not a question of imagining the future as it is likely to turn out but to imagine the worst which can happen, even if there’s little chance that it will turn out that way - the worst as certainty, as actualizing what could happen, not as calculation of probability. Second, one shouldn’t envisage things as possibly taking place in the distant future but as already actual and in the process of taking place. For example, imagining not that one might be exiled but rather that one is already exiled, subjected to torture, and dying. Third, one does this not in order to experience inarticulate sufferings but in order to convince oneself that they are not real ills. The reduction of all that is possible, of all the duration and of all the misfortunes, reveals not something bad but what we have to accept. It consists of hav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future and the present event. The Epicureans were hostile to it because they thought it was useless. They thought it better to recollect and memorize past pleasures in order to derive pleasure from present events. (Foucault 1988)
  • 10. "When the past speaks it always speaks as an oracle, only if you are an architect of the future and know the present will you understand it." (Nietzsche 1983, 94)
  • 11. 或譯作:喬姆斯基
  • 12. “Be concerned with yourself, i.e., ground yourself in liberty, through the mastery of self.” (Foucault 1984, 131)
作者
henrykwok
郭恩成畢業於香港大學,主修英語教育及比較文學,曾於香港兩所中學任教,後往英國劍橋大學修讀教育社會學及政策的哲學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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