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歐美所研究員，鄧育仁先生，於 2016 年 3 月 9 日下午至國立清華大學哲學所，以「多元情勢中的哲學視野」為題進行演講。這場演講的內容主要呈現鄧先生於 2015 年 10 月出版的《公民儒學》一書之論證的背景架構。
在這本書中，鄧育仁把「儒學」當成一種「公民哲學」，希望在面對當代民主政治、經濟制度、科學技術，以及一些基本價值觀的討論當中，挑選一些重要議題切入，來談儒學可以有什麼樣的面貌和雛型。在此演講中，鄧則以方法論的角度，從哲學思想的發展談起，討論到當代哲學研究者面臨的考驗，並提出他認為的可能解方。他同時針對台灣哲學工作者的未來研究取向，建議了一個新的徑路，並且提出他自己對此進路的儒學觀點。
演講一開始，鄧分析了哲學的發展歷史，並指出不管是西方或東方的文明發展在兩千多年前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突破和革新——古希臘哲學從神話傳統、東方先秦則是從「巫」的傳統紛紛走向理性的傳統。這個哲學的理性傳統是大家相信透過講道理的方式可以達到共通的常道，也就是存在有客觀的、普遍的真理。只要我們願意好好想、接受啟蒙，都可以看到這樣的客觀真理。
鄧借用哲學家帕菲特 (Derek Parfit) 的一個比喻來說明此觀點：「兄弟姊妹爬山，各自努力，山頂相見」。然而兩千多年來，哲學工作者已經深刻地討論了許多重要概念和相關議題。我們究竟掌握真理了沒？他從兩方面來反省這個假設。
鄧育仁以自己從事哲學工作數十年的經驗來看，他越來越懷疑「普遍真理之假設」的真實性，因為他發現擁有高度理性能力的哲學工作者彼此之間往往很難認同或感知到彼此視為最根本的事實、或為論證所提供的理由。因此，他認為「學者們好好做研究、期待爬到山頂時共同相見」的想法很可能並非科學的假設，而是哲學的夢想。
從當代哲學發展的脈絡來看，他看到哲學式微的危險。以他自己專精的分析哲學研究來說，他觀察到哲學研究都是對現階段科學發展之重要議題的討論，這些密切與科學關聯在一起的哲學研究因此能對科學—也就是真理的探尋—提供重要貢獻。而那些跟政治和社會發展相關的人文研究，則往政治學、社會科學的研究靠攏。台灣的哲學工作者，熟悉科學的哲學家不多，無法跟上西方的哲學發展，在法政領域，台灣社會缺乏西方政治情勢的脈絡，因而不容易將其視為我們自己的重要研究問題。他問，那麼哲學能有什麼用？我們作為哲學工作者又能夠作什麼有意義的建樹呢？
面對局部或整全的深刻哲學思想，但學者彼此之間卻看不到對方的重要理由，學術工作者還能怎麼繼續論理下去？這是否代表了「客觀真理」有可能是哲學夢想？他認為當代哲學工作者面臨了嚴峻的考驗。他主張哲學在兩千多年來追求深刻的形上學、價值觀點……等等成熟的思想發展之後，在當代碰到了多元的問題。
他接著提到，面對多元的深刻思想價值，若只是學術上的爭論，可能也不是非常嚴重的問題。然而在民主政治的當代脈絡中，我們無可避免地必須在相互尊重的民主價值之下，以講理的方式共同做出許多政治決策。在此要求下，每個公共決策之能被同意，我們都可以找到深刻的哲學道理來支持。這就會碰到多元哲學價值觀衝突的問題，也就是採取不同哲學理由之間的彼此不同意。他因此主張，哲學的學理並不會只是學理，會在當代社會中跟公共議題有關，也會左右我們怎麼來看待和回應公共議題。
因此，彼此不一樣的地方，在當代社會中就被凸顯出來而變得非常重要。他認為學者在多元的時代，不能只是為學術而學術，而必須將研究精神放到跟公共決策的關係上，理解其背後的觀點以及不同價值的衝突之處。他特別強調，他所要解決的問題並不是大是大非的衝突、不是不講理的衝突，而是各種良善價值的理論衝突。
藉著西方哲學發展的思想脈絡以及當代政治社會的文化脈絡，他認為台灣的哲學工作者應該接受當代的多元事實來建構新的第一哲學。
形上學曾是第一哲學，接著在笛卡兒的帶領下知識論成了第一哲學，當代自 1905 年1的分析哲學發展以來，第一哲學變成是語言哲學。他澄清說，「第一哲學」的意涵不是說該哲學最重要，而是說所有重要哲學探討都必須先通過第一哲學的關卡才有辦法繼續更深刻的哲學探尋。他總結說，歷代以來，無論第一哲學為何，都有一個共通處——大家都在爬同一座山，都對普遍真理有要求。這帶給學者們研究的力量、去仔細地分辨善惡。
但如果我們接受民主社會不可避免的多元價值觀，那麼他認為政治哲學或公民哲學就會是新時代的第一哲學。用羅爾斯的觀點來說就是，這個社會是多元價值的社會，如果我們不用權威主義的觀點來面對多元，那麼我們就需要一個新的哲學觀點來面對當代的多元情勢。不過，鄧自認比羅爾斯更進一步，他建議我們不是只有在政治哲學的領域才談多元價值的基礎，而是要將這樣的觀點推到所有的領域中。
他關切的是，我們如何面對當代的多元情勢，同時又能做深刻的哲學探索以支持公共政策背後的深刻價值。他提議我們就承認深刻的價值是多元的，再從這邊來建構我們的當代哲學。正是從這個角度，他提出將政治哲學—或者說公民哲學—來取代語言哲學，作為當代的第一哲學。
在上述的「公民哲學作為第一哲學」 哲學背景下，鄧育仁嘗試從儒學觀點來提供自己的公民哲學觀。
他在《公民儒學》一書中對此做了較詳盡的論述。簡單來說，他認為從儒學的發展來看，存在有一些傳統，特別是從《論語》和《易經》而來的觀點：君子思不出其位。儒學的這個觀點曾被批評得很厲害，被指責儒者都只管自己的事。然而根據他的研究，從歷代的解釋來看，儒者絕對不是只管自己的事，這從君子的理想模範是透過掌握政治權力來為公眾服務的想法就可看出端倪。他認為「君子」要能做好自己位子上的事情必須瞭解許多事情而不能只思考自己的事。他對「君子思不出其位」的解讀是告誡君子必須慎思自己作為掌握權力的人，不應該濫用權力、不要想爭奪、僭越、取代別人、更不要伸手去管其位不應該管的事情。
他認為儒學脈絡中的「君子」可改成適用當代脈絡的「公民」。作為公民的學者會涉及價值的研究、公共的參與，因而需要自我設限的公民哲學觀——在講道理、相互尊重的情況下，不應堅持他人必須相信自己的深刻價值觀點，而只是嘗試從平等的角度來和對方談道理。他主張這是一種講道理但願意自我設限的態度，而我們可以藉由儒學的研究資源來把握這可能的界線。
最後鄧育仁結論說，如果我們接受當代環境已經和當初走出巫的時代有所不同，那麼哲學作為一種講道理的事業，如何在具體情境中做出共同決策就是我們所面對的重要問題。故他從多元局勢的角度出發倡議以「公民哲學」作為當代的第一哲學。
面對鄧育仁將第一哲學的寶座讓與公民哲學，現場與會學者的第一個直覺反應就是「那真理怎麼辦？」鄧回應說，他並不是說真假不重要，而只是不將「求真」放在第一優先。他仍然在意真理，不過他認為我們所面對的處境並不是那些僅憑邏輯和工具理性就能解決爭議的境況，因此我們需要建立起一套能夠呈現多元觀點的制度，畢竟我們面對的已經是一個價值觀非常細膩和深刻的世界了。
與會者們的另一個主要憂心則是，儒學的「君子思不出其位」之觀點，似乎仍稍嫌保守、也無法具體解決實際的政治性爭議。對此，鄧澄清說他所提的公民儒學之觀點的重點並不是要尋求達成一致的社會共識，或是提出一種一勞永逸的方法來解決所有爭議，而是一種調節的哲學觀。
他特別指出他的這個儒學觀點非常不同於西方那種「目的—手段」的思維方式。他提議的調節方法是以限縮自我權力的方式來防止事情朝更糟方向去發展的處事態度。假若爭議的雙方無法從最基本的公民地位，以可論理 (reasonable) 的態度處理爭議，那麼他認為我們就該退一步，等合適的時機到來再行討論。
也有與會者好奇，就台灣受多種文化影響的發展脈絡來看，為何特別挑選儒學來談公民哲學？對此問題，鄧從東西方文明的比較來說明。他認為，如果我們跳脫台灣的框架，就能發現台灣社會其實深受東亞儒學傳統的薰陶與影響，但已發展了兩千多年的儒學，卻因缺乏反省而參雜了各種好與壞的價值在其中。如果我們能夠願意好好地反省，把儒學中比較好的傳統、好的精神和理念融會到當代，或許我們的社會能有比較好的發展。雖然儒學是台灣社會中的重要傳統，但他也承認那並非唯一的傳統，所以他也欣見從其他傳統，如孟學、甚至自由主義來發展出不同的公民儒學。
從台灣的國際情勢來看，鄧認為西方價值的反省工作已經趨近於成熟，因此哲學的介入就只能跟著西方的討論脈絡走。相對而言，漢語世界正處於價值重整的階段。面對崛起的中國，台灣正面臨特殊的時代問題：當中國嘗試重新把儒學拿出來整頓社會價值觀時，不管在官在民，其特色就是專制體制、有限民主、精英統治。台灣雖然小，但在價值反省方面可以具有槓桿空間。他認為從價值混亂的亞洲局勢下，儒學是一個值得耕耘的領域。然而這是需要長期的百年耕耘才可能有具體的哲學成果和貢獻。
演講接近尾聲，鄧說明了他書中提及公共論述資源的意含。他所提出的第一哲學，公民哲學之核心就在於「調節」，因而是一種動態的發展。公民儒學的觀點在此意義下必須接受社會輿論的考驗，才能看出是否能成為公共論述資源的一部份。此觀點可能被接受，也可能久了就被淘汰，或者根本無法進入西方文化脈絡中的公共論述資源。然而他認為就東亞文化圈來說，儒學成為公共論述資源可能是有機會的。
此次演講就在講者與聽者們的熱烈討論中結束。
觀察鄧育仁先生的哲學研究背景，會發現他主要受的是英美分析哲學的訓練，過往發表的論文也多半與心理哲學、語言哲學相關。然而他最新出版的著作和本次演講主題卻轉向漢語哲學中的儒學研究，其研究徑路有明顯的轉折。他於演講中也提到，公民儒學的論述不僅受到台灣分析哲學圈的質疑，更有來自儒學學圈的反對。不過，我們從鄧育仁先生的嘗試中看到，一些台灣哲學工作者已開始反省台灣自己的哲學2，並試著建立屬於漢語文化圈的哲學系統。這樣的發展屬於個案，還是整體趨勢，值得我們未來持續密切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