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儒學」這名詞概念首先由陳昭瑛教授於 1995 年《臺灣文學與本土化運動》提出。

1984年臺灣文學界掀起一股「中國情結 vs. 臺灣意識」的論戰。當時，這場論戰是站在「本土」的立場上來表達理念，致使「中國」與「西方」皆成為「文化他者」的概念表述。為此，陳昭瑛、陳映真、蔡義雄、宋冬陽、吳德山、戴國煇……等人，陸續發表有關臺灣意識的論說文章1。文學如此，歷史學更明顯，將所謂臺灣的歷史鎖定於漢∕原住民；本省人∕外省人；閩南人∕客家人的討論。

而對之於哲學界來說，在同一時期卻未曾出現如文學一般將「中國」視為「文化他者」的狀態，究其原因有二：首先是文化認知斷裂的時間點未到；其二是儒學作為精神象徵，要與土地連接是不如文學與歷史來的明顯的。

文化認知斷裂的時間點未到

關於第一點，在臺灣的「菁英儒學」以新儒家第二代2：方東美 (1899-1977) 曾任教於臺灣；唐君毅 (1908-1978) 定居於香港，退休後曾短期任教於臺大；徐復觀(1902-1982)曾任教於臺灣後病逝於臺灣；牟宗三 (1909-1995) 則與臺灣的關係最深，任教於臺灣並定居於臺灣，以及，第三代：成中英(1902-)就學於臺灣，學士畢業後於美國攻讀碩博士，目前活耀於海外；劉述先 (1934-) 就學於臺灣，於美國取得博士學位，活耀於海內外，且依然於臺灣授課3；杜維明 (1940-) 就學於臺灣，學士畢業後於美國攻讀碩博士，目前活耀於海外；余英時 (1930-) 早年就學於香港、美國，後經常於臺灣發表政論文章，擔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活耀於海內外；蔡仁厚 (1930-) 任教且定居於臺灣……等人為代表。

雖然這些學者都與臺灣有著密切的關係，但其生長與學習的背景基本上是延續著中國與香港的經驗而來。同一時期，中國歷經文化大革命 (1966-1976)，這使得新儒家學者們很自然的會認為儒家的文化精神是由臺灣與香港來繼承擔負。因此，當文學界於 70、80 年代積極處理「臺灣–中國」、「本土—西方」的矛盾時，哲學界卻是將焦點放在「東方—西方」的論辯。故對於「臺灣—中國」的關注是被延後的，直到臺灣在地出生的新一代學者與中國文革後期出生的學者相互對壘時，這問題才真正被凸顯出來。

儒學文化與儒學精神之差異

關於第二點，儒學做為文化與儒學作為精神是有必要進一步區分開的。簡單來說，儒學精神是在面對人時，以一種全體的心態去設想，如此將不分地域、種族，故其影響範圍是廣的；儒學文化的被討論範圍卻是集中於特定身份的人身上，並被視作一種學術來看待，若由「地域」觀點來剖析，往往會以學問思想的派別來討論，故此才有你我之分別。

文化所指涉的對象為「處於一定的自然環境、歷史傳統和現實社會氛圍中的人類群體」4以及與此人類群體相關連的場域、精神表現，正如梁漱凕先生所認為的「文化來源於民族對於生活意欲(will)」5，或是如勞思光先生所認為的「文化做為一個意義領域，而非一個事實來看」6，故文化往往是指向處於某一定群體對於場域「自覺意識」的討論，這「自覺意識」應是結合所在地域而產生的「本土化」意識。

故由於「精神」與「文化」有所所差別，因此當本土文化的轉向已在臺灣各領域興起時，作為精神象徵的的儒學思想還沒形成與臺灣土地連結的適當條件，而在這波本土化運動中缺席。

儒學在臺灣與在地背景的連結

而臺灣文化的特色不單單是純粹的中華文化，中間還受日本文化很大的影響，致使臺灣整體顯露出一種「擁抱殖民現代性」的特質，這是於其他被殖民地，譬如：韓國、香港、越南等地所沒有出現的殖民地特質。正是這樣的歷史背景的融合，所以才得以呈現出現臺灣文化多元的特色。此外，儒家文化作為臺灣在世界文化地圖中的代表，其滲透影響的層面擴及文學、歷史、哲學、文化、藝術、社會學、習俗……等等，而這滲透層面之廣泛並非單方面來自於學者的推廣，有更多的細微之處其實是來自於民眾生活的習性。

林安悟教授於北京第一屆國際儒學高峰會議發表論文時指出，臺灣的儒學不是二次大戰後才有，而是伴隨著漢人來臺灣而就地延續發展的。換句話說，臺灣的儒學並不是單純由學者們引進，而是由我們的祖先伴隨著他們的生活文化而引進7，是一種由生活習慣反芻而自然顯現的生活樣態。

陳其南教授認為臺灣漢人社會其實存在著「內地化」與「土著化」交相轉變的過程，兩個名詞概念在構成上，其詮釋有著根本的差異：所謂的「內地化」理論的提出必須在前提上先認定臺灣社會在內地化以前是一個「非內地型」的社會；「土著化」理論則以土著化前的臺灣社會在心態上仍認同於內地祖籍，而為內地社會的連續或延伸，「所以臺灣漢人社會之發展過程是『移民社會』轉型為『土著社會』的過程，而劃分這兩個階段標準是社會群體構成的認同意識。」8

換句話說，臺灣雖受中國影響，但正如陳其南所言，臺灣社會對內在認同內地祖籍的心態，在某種程度上已出現轉化，這轉化是面向臺灣這片土地作為落葉歸根的居所，應而出現「土著社會」的型態。

從菁英儒學轉變成臺灣儒學

故在臺灣儒學的發展上，臺灣民眾改變了以「菁英儒學」型態為核心的儒家精神，保留了悲憫的同理心、天下一家的包容感與家族向心力的維繫，集體凸顯出的是帶有傳統農業社會的「草根性」，如植物的根部一般：質樸、隱藏、但卻刻苦、堅持、穩穩的向下扎根的精神，而扎下去的就是對於自我文化意識的記憶。

臺灣儒學被關注最主要來自於新一代儒學研究者沒有上一代的歷史包袱。對他們來說，「祖國」不再是歷史課本中提起的老母雞，而是美麗的花東海岸、擁有捷運與101的台北、喧囂的夜市景象。換句話說，新一代儒學研究者會從自己身處的「場域」去觀看文化傳統，進一步用「地域性」的方式去詮釋它；譬如：陳昭瑛、黃俊傑、潘朝陽……等人。

對於「地域性」的理解，是指各種地域所具有的综合特性，為地域特性的省略語。換句話說，它指示著各地區間含有各自區别的標誌，凸顯各地區的差别性。它類似於一種符號，透過歷史背景、語言脈絡與文化意識而被建構起來，內化為主體自身對於土地的「自我認同」感。

結語：臺灣儒學的獨特性

我認為撇開政治的尷尬，我們其實有很豐富的文化背景能再創臺灣儒學的獨特性。1983 年 Peter L. Berger 認為在東亞地域經濟發展中，儒家文化並不如韋伯所言的是個現代化的阻礙，但之所以不會造成阻礙的儒家文化，並非一般所理解的菁英儒家9，而是指通俗性的儒家10。這浸潤於生活中的意識，其中表現最明顯的就是透過「家」這單位，使得儒家思想得以由傳統進入現代，而與現代經濟活動產生關係11。

這些信仰和價值觀形成的共同遺產是在東亞這個區域被培養的，它們導致了高效益的工作倫理。而儒家思想的價值，譬如說對人世間的積極態度；講究紀律和自求多富的生活方式；對權威和節儉的重視，以及對穩定家庭生活的強烈關切等，與東亞人民的工作倫理和整個社會態度提供了東亞文化在經濟發展上高道德的特質。12因此，Berger認為，這帶有宗教性的通俗化儒學有必要在談論東亞文化時被重視且注意到。13

故對於儒學的研究，在現今這個時代應該更進一步與地域性的研究結合。若讀者想進一步對「臺灣儒學」有所深入理解，可延伸閱讀以下幾本書籍：陳昭瑛教授的《臺灣文學與本土化運動》，《臺灣與傳統文化》，《臺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三本書；潘朝陽教授的《臺灣儒學的傳統與現代》，《儒家的環境空間思想與實踐》二書；黃俊傑教授的《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與蕭新煌教授的《臺灣社會文化典範的轉移》；和陳其南教授的《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

透過以上書籍的閱讀能夠對「臺灣儒學」的發展與定義有更詳盡的掌握，但僅止於「掌握」，作為能繼續發展的「臺灣儒學」而言，我們每個人都有必要重新正視「臺灣」的文化特質，以便思考在共有儒家文化的「東亞」區塊中，我們所應站立的姿態為何。

• 1. 劉紀蕙，《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徵狀式閱讀》，註釋3（臺北：立緒文化，2000/5，1刷），頁30。
• 2. 當代新儒家可分為三代，第一代是1921年至1949年，代表哲學家為熊十力、梁漱溟、馬一浮、張君勱、馮友蘭。（2016/2/19 瀏覽）
• 3. 劉述先已於 2016 年 6 月 6 日逝世，參見此報導。（2020/10/1 更新）
• 4. 霍桂桓，《文化哲學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07/10，第1版），頁17。
• 5.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臺北市，臺灣商務出版，2002，初版），頁31。
• 6. 勞思光，劉國英（主編），《文化哲學講演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頁47。
• 7. 林安梧，〈當代新儒家與臺灣現代化的發展進程〉（第一屆國際儒學高峰會議，北京，2005/10），頁28-30。
• 8. 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文化，1989/1，訂正版），頁155-157。
• 9. 原文：“the Confucianism intended here is not, of course, that of the literary scholars and imperial bureaucrats discussed by Max Weber. ”
• 10. 原文：“Rather it is a "vulgar Confucianism," a set of beliefs and values motivatiing the man-in-the-street. ”
• 11. 原文：“Foremost among these are a deep sense of hierarchy, a quasi-total commitment to one's family (on behalf of which the individual must work hard and save), and overall norms of discipline, frugality and benevolence to one's own. These beliefs and values form a common heritage of East-Asian cultured they are supposed to have resulted in a work ethic of very high productivity. ”
• 12. Peter L. Berger，羅榮渠（主編），〈一個東亞發展的模式：戰後臺灣經驗中的文化因素〉，《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版1刷），頁426。
• 13. Peter L. Berger, "SECULARITY: WEST AND EAST”, Cultural Identity and Modernization in Asian Countries: Proceedings of Kokugakuin University Centennial Symposium(Institute for Japanese Culture and Classics Kokugakuin University ,1983).（2014/2/12 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