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漢娜·鄂蘭
一九七○年冬，於社會研究新學院1發表
構成《論歷史》5或最近名為《康德政治著作》6文集中的文章，在品質和深度上都無法與康德的其他著作相比；它們當然也不如一位作者所稱的那樣構成了「第四批判」，而他之所以急切為它們宣稱這一地位，只因它們恰好是他的主題。7康德自己也稱它們其中一些只是單純「玩弄理念」或「單純的愉悅之旅」。8而《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 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其諷刺的語氣清楚地表明，康德本人並沒有把它們看得太重。在給基斯韋特 (Kiesewetter) 的一封信（一七九五年十月十五日）中，他稱這篇論文為「遐思」（彷彿他想到了自己早期與史威登堡〔Swedenborg〕的趣事，即他的《通靈者之夢：通過形上學之夢來闡釋》〔Dreams of a Ghost-Seer, Elucidated by Dreams of Metaphysics〕{ 一七六六年}）。9
至於《權利學說》(The Doctrine of Right)（或法律〔of Law〕學說）10——你只能在賴斯 (Reiss) 編輯的書中找到它，而且如果你讀了它，你可能會覺得相當無聊和迂腐——很難不同意叔本華 (Schopenhauer) 所說：「這彷彿不是這位偉人的作品，而是一個平凡普通人 {gewöhnlicher Erdensohn} 的作品。」在康德的實踐哲學中，人被理解為一種立法者，法律概念在康德的實踐哲學中具有重要意義；但如果我們要研究的法律哲學，我們確實應該轉向普芬多夫 (Pufendorf)11、格勞秀斯 (Grotius) 或孟德斯鳩 (Montesquieu)，而不是康德。
最後，如果你看看其他文章——無論是在賴斯的書中或是其他文集（《論歷史》），你會發現其中許多文章都與歷史有關，因此，乍看起來，就像他之後的許多人一樣，康德彷彿用歷史哲學取代了政治哲學；但是，康德的歷史概念雖然就其自身而言相當重要，但卻不是他哲學的核心，如果我們想要探究歷史，我們會轉向維柯 (Vico)、黑格爾和馬克思。
在康德那裡，歷史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類作為創世的一部分，是歷史的主體，儘管可說，作為其最終目的和創世的冠冕。歷史——他從沒忘記那無序的、偶然的憂傷——中重要的不是故事、不是歷史上的個人，更不是人做出的善行或惡行，而是大自然的祕密詭計，那使人類在世世代代的傳承中不斷進步並發展出自身的所有潛能。人類作為個體的壽命太短，無法發展出人類的所有品質和可能性；因此，物種歷史的過程之中「大自然播下的所有種子得以充分發展，並且在其中種族的命運得以在地球上實現」。12這就是「世界歷史」(world history)，這於個體的有機發展——童年、青春期和成熟期——的類比中可見。
康德從不關心過去；他關心的是物種的未來。人類被逐出天堂，不是因為罪惡，也不是因為一位要報復的上帝，而是因為大自然，大自然將人類從其子宮中釋放出來，然後將人類逐出樂園，即「安全無害的童年狀態」。13這就是歷史的開端；其過程就是進步，而這一過程的產物有時被稱為文化，14有時被稱為自由（「從自然的監護到自由的狀態」）；15而只有一次，幾乎是順便在一個插入語中， 康德確實指出這是一個促成「 為人類計劃好的最高目的， 即社會性 {Geselligkeit}」16的問題（我們稍後將看到社會性的重要性）。進步本身，那十八世紀時的主導概念，對康德而言是個頗為今人傷感的想法；他反覆強調，那讓個人生活明顯失落的弦外之音：
即使我們接受人在此生最佳的道德和物理狀態上最好的條款，也就是說，不斷地進步並趨近於被定為其目標的最高善之狀態，他還是無法……將滿足與他的條件……在永恆持續的變化之持續下去的前景聯結起來。因為他目前所處的狀態，相較於他準備要進入的更佳狀態而言，始終是種不幸；並且，朝向終極目的無止盡地前進這個想法，也同時是對一連串無止盡的不幸系列之一種展望……而這些不幸不會讓滿足佔得我上風。17
另一種對我的選題作非議的方式，雖然有些粗俗，但也不是毫無道理，是指出這些通常被選中的文章——而我也有選中——都是康德晚年的作品，並且事實上是他智能下降終致失智 (senile imbecility) 的狀態下所作。為反駁這論點，我請你閱讀康德非常早期的《關於美感和崇高感的一些觀察》(Observations on the Feeling of the Beautiful and Sublime)。18為了預視我在此問題的個人意見，那是我希望在這個學期的課程中向你們論證：如果某人了解康德的作品，並把他的生平事蹟予以考量，那是頗為容易把論點反轉，並說，康德在生命頗晚的時候，當他不再有力量或時間就這個特定問題制定其哲學時，才留意到政治的事跟社會的事區別開來的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social)，是人類在世界上的狀況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此我並不是說康德因此生命的短暫而未能寫出「第四批判」，而是說康德的第三批判，即《判斷力批判》——它與《實踐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不同，是自發地創作，而不是如《實踐理性批判》般為了回應批判性的觀察、提問、和挑釁—實際上應成為康德偉大作品中缺少了的那一本。
從他的觀點來看，在他完成了批判事業後，還剩下兩個問題困擾其一生，並為之中斷了他一直的工作，以便首先澄清那他所稱的「理性的醜聞」：「理性與自身相悖」19這一事實，或者說思考超越了我們所能認識的界限，然後陷入自己的二律背反之中。20
我們從康德自己的證言中得知，他的人生轉捩點是他發現（於一七七○年）人類心靈的認知能力及其局限，他花了十多年時間來闡述這一發現，並出版了《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我們也從他的信件中得知，這歷時多年的巨大努力對他其他計畫和想法有何意味。他寫道，關於這「主要議題」，如同「大壩」一樣阻礙和堵塞了他希望完成和出版的所有其他主題；它就像「路上的一塊石頭」，只有移走它才能繼續前進。21當他重新回到其前批判期的一些關懷時，依其當時所知，這些問題當然題已有所轉變。但它們並未變得面目全非，我們也不能說，它們對他來說己失去了迫切性。
最重要的變化能在以下幾方面體現。在一七七○年事件之前，他曾意圖去寫並快要出版《道德底形上學》(Metaphysics of Morals)，但事實上他在三十年後才寫成並出版了這部作品。但在此尚早之時，此書曾以《道德品味之批判》(Critique of Moral Taste)22為名公布。當康德最終轉向第三《批判》時，他仍然在開首將之名為〈品味批判〉(the Critique of Taste)。這就發生了兩件事情：在品味這個整個十八世紀最受歡迎的話題背後，康德發現了一種全新的人類能力，即判斷力；但與此同時，他又將道德命題從這種新能力的權限中撤離。換句話說：現在美醜的不僅僅由品味來決定；但問題的正確或錯誤，也不由品味或判斷力，而是單獨由理性來決定。
※ 本文為商周出版授權刊登之書摘，摘自 (2025). 康德政治哲學講座. pp.37-45，文章標題由編輯團隊所下並調整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