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冠狀病毒爆發為中國政府炮製輿論誤導提供了契機。不論是從早期散佈「新冠疫情在台灣已失控」，還是到今日依然甚囂塵上的「新冠起源並非中國」，這樣的敘事每每流傳開來，依然能夠引起無數中國網民的討論與狂歡，以及隨之而來的制度優越感和道路自信。
讓我舉一個例子。 自 2020 年三月，「Covid-19 在世界各地已失控」的帖子在社交媒體上大肆蔓延開來。散佈此聲明的帖子依靠講故事敘述來獲得同情心以及可信度。
某國疫情已經失控了，我從某國醫院的朋友那裡打聽到，每天無數某國人問診，但是沒有試劑檢測，只能把人打發回家。某國老齡人口多，無數某國同胞就死在家裡了。沒確診就不算得病，所以某國才保持這麼低的增長，太可怕了。我已經定好回中國機票了，關鍵時刻還是得集中力量辦大事呀。
了解中國官方話語的人會發現，這個訊息雖談及他國，卻是針對中國民眾。「集中力量辦大事」是被用來證明一黨專政優越性的標準答案。這是中學生都知道的。該信息糅雜民族主義情緒以及教學語言。 大約在同一時間出現了一系列類似的消息，涉及世界各地如：日本、法國、加拿大、美國、瑞士、澳洲、東南亞等國。如果只讀過其中一兩個帖子，我們很難發現它們是大量生產的。我們只會隱約感到，除了擅長辦大事的中國以外，世界局勢已經失控。
關於如何理解這個時代的謠言，哲學新媒體已有討論，敬請移步閱讀〈【泛哲學】謠言滿天飛的「後真相」年代？一點哲學思考（一） 〉有關假新聞、敘述以及法國哲學家李歐塔的哲學理論。〈後真相〉一文認為假新聞是敘事知識 (narrative knowledge) 的一種。依照該文論述，我們的確可以將這些信息視為中國人民解放軍 (PLA) 所說的「認知領域作戰」。在這一行中，這些消息出現在 3 月，當時中國已經設法初步控制新冠流行並宣佈重新開放。這一敘事知識的作用是將媒介話語從中國抗疫的無作為和不透明，轉變為中國抗疫的成功和政治體系的優越。這樣的敘述傳達了一個信息，即中國表現良好，而西方民主國家卻表現不佳。
這樣分析可以幫助我們看到輿論誤導的強大破壞力。這讓人想起大眾傳播時代「魔術子彈」的隱喻。該理論認為：傳播具有極其強大的威力，受傳者就像是射擊手面對的固定不變的靶子或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療的病人一樣，只要槍口對準靶子，或者針頭準確扎入病人身體的某部位，子彈或藥水就會產生種種強大而神奇的效果。傳播者只要使信息對準受傳者，就可以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動機傳送到受傳者的腦海中， 迅速使受傳者的態度和行為發生改變。
然而在本文中，我希望依據布魯諾·拉圖 (Bruno Latour) 以及他的行動者網絡理論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提出另一個隱喻，即將系統性輿論誤導視為傳染性病毒。它的存在和傳播需要通過物質和特定參與者來維持傳播路徑和過程。這個隱喻更容易幫我們了解輿論誤導在某個特定地方 (place) 傳播體系中的運行機制2。正如地理學家段義孚 (Yifu Tuan) 所說，地方可以小如火爐前的扶手椅，也可以大如民族國家。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我們發現「地方」這個概念在輿論戰處於非常重要的位置，例如大流行的起源之爭及其命名（中國病毒、義大利病毒、美國病毒）。地方是具體的聯繫。傳染性病毒的隱喻也讓我們更容易地看到虛假信息通過這些網絡和流程表現出來，並回饋和維持這些網絡和流程。這樣的隱喻也有助於我們思考針對系統性輿論誤導的應對之道。
拉圖認為，傳統社會學默認為行動者本身是沒有什麼個性的，位於相同位置的人就一定會採取相同行動。然而拉圖的行動者志在製造差異。因此，行動者不僅可以指行為人（演員），也應包括可以製造差異和改變事物狀態的非人，包括觀念、技術、生物等。這些行動者的行動需要到過程中去尋找。網絡 (Network) 在拉圖這裡是一系列的行動 (a string of actions) ，所有的行動者不斷地運轉的效果。這種網絡不只是互聯網，而是一種描述連接的方法。它是互動、流動，變化的過程4。
拉圖最有爭議的是他對「科學事實」的解讀。在一系列 1970 到 1980 年間的作品中，他以實驗室作為田野，在經過仔細觀察科學家在實驗室的日常後，他認為科學事實應該被視為科學探究的產物。對他來說，事實是「聯網的」。科學事實並不依靠其固有的準確性，而是依靠生產這些並傳播事實的機構和實踐的力量。當這些網絡崩潰，科學事實也將隨之不復存在。這樣的解讀極大撼動了以科學真理為圭臬的科學界。時至今日仍被眾多學者解讀為強社會建構 (social constructionist) 。甚至曾有物理學家建議拉圖從高樓跳下去，看重力是否也是被實驗室體系所建構的。
有趣的是，後真相時代從某種程度上印證了他的觀點：網絡是真實的。我們是否相信某條陳述，往往不再取決於該陳述的準確性，而是其「構造」的條件以及支持該陳述的網絡。 在 Science in Action 一書中，拉圖提出遠距行動 (action-at-a-distance) 以說明科學機構如何通過計算和轉譯，從遠處執行規則或命令，以形成已有的科學觀念或者科學事實5。反過來說，假信息也可以利用這個網絡。拉圖的觀點有助於我們理解虛假信息不僅是一個敘事，而且是一種被網絡支持的過程。
台灣民主實驗室 DoubleThink 提出了中國資訊戰的 4 種主要模式。
第一模式是經典的宣傳機器，我們在德國納粹第三帝國的整個歷史中或多或少地了解到。在中國，它被稱為大外宣或外展模式。它是由官方媒體、中宣部、統戰部、外交部和外交官在 Twitter 上執行的。
第二種模式被稱為粉紅模式。「小粉紅」是愛國的千禧一代中國網民。儘管時而接受中國青年團的指示，他們不是政府的一部分，也不被政府僱傭。小粉紅們大多依照同人圈機制運行，具有極高的組織協調能力。他們以國家為偶像加以崇拜。中國常被小粉紅們喚為「阿中哥哥」。
第三種模式是內容農場。這些農場僱用大量自由職業者來生成在線內容、複製 / 黏貼、點擊或點讚。內容農場純粹出於經濟動機，只是單純接受商業訂單。他們對內容和背後的政治動機無動於衷。
最後一種模式是協作模式。常常需要與台灣在地合作，包括親北京的媒體、某些主流政治評論員，網紅機構等。這些在地合作者們將假消息與台灣本土內容結合，實時傳播到周圍社群，因此更具殺傷性。
DoubleThink 的分類基於事實，顯示了一個比「認知領域作戰」更全方位的輿論誤導輸出網絡。
我們看到，輿論誤導不但已經形成寄託於網絡平台傳播的生產鏈，也已經開始細化分工。輿論的製造者，贊助商，製造商和發行商開始分離。 我們看到不可思議的聯盟在某種情緒下團結在一起：例如，俄羅斯的陰謀理論者和台灣親北京的評論員，一些香港親民主抗爭者和川普支持者也被統一在 #stopthesteal 下。 我們看到，從有機參與到精心策劃的行動，從商業激勵到新興的持續商業模式，各種各樣的動機正在展開。 很難區分什麼是經過精心策劃 (organized) ，什麼是民眾自發生成 (organic) 的討論與公共議事。
最重要的是，我們開始看到，虛假信息的作用超出了認知領域，並附著在具體地方 (place) 、身體 (body) 和網絡 (network) 上。輿論誤導涉及不斷演變的過程以及異構的參與者和流程。它是敘事時刻的延伸，融入媒體參與、平台經濟、地方政體和跨國關係之中，並成為持續且相互關聯的社會技術生態學的一部分。
「遠距行動」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輿論誤導不僅是一個網絡過程，而且是一種制度。對於日常媒體消費者來說，系統性輿論誤導以生產混亂來進行統治。
它隨距離而定。作為原子化的超個人 (hyper-individual) ，透過抽象的媒介中介，我們的目光常常投向遠方，而不是我們居住的地方。人類學家項飚稱此為「附近的消失」。我們不再願意確切感知周圍的人和事，因為這些都在不斷的移動。當我們不再能夠依靠感官來了解事物，並且失去與居住地的聯繫能力時，不實信息就會從裂縫中擠出來。
它隨時間而變。作為時代加速的一部分，輿論誤導被打包為易於消化的媒介碎片，成為網紅直播的即時流媒體、模因和在地化內容，以便被主流媒體或者社交群體轉載和分享。它旨在獲得短期可行的結果，並由此鞏固長期的影響。
它以層次結構 (hierarchy) 進行統治。當代社會的信息並非向所有人開放。並非所有的行動者與網絡節點都享有平等地位。我們的知識基礎設施是分等級的，受地緣政治支持並面向資本。輿論誤導始於微觀環境中的小疑慮，蓬勃發展成為對主流媒體的拒絕。
它透過情感 (affect) 來滲透對人的影響。隨著輿論誤導策略的發展，它表現為脫離語境的真理，半真半假的敘事，並被植入如民主選舉等的地方議程 (local agenda) 。它游離於我們的主觀經驗與想象之間。它由生活中的一個個小時刻組成。它存在於暗示和假設的領域。 它的普遍化使我們開始懷疑，是否歸根結底，肇事者與受害人之間沒有絕對區別？
在結尾處我想回到傳染性病毒的隱喻，並通過將宏觀政治與微觀政治聯繫起來來討論可能的解毒劑是什麼。人類社會的歷史是與病毒圈共存的歷史。在對抗新冠肺炎大流行時，一些國家寄希望於某種神奇的疫苗並期待「消滅」病毒，並且以國家為基礎開展製造疫苗的競爭。但更多時候，我們與病毒在日常仍有可能照面，我們對病毒的遏制在於對自身生活的細微調整，例如遵守社交距離，正確佩戴口罩和積極健身以增強免疫力。
中國政權知道輿論誤導絕不是簡單地影響民眾的想法，也不依賴於單個事件。當參與者、演算法、網絡、情感、資本、聯盟和突發事件融合為持久的社會技術治國之道 (sociotechnical statecraft) 時，我們需要認識到，虛假信息不僅是公眾認知的精神衛生問題，而且還是網絡時代的民主議題，以及一種共存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