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哲學】誰是新儒家?何謂新儒學? | 哲學新媒體
泛哲學

誰是新儒家?何謂新儒學?

現代新儒學「三代四群」學術史框架再思
究竟「新儒家」是甚麼?近年所言的「新儒學」又是甚麼?本文擬從劉述先先生的「三代四群」說法開始,探討部分學者如何被收編或被排拒於此一框架,得到或失去「當代新儒家」這個光環,以及學者們是如何回應此一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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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新儒家?新儒學?

上世紀五十年代,因中國大陸政權易手,不少內地文人作出生命的抉擇:留下或是離去?離去者亦有不同選擇,或是跟隨國民政府遷台,或是南來至英國治下的香港。冷戰下的香港,意外成為政治與文化碰撞的中介點,當中匯聚了早已以《國史大綱》一書成名的史家錢穆、初出茅廬的兩位哲學家唐君毅與牟宗三、經濟學家張丕介等人。

1949年十月十日錢、唐、張三人牽頭成立亞洲文商書院,即今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之最早前身,從此扎根在港超過七十載。而唐君毅、與後來加盟新亞的牟宗三徐復觀二人,成為了中文大學作為亞洲中國哲學研究重鎮的標誌,《中國哲學原論》及《心體與性體》均是唐、牟在港時期所寫下的重要著作。可以說儒者造就了香港的人文及大專教育,香港也成為花果飄零的中國文化之重生處,成就了名揚兩岸四地、一直令新亞引以為傲的新儒家。

然而,當筆者在中文大學不同場合聽到別人述及「當代新儒家」,不禁也疑惑為何對現代儒學貢獻甚多的錢穆勞思光兩人不能名列其中。究竟「新儒家」是甚麼?近年所言的「新儒學」又是甚麼?筆者本文之撰擬從劉述先先生的「三代四群」說法開始,探討部分學者如何被收編或被排拒於此一框架,得到或失去「當代新儒家」這個光環,以及學者們是如何回應此一框架。

現代新儒學「三代四群」架構的起源與質疑

劉述先先生
劉述先,1934 - 2016
學派傳承一直是書寫中國思想史重要的一環,把不同學者分門別類,以顯其學術特色,此非因為要書寫當代新儒家的思想史而出現。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黃宗羲(號梨洲,1610 年至 1695 年)在撰寫《明儒學案》及《宋元學案》的初稿時便已作出嘗試,清廷設立的《明史》館也沿着梨洲「一切總歸儒林」的路徑去處理複雜的明代思想史。故此出現就當代新儒家(或現代新儒學)作分門別類的舉措並不意外,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就展開了第一個嘗試,接着海外學者及定居港台兩地的學者劉述先教授(1934 年至 2016 年)也接力構建一個框架以詮釋當代新儒家(現代新儒學)的學術傳承。

本文先以劉述先教授《論儒家哲學的三個大時代》一書作引入,此乃劉氏按其在 2005 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錢賓四學術文化講座所發表的講稿整理並加以而成,書中第三部分即以「現代新儒學」為題,當中的主角即是當代新儒家,他在該部分發表了現代新儒學「三代四群」框架,1劉氏更配以「四波」之說來解釋現代新儒家的發展,他認為: 

新儒學由開始,每 20 年為一波,到 80 年代總共四波發展,分別有其特色。 2

上引說法雖如劉氏所說有集諸家之言而成,卻有很多地方仍可商榷,特別是「當代新儒家」和「現代新儒學」二詞頻繁交叉使用,以致出現有「當代新儒家」等於「現代新儒學」之說的誤解。

「新儒學」與「現代新儒學」的用法起源

馮友蘭,1895-1990
實際所謂「現代新儒學」者,本為中國大陸學者學術用語,然而直至劉述先先生撰寫〈現代新儒學研究之省察〉一文時,該詞的確實用意乃至其流行原因仍然為一大謎團。但二十世紀上旬學術界使用「新儒學」一詞時,往往以宋明理學為其指涉對象,起源於卜德 (Derk Bodde) 翻譯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時選擇 "Neo-Confucianism" 一詞作為「道學」的譯語,此舉一來避免直譯「道學」的麻煩所衍生的潛在誤解,二則把先秦和宋明時期的儒學區別,以示兩者之不同。再經轉手 “Neo-Confucianism” 也就譯成了「新儒學」。當然「道學」一詞由宋及清近四百年間並不常用,更多只是作為正統和異端之辯的術語來使用(尤其中晚明陽明心學繁盛一時,強調「道學」之正便成為朱子學系的急切要務) 。

然而「新儒學」一詞不乏爭議,余英時先生門下的田浩 (Hoyt Tilman) 教授便指出此詞含義模糊,尤其作為歷史描述此是一無用的概念。劉氏亦指出清中葉的戴震(戴東原,1724 年至 1777 年)縱然也使用「心」「性」「理」「氣」「道」一類宋明儒者的字眼,卻與他們的超越義理解差距甚大,《中國哲學簡史》卻沒有加以標明。故劉氏主張把否定(形上)超越義的清儒排除於「新儒學」,以便釐清「新儒學」定義,亦突出了「現代新儒學」對宋明儒學統緒的承繼。3

正如上述「現代新儒學」乃一個流行於中國大陸學界的詞語,相對之下港、台地區大多使用「當代新儒家」一語,英文學界的 "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m" /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 也是始源於此。「現代新儒學」一詞的內容因 1986 年「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項目在中國大陸立案開展而得到確認,劉氏的「三代四群」所有人物均列入其中。而「當代新儒家」一語則頗具狹義,主要指涉曾經參加《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唐君毅、牟宗三與徐復觀,繼而上淵至三人之師熊十力。4故此下文筆者會使用包容性較大的「現代新儒學」,而不是「當代新儒家」,亦在此表明一個立場:上述「當代新儒家」實乃「現代新儒學」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當然筆者並非全盤接受劉氏的觀點,在「現代新儒學」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活躍時(即 1960 年至 2000 年) ,第一代人仍在兩岸三地活動,如馮友蘭先生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即再行著述,以十年時間著成《中國哲學史新編》;錢穆先生的《朱子新學案》、《朱子學提綱》以及八冊《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均是於七十年代才在台灣刊行。且劉氏本人在二十一世紀之交際才以「當代新儒家」代表投身「全球倫理與宗教對話」,發表了〈從當代新儒家觀點看世界倫理〉、〈從比較的視域看世界倫理與宗教對話——以亞伯拉罕信仰為重點〉、〈全球倫理與臺灣本土化〉等論文,並著有《全球倫理與宗教對話》一書。由此可見,用「每 20 年為一波」去作一個時間限制這些儒者的發展(或活躍期)似乎有所不當。

筆者本文之撰作正是想探討部分學者如何被收編或被排拒於「三代四群」框架,得到或失去「當代新儒家」這個光環,以及學者們是如何回應此一框架。

對現代新儒學的界定:錢穆真的是新儒家?

錢穆,1895-1990
位列「現代新儒學」第三代的余英時先生在 1991 年出版了《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一書,以紀念錢氏逝世周年,當中有一篇文章〈錢穆與新儒家〉正是針對錢穆被收編入「新儒家」一事而撰,後來此文又收入 1996 年出版的《現代儒學論》。不過他撰文只是因為 1988 年赴新加坡參加會議時得悉中國大陸一個《現代新儒家叢書》出版計劃中有一錢穆專冊,再加上錢氏逝世後不少紀念文字將錢氏劃入「新儒家」, 5 故此文章非為回應「三代四群」框架以作,也早於框架的提出,但卻間接地或有意無意地質疑了現代新儒學「三代四群」框架。

余氏指出錢穆先生生前多番拒絕「新儒家」此榮銜,以免有門戶之見,更因「新儒家」一詞有特別涵義,此涵義非錢氏所能認同。 6 他進而指出錢氏是一個史學家,不同如唐君毅和牟宗三二先生,大力援引十九世紀德國哲學(包括康德黑格爾) ,改造宋明理學以發展道德形上學理論,也不如徐復觀先生般一個純粹思想史家,錢氏涉足範圍甚廣,包括政治制度史、社會經濟史、學術思想史乃至文學史。余氏更提及 1958 年〈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發表一事,當年張君勱先生曾邀錢氏參與宣言之聯署,卻遭錢氏以公開信拒絕,並向作為學生的余英時解釋了自己不參加聯署之因。7

不論「當代新儒家」或是「現代新儒學」,當中的名家不少都是受過西方哲學的學術訓練或影響,如牟宗三先生早期曾深受懷特海 (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 - 1947) 的有機哲學影響,8 唐君毅先生大學時期也對西方不同學者的唯心論思想產生興趣, 9 徐復觀先生在從軍以前的青年時代曾到日本留學,研讀政治、經濟、哲學等書籍。 10當我們把這三位「現代新儒學」第二代人物的從學經歷,和錢穆先生的從學經歷作一對照,其差異就顯然以見:錢氏沒有大學學歷,當年因革命動盪未能完成中學便投身教育事業。

作為「哲學家」的現代新儒家

筆者曾經有幸前赴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史館考察,校史館內設有早期教師名錄,其中清楚顯示錢穆先生從屬於歷史系,唐、牟、徐則是哲學系的老師(值得一提的是在七十年代中文大學行政改組前,新亞書院曾有哲學教育系及哲學社會學系,後來再行分拆,建立社會學系及教育系) 。且 1949 年創立新亞書院時錢穆先生身兼校長及文史系主任二職,而唐君毅先生則是哲學系主任。在現代大學學科劃分的要求,錢穆先生很清楚自己的身分:他是一個歷史老師,多於一個思想家;他着眼於提供研究方法,多於提出新思想(唐君毅及牟宗三分別有「心通九境」之說與「良知坎埳」之說) 。

錢、唐、牟三人之間的差異,也就是「哲學家」和「哲學史家」之不同:我們承認哲學史與哲學研究互有關連乃至相通,卻仍有其分別,即哲學史的書寫/講授需要接受「史」之規範約束,當中涉及材料 (historical literature)、時間 (temporality) 及歷史性 (historicity) 三方面規範。所謂「材料」即是面對過去哲學家思考的文獻;而「時間」則是觀察哲學觀念在過去的歷史之變遷與發展;「歷史性」所指即是沿著「材料」、「時間」二方面去追尋哲學理性所反映的歷史性格,從而肯定哲學思考必然有其歷史脈絡。

假設我想書寫一部《明代哲學史》,我需要收集、整理並翻閱明人思想材料,例如薛敬軒《讀書錄》、王陽明傳習錄》、羅整菴《困知記》、聶雙江《困辯錄》等,此乃哲學史「材料」之面向。與此同時,作者必須掌握當時哲學觀念在明代二百多年間的變化詮釋,例如泰州學派王心齋提出「准南格物」之說,乃承南宋朱熹及其師陽明對「格物」的解說脫胎而出,陽明「良知」之說在其後學群體歷經幾番轉手,早已呈現多元面向,此乃哲學史「時間」之面向。

針對「歷史性」,則是如劉蕺山在整理材科(如《明儒學案.姚江學案》所收之〈陽明傳信錄〉)的同時,一路反省中晚明「良知」學的禪化流弊,從而發展誠意慎獨之學以救其偏。若言哲學研究,我們大可以在探究討論時將各家學術單獨成門,如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四句教」,只需要向陽明文本下手探討並加以延伸,而無需過多在意朱子或陽明後學的觀點,可以稍為脫離「歷史」對哲學家的制約。然而不能忽略一點,哲學家、哲學思考沒有脫離其所處的現實處境,他們的哲學思考顯然要回應現實處境的困難。

對於余英時先生的質疑,劉述先先生曾發表一篇名為〈對當代新儒家的超越內省〉的演講, 11 分成上、下兩篇,去回應質疑以及余氏對當代新儒家的批評。他援引了取自香港大學圖書館當年錢穆對張君勱的覆函原文,得出為何錢氏拒簽宣言的三大原因,且錢氏也在信中表示樂意為儒學復興出力。劉氏在上篇尾聲提出自己對「新儒家」的定義, 12 即:

任何人認為,儒家的一些核心的觀念與價值有現代意義,可以通過新的詮釋與改造在現代加以復興,就可以包括在新儒家的陣營以內。 13

作為現代新儒學的勞思光與當代新儒家的關係

勞思光,1927-2012
筆者接下來會把焦點轉向另一位中國哲學大師勞思光先生(1927年至2012年),討論他和現代新儒學的關係,用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馮耀明教授的說法就是「同中有異」,14不過正如上一部分所述,錢穆也跟「當代新儒家」「同中有異」,我們不禁要問:為何偏偏勞先生不能得到「現代新儒學」桂冠?特別是勞先生與唐牟並稱「香港人文三老」,又著有三卷四冊《新編中國哲學史》,可與唐君毅先生的四冊《中國哲學原論》和牟宗三先生的三冊《心體與性體》並列。

劉述先先生對此疑問曾有一說法:

 近來又有人提出質疑,為何陳榮捷 (Wing-tsit Chan)、勞思光不歸入此一範圍以內……至於勞思光,他比較傾向於普世主義的態度,基本的睿智在他所謂康德的「窮智見德」;他做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但對宋明理學,特別針對其形上學與宇宙論的面相,取十分嚴厲批判的態度。他也從不自承為新儒家,其情況與余英時有明顯的差別。15

馮耀明教授亦有提及勞思光先生不喜他人稱其為「新儒家」一事,也不以此自居,更說勞氏和「當代新儒家」的幾位先生一同在香港中文大學共事多年,雖然從屬於不同書院(當時勞先生任教於崇基學院哲學及宗教系),互相交往,彼此以詩文交往。同時指出在學術上,勞先生雖然同意當代新儒家「中西會通」的嘗試,如使用康德 的道德哲學概念去解釋儒學道德實踐問題,但他卻質疑「天人合一」說,將此說劃入天道論、本體宇宙論或道德形上學的範圍,並不認同將康德知識論內的限制概念套用至儒學以發展道德形上學。勞氏不認同道德形上學的構想,認為其偏離心性工夫,引致道德主體無法建立。 16

筆者想在此補充一個對勞氏可能不列入「當代新儒家」的解讀:勞氏在為《中國文化要義新編》所撰的自序曾言及自己思想的轉向,他認為不少人之所以視他為「新儒家」一員,在於大家都採用黑格爾模式的文化觀看待中國文化的未來。但直到 1980 年,當勞氏撰寫第三卷《新編中國哲學史》(合共兩冊,以宋、明、清三朝哲學思想為主)時,他的思想已經跳脫出黑格爾模式,進入中期階段,17研究也轉向康德、黑格爾、海耶克 (Friedrich A. Hayek,1899 -1992) 等西方哲學家,以及當時在西歐盛行的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 思想,對中國哲學的探索則相對減少。縱使他和唐、牟二人一樣十分推祟明代以王守仁為代表的心學,雙方既志趣不同,也就不必強合為一個陣營。

現代新儒學的傳承:「第四代第五群」出現的可能

劉述先先生「三代四群」框架的建立,不可不謂影響深遠,嘗試呈現「現代新儒學」發展的趨向。筆者認為「當代新儒家」的定義可以如同古代道統論,以熊十力為中心,向其門人及後學開展;而「現代新儒學」則指向馮友蘭、賀麟、唐君毅、牟宗三、劉述先等在中國哲學思想研究及理論有創見的哲學家。故此,文中所舉錢、勞二人在此定義與理解下可視作「現代新儒學」的成員,但非「當代新儒家」一員。

隨著劉述先先生在 2016 年去世,「三代四群」框架的延伸展述看似無法再擴展,筆者認為有不少曾經受業「當代新儒家」及其後學門下的學人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走進學界,如中文大學哲學系的鄭宗義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林月惠教授、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的文潔華教授等,唯始終劉氏設計的框架所造成的時間制約,而筆者認為此等制約不易處理,故不傾向使用「第四代」、「第五群」一類字眼,但終究新儒學今天仍能在兩岸三地發揚光大,新進學人可謂功不可沒。


※ 筆者按:本文原稿撰於 2019 年,為筆者在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之一學術考察報告,其考察對象為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及其於農圃道舊址(即今新亞中學及新亞研究所之現址)。因當時正在趕功課,其中一份功課正是討論香港新浪潮電影,同時又在讀王德威老師〈「把我包括在外」:張愛玲與「治外法權」〉的講稿,便隨手起了一個甚具詩意的文題〈光影內外:從現代新儒學「三代四群」框架再思當代新儒家〉。今逢余英時先生逝世周年及勞思光先生逝世十周年,重新修訂舊稿漏誤,並參照筆者就讀中文大學哲學文學碩士時一篇討論中國哲學史之習作稍作增補修訂,重新訂名,以茲說明。

  • 1. 劉述先,《論儒家哲學的三個大時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 ,頁 193-194。劉述先的分類架構:
    代群 代表人物及其生卒年
    第一代第一群 梁漱溟(1893年至1988年)、熊十力(1885年至1968年)、馬一浮(1883年至1967年)及張君勱(1887年至1969年)
    第一代第二群 馮友蘭(1895年至1990年)、賀麟(1902年至1992年)、錢穆(1895年至1990年)及方東美(1899年至1977年)
    第二代第三群 唐君毅(1909年至1978年)、牟宗三(1909年至1995年)及徐復觀(1904年至1982年)
    第三代第四群 余英時(1929年至2021年)、劉述先(1934年至2016年)、成中英(1935年至)及杜維明(1940年至)

    在此得指出劉述先教授在 2002 年已提出現代新儒學「三代四群」架構,詳見劉述先,〈現代新儒學研究之省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二十期(2002年3月),頁375至376。

  • 2.  劉述先,《論儒家哲學的三個大時代》,頁 195。
  • 3. 劉述先,〈現代新儒學研究之省察〉,頁 370。
  • 4. 劉述先,〈現代新儒學研究之省察〉,頁371。
  • 5.  余英時,《現代儒學論》(美國: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6),頁 103。
  • 6. 余英時,《現代儒學論》,頁103。
  • 7. 余英時,《現代儒學論》,頁 132。
  • 8. 見余秉頤,《認識新儒家–以價值觀為核心的文化哲學》(台北:學生書局,2011),頁 231。
  • 9. 見余秉頤,《認識新儒家–以價值觀為核心的文化哲學》,頁191。
  • 10. 見余秉頤,《認識新儒家–以價值觀為核心的文化哲學》,頁 233。
  • 11. 見劉述先,〈對當代新儒家的超越內省〉,《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五卷第三期,1995年9月),頁 1 至 46。
  • 12. 另見劉述先,《文化與哲學的探索》(台北:學生書局,1986) ,頁279;劉述先,《大陸與海外:傳統的反省與轉化》(台北:允晨文化實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頁 240。
  • 13.  劉述先,〈對當代新儒家的超越內省〉,頁 17。
  • 14. 見馮耀明,〈勞思光與新儒家〉,《哲學與文化》,廿六卷第八期(1999年8月),頁713。
  • 15. 劉述先,〈現代新儒學研究之省察〉,頁372。
  • 16. 見馮耀明,〈勞思光與新儒家〉,頁712至713。
  • 17. 見勞思光著,梁美儀編,《中國文化要義新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頁xi至xix。
作者先後肆業於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及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學術興趣多元,近年主要關注中晚明至清中葉的政治史、儒學思想及文學批評發展,亦兼及東亞政治、東亞思想史...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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