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香港政府已宣佈正式撤回修例工作，但警民衝突日趨惡化，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各區的暴力衝突會稍為平息。自反修例運動開始以來，網上討論流言不斷。一方面，連登討論區內，有常常有自稱是「獨家」或「來自朋友」的消息。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呼籲網民自律，不應該傳遞未獲「事實查核」(fact check) 的貼文，以免做成公眾恐慌。
目前，大眾最關注的網絡謠言，是 8 月 31 日晚上，位於九龍的太子地鐵站內，是否有示威者及無辜巿民被警察活生毆打致死，甚至毀屍滅迹。雖然港府一再重申，過去的執法行動中沒有致命個案，但普遍巿民仍不接受。事件中，太多疑點仍未解開。例如，港鐵公司除了發放 26 張截圖外，至今仍未公開站內的閉路電視錄影，以證清白。9 月 11 日，立法會議員毛孟靜於記者會上，公開取得絶密的消防員當晚的對話內容，顯示與 9 月 10 日政府的跨部門記者會上透露的內容有不盡不實之處
我們應該怎樣理解這個謠言滿天飛的年代？社交媒體及網上討論是否如港府所說，是意圖誤導巿民、激發社會分化和不滿的謊言？網民是否只是無知、誤信社交媒體上散播「假新聞」(fake news) 的愚昧民眾？我們是否進入了所謂的後真相 (post-truth)時代？本篇就透過法國哲學家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的著作，去思考這些問題。
李歐塔及「後現代處境」
《後現代狀況》成書於 1979 年，如英文的副題所說，其實是一份報告，是李歐塔當年應加拿大魁北克省大學理事會 (Conseil des universités du Québec) 邀請，撰寫的一份有關科技對科學研究及知識影響的報告。雖然這是報告好像是與高等教育政策有關，但學術性質十分濃厚。
美國左翼文化評論家及哲學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於序言說，李歐塔的談話對象，是德國哲學家及社會學家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李歐塔與哈伯馬斯有一個共同關注的課題，就是戰後西方自主民主社會裡所出現的合法性危機 (legitimation crisis)。哈伯馬斯認為，解決危機的出路是溝通理性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在公共空間裡，對話可建立共識 (consensus)。
然而，李歐塔剛好相反。他認為，我們經常掛在口邊的「危機」，並不是因為欠缺共識或人民不理性。他在書中，開宗明義說，他所說的「後現代」，是關乎到在高度發展的社會裡，知識生產的狀況1，而「後現代」就是對現代主義的宏大敍事 (metanarrative) 的懷疑2。
合法性及語言的問題
李歐塔質疑，當代戰後社會要取得合法性 (legitimacy)，是否如哈伯馬斯所說，是否能夠從共識及理性討論中產生3。所謂的合法化 (legitimation)，其實是一個過程，當中有一個具有權力的立法者 (legislator) 介定什麼是常規 (norms)。在科學研究裡，也有這種定律，就是具有權威的科學家，可以決定什麼是真確的，科學家的角色就好像是立法者一樣，介定什麼是科學知識，科學家們共同組成一個群體，可以判斷什麼論述是屬於科學知識範疇，什麼不是。同樣地，以往，香港巿民也相信政府發放的訊息，政府新聞處很多時被視為是最具權威及最可靠的傳播媒介，新聞處介定什麼是最為真確的消息，它有其標準，因此，大多數人認為，來自政府的消息來源比起各大報章傳媒的可靠。
然而，李歐塔指出，其實科學知識並不等同於所有知識。他不否認科學知識的合法性或真確性，但如果只認為科學知識是唯一真理而排除甚至否定了其他知識，這就是大錯特錯。李歐塔引用奧地利哲學家及數學家維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的「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s) 概念，指出，其實後現代處境就是有不同的「語言遊戲」，而現代科學論述只是其中一種。
簡單點說，維根斯坦認為，我們使用語言，其實就好像玩遊戲（如〈大富翁〉）一樣，需要遵守特定的規則。例如，當科學家解釋進化論時，他是使用科學的語言，有其特定的法則決定什麼是科學知識，而我們去閱讀科學文獻時，不會像閱讀推理小說般去理解科學的語言。同樣道理，當我們閱讀宗教文獻（如聖經、可蘭經）時，把內容約化成科學家的語言去討論進化論或創造論孰優孰劣，其實是沒有意思，因為宗教與科學兩者隷屬不同的語言遊戲，兩者不能如哈伯馬斯所說，可以透過理性溝通，來建立共識。
另外，李歐塔也引用英國語言哲學家奧斯丁 (J. L. Austin) 的「語言行為理論」(speech act theory) 描述後現代狀況。奧斯丁認為，我們使用語言，其實有不同向度及作用。一個句子是否真確或合符邏輯，只是其中一個向度。李歐塔特別著重的，是「做言」(performative) 這向度，就是一句陳述或話語說出來時，不單只是形容現實某些狀況，更會改變現實，對現狀產生影響。例如，在婚禮中，當新人互相說「我願意」時，他們不單止只是口講一句話，也不能分析這說話的真偽，這句說話也是一個承諾，是會改變現實的。
謠言，其實是敍事知識的一種
如果把網上瘋傳的謠言看成是「語言遊戲」及「做言」時，這便有趣了。李歐塔認為，科學論述很多時只看一句陳述的真偽，而忽略了其他知識，例如由古代社會流傳至今天的敍事知識 (narrative knowledge)。我們理解敍事文體時，其實甚少會考慮它的真確性，反之，敍事是具有「做言」的向度，能對現實產生影響，甚至改變社會現實。因此，我們思考謠言時，更應該清楚它在社會裡，扮演了什麼角色，有什麼功用。就以香港社會近日瘋傳的謠言為例子吧4。
8 月 31 日，在九龍太子站內，有示威者與乘客發生爭執，約晚上 11 時，近 100 名防暴警員與俗稱「速龍小隊」的特種部隊進入太子站內，用警棍肆意毆打在場乘客及拘捕示威者，場面非常混亂。襲擊過後，警方封鎖太子站，要求在場所有人離開，救護員一度未能進入站內拯救傷者，並且用足足兩天封鎖整個地鐵站——這種做法，是前所未有的。按各大報章記載，事件共 2.5 小時才將傷者送往醫院搶救。初時，消防處表示，在場共有十名傷者，但事後宣佈只有七名。
事件發生後，雖然政府及港鐵再三否應有人失蹤或死亡，但仍然疑點重重。按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報導，有三名傷者被送往位於油麻地站旁的廣華醫院，其中一名傷者情況嚴重，後腦有三個傷口一直流血不止，而當晚有可能共有十一人送往醫院。而至今，除了發放幾張模糊的截圖外，港鐵公司以乘客私隱及閉路電視被示威者破壞為理由，拒絶公開整段錄得的閉路電視片段。另外，按照毛孟靜議員 9 月 11 日的記者會上所透露的資料顯示，其實油麻地站的三名傷者，與當晚太子站的傷者，是不同，傷者數目不斷被更改。無論真相如何，種種跡象顯示，不論是消防處的聲明，還是警方當日封站的決定，均令人不禁令人猜想，是否有被捕的示威者當晚經已慘遭毒手。
瘋傳謠言，其實是對真相的渴求
8 月 31 日晚上，究竟有沒有人被警察活生毆打至死，現在，我們不得而知，一切也只是猜測。然而，用李歐塔的說法，雖然連登上的謠言不是科學知識，但謠言，某程度是一種敍事 (narrative)，是一種風俗知識 (customary knowledge)，是能改變現實的「做言」(performative)。
第二，與科學論述不同，敍事並非只在某特定框架或規條下接納或排斥其他論述，它是多元、開放、具想像力的。正如 8 月 31 日晚上的傳言，有不同的版本，雖然大家也希望 "fact check"，連登用戶是暱名，但即使沒有用戶，大眾也可以上連登網站查看內容，當晚有人被毆打至死的傳言，對政府及港鐵公司有一定壓力。
第三，敍事的傳遞過程 (transmission) 本身，也十分重要。在連登發表訊息，好像沒有什麼規限，但傳遞訊息本身也是一種行為，暗中也有一些定律。李歐塔認為，世上雖有無數的神話故事，但總有一些敍事是較受歡迎的。正如，為什麼在眾多謠言中，這麼多人討論 8 月 31 日晚上的事情，能在連登討論區裡，討論不休，甚至驚動各大部門回應。套用李歐塔的說法，是因為這是大多數人願意聆聽，而散播訊息者能夠掌握足夠疑點，去傳遞這個謠言。
後真相年代與社會監控
隨著資訊越趨發達，我們是否就因此變得更開放、更民主？李歐塔沒有說，在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的年代裡，統治階層便會下放權力。相反，正如 8 月 31 日晚上的事件，當權者仍然千方百計，去宰控資訊，正如港鐵公司沒有公開最為關鍵的證據。正正是因為資訊傳遞對當權者帶來的衝擊，李歐塔預測，未來各國的政府，將會加強對資訊的控制，如過去透過戰爭來控制地域、原料及勞動力一樣6。在香港的逆權運動裡，不斷有駭客攻擊連登網站，而中國政府也加強對資訊的宰控等，已應驗了李歐塔的預測。
雖然李歐塔沒有使用過社群媒體如 Telegram 或見證互聯網（如連登）的威力，他對未來社會的分析，可以說是一針見血。在未有互聯網時，預見當代社會的情景，可說得上是相當有先見之明，在這「後真相」年代閱讀他的著作是非常有意義。他曾問，誰可決定知識是什麼？誰知道什麼是需要決定的？在電腦化的時代，有關知識的問題，其實就是等同有關權力及宰控的問題7。在這個「後現代」、「後真相」年代裡，當大家也認為，傳統的訊息傳播渠道，例如政府發出的新聞稿，並非可靠，而巿民透過網上又可以發佈訊息時，這只是反映了我們對差異的敏感度。
結論
法國大革命期間，曾有一個傳言，不少民眾相信，警察拐帶、謀殺孩童，當時，不少人信以為真。而時至今日，這是真相、抑或是謠言，也是歷史學家爭論不休的問題。今天，不論是在美國、英國、臺灣、香港，不少政客如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 也常指控各大傳媒製造對自己不利的「假新聞」(fake news)。早前，網上熱傳高雄巿長韓國瑜自殺身亡，行政院長蘇貞昌譴責假新聞的發放。正正是謠言滿天飛，民眾更想知道什麼是真相，更想 fact check，故此，香港巿民普遍也希望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查明真相。
與其說，我們進入了「後真相」年代，為什麼我們不說成是「前真相」(pre-truth)？
- 1. '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is the condi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most highly developed societies. I have decided to use the word post-modern to describe that condition.' (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p. xxiii)
- 2. 'Simplifying to the extreme, I define postmodern as incredulity toward metanarratives.' (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p. xxiv) 宏大敍事，簡單點說，就是關於歷史意義、經驗、知識的敍述的敍述 (narrative of a narrative)。透過宏大敍事，社會能得以有其合法性。宏大敍事的例子包括，過去歐洲封建社會裡，透過基督徒的論述，去建構君權神授的合法性。隨著世俗化後，則透過科學論述去賦予社會的合法性。
- 3. 'Where, after the metanarratives, can legitimacy reside? The operativity criterion is technological; it has no relevance for judging what is true or just. Is legitimacy to be found in consensus obtained through discussion, as Jürgen Habermas thinks? Such consensus does violence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language games. And invention is always born of dissension. Postmodern knowledge is not simply a tool of the authorities; it refines our sensitivity to differences and reinforces our ability to tolerate the incommensurable. Its principle is not the expert’s homology, but the inventor’s paralogy.' (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p. xxv)
- 4. 由於事件的版本眾多，故此，為方便起見，建議臺灣讀者參考香港《立場新聞》所整理的時序。
- 5. 請參閱Lyotard, 1984, p.20。
- 6. 'For brevity’s sake, suffice it to say that functions of regulation, and therefore of reproduction, are being and will be further withdrawn from administrators and entrusted to machines. Increasingly, the central question is becoming who will have access to the information these machines must have in storage to guarantee that the right decisions are made. Access to data is,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prerogative of experts of all stripes. The ruling class is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class of decision makers. Even now it is no longer composed of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class, but of a composite layer of corporate leaders, high-level administrators, and the heads of the major professional, labor,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p. 14)
- 7. '…who decides what knowledge is, and who knows what needs to be decided? In the computer age, the question of knowledge is now more than ever a question of government.' (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p.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