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6 月 18 日星期一早上 8 點，在所有法國高中的哲學科試題中問到——所有的真理是否都千真萬確？
如往年一樣，這項考試為法國高中會考揭開序幕。在法國 80 萬名高中生中，有 60 萬名學生將參加必考的哲學科考試，考生必須在四小時內完整回答一個問題。題目形式共有兩個論說文題目，和一篇文本闡述，必須在其中選擇一題進行作答。當這些考題被公布後，法國各個報章雜誌、電視廣播皆會邀請學者、專家來對考題進行分析與評論，也會挑起眾多曾經在這些永無止境的題目上絞盡腦汁的考生們的回憶。
你準備好回答如下面的問題了嗎？
法國學生須在高中的最後一年內為諸如此類的問題作好準備，每所學校都有一至兩名哲學教師（在 2001 年共有 4,279 名教師，大學教師除外）。每門課程需花每週 3 到 8 小時，確切的時數取決於學生的組別（科學組 3 小時；經濟社會組 4 小時；文學組 8 小時）。而當知道考試的平均成績低於 10/20 並高於 8/20 之後，就會發現這門課需要十分多的心力。
法國對於高中會考的存在性存在一些爭論。儘管哲學的平均成績看起來很低，通過會考並不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2018 年的通過率為 88.5％）。學生在人生或大學的成功並不是完全取決於這場考試，有時候只要通過就能夠去申請一些大學，而大學更注重學生在第一年的表現。有些學術單位在申請文件上比較注重長期的學習過程，而不是最終結果，還有一些則會另外設立入學考試。
因此，有些人想知道為什麼學生仍然需要接受高中會考——因為我們需要一個「儀式」。在漸漸失去儀式的現代社會中，高中會考與其哲學考試可以看作最後一項成年的標誌，幾乎沒有人真正會質疑哲學考試的存在。每位法國的家長都知道這句話：「先通過你的會考，否則免談。」
只有法國有這類型的考試，其中哲學是採取按主題，而非按年代的方法進行教學，要求學生須獨立思辯。
這項哲學考試啟發了其他學術單位，設在日內瓦的國際文憑組織 (IBO) 為了得到法語系國家的認可，將法國哲學課程裡有標誌性的知識論添加到課程中。目前全球 151 個國家和地區，共有 4,460 所學校開設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 (IBDP)。
而這項哲學考試的傳統是怎麼開始的呢？
要從很久以前說起……
在法國的高中會考中，有一種名為「論說文 (dissertation)」的長篇論文寫作形式。這個名稱後來也被應用在英語中，講述碩士或博士論文，亦是一種在法國哲學中特別的一種寫作形式。於 2003 年 6 月 19 日的教育部公報，將論說文定義如下：
論說文是針對某個給定問題的各個面向，進行有方法有步驟的研究。從對這個問題的要旨的初始定義，以及從蘊含其中的一個或數個難題的形構出發，學生開展一個針對這些難題的連續並且一致的分析，藉助於實際案例，並且與必要的概念區別共同推展知識以及所掌握的概念工具。
簡單來說，我們可以把哲學論說文理解為一項思考實作，既是個人的也是含有資訊的：
因此，這類文體與小說、散文或文學寫作有著極大的不同，也不同於講述歷史的論文。它必須具有邏輯性、有充分的參考資料，和最重要的——個人的獨立思考。
1866 年，哲學論說文成為高中會考的一門科目（甚至是最重要的）。在哲學總監 Jules Lachelier 的影響下，論說文逐漸失去教條主義以及 Cousin 所偏向的觀念論，而轉向新康德主義，也就是要建立一門與認識理性的可能性相關的嚴格科學。這裡所要求的比較不是知識的重建，而是要形成判斷，核驗理智的成熟度。
1925 年，論說文有了正式的定義，也就是法國學生與教師們現在所認知的。它把重點放在文章的問題意識與論證過程，並重視言論的責任性、自由精神以及多面向的思考。
共有四個重要的議題。
哲學家德勒茲在《什麼是哲學》這本書裡說：「哲學是一門『創造』概念的學科」。不過要如何創造一個概念？創造一個概念意指去試著思考一些我們從未想過的事物，如去命名一個從未看過的顏色或任何嶄新的事物。我們可以說，經由「抽象化」的程序，也就是從一系列的事例中，抽離出其中的共同點，並且用一個名詞去指稱這些共同點的相似性。例如從「杉、橡、櫸、樺……」這個系列中，我們很容易就能抽離出「樹」這個概念。
顯然的是，一個概念並不是產生於從這個系列中的某個特定東西，如果只看過杉樹，就無法獲得所有樹木的共同性，因為我們可能會認為所有的樹都長針葉。產生一個概念並不來自於將一個具體的東西一般化，而是創造一個新的詞，使思考得以超越對於某些具體事例的附著。抽象的能力需要一定的成熟度，不過也可以由數學的教學中先行預備。這就是為什麼柏拉圖會在它所創辦的雅典學院門上刻下這幾個字：「未學幾何，勿入此門」。由此可知，數學是通往哲學的道路！
論說文將我們導向「質疑」。我們可以從大眾的意見出發，指出這些意見通常是基礎薄弱的。這是一種提問的藝術，針對的是那些在大眾眼中理所當然的事情。舉個例子，如果沒有人覺得街頭藝術美麗，為什麼我們還將它稱之為藝術？它遵循笛卡爾的步驟——消除所有的偏見和顯而易見的知識，以重建屬於自己的知識，並獨自思考，或是更進一步地反思自己。撰寫論文，是為了讓你的思想擺脫偏見。
例如，一個學生可以以論具象藝術的好壞開始一篇論文，但是在反思和閱讀新事物之後，他可以通過對抽象藝術的好奇來做總結。反思自己，就是去理解更多可能性，並將自己從偏見中脫離。
論說文是要讓學生自己思考。如果要認真去思考，就必須知道其他人是怎麼想。這就是為什麼論說文需要將不同哲學家的觀念相互對照。這並不是所謂的觀念史研究，否則，就會是最後說話的人最有道理。
論說文使用了概念，並立基於哲學家的文字，它追求真理，而不是阿諛奉承等情緒語言。在哲學課的課堂上，學生能夠與老師持有不同看法及意見。哲學家阿蘭曾說：「思考，即是在反對。」在歷史上，哲學在歐洲的誕生，是拒斥某些人用語言操縱人民，如希臘公民認為他們像是被當成孩子一樣，被美麗的詞藻所操縱。
蘇格拉底的辯論對手是一群稱作「智術師」的人（或譯為「辯士」，例如普羅塔哥拉與高爾吉亞），他稱他們為「蠱惑者」，因為他們專門跟群眾說他們愛聽的話。論說文的寫作，可以鍛鍊自己如何區別煽惑性話語以及理性論證的話語。通常，真理比起煽惑性的話語更加刺耳。哲學的目標並不是找到一個皆大歡喜的協議，也與美麗迷人的精神無關。有一半左右法國高中會考主題，是跟道德與政治有關。
論說文能讓人用理性論證去捍衛自己的想法。它激發了議會精神，使我們能夠針對一個新的問題，規劃一個辯論，用自己的想法提出解決方案。如此，論說文可以訓練民主的思考模式，民主並不是一個結果或成就，而是一種進行決策的方式，也是個永久性的觀念建立。相對於君主制，民主是一個朝向未來的政治體制。在法國，過去所有的國王都擁有相同的名字，以表明他們將重現相同的治理理念。
民主需要不斷的超越並重塑自我，不過，要小心的是，論說文不能只是在花俏地描寫烏托邦或極端主義。如同沒有合理的論據可以使人相信史達林或希特勒是美好的，也沒有合理的論據能證明在現實中最好的世界裡都是好人。論說文是理性的，而不是充滿激情的浪漫主義。哲學課程開在高中的最後一年並不是巧合，那是在法國的學生們到達成年（18 歲）並可以投下人生中的第一張選票的年紀。因此，哲學教師在學校中有著特殊的角色，他們的教學方式也會與其他課程有所不同。
哲學教師都有本教科書，但他們不會使用它。他們就像是爵士樂的即興演奏者，必須展現如何自由思考並發展出自己的教學風格。在哲學課上，「教學」是不被允許存在的！如果那位教師的風格剛好對到你的胃口，那對你而言，這就是天堂，反之，你必須如處地獄中地忍受同一個人，用你無法樂在其中的教學風格，對你進行 8 個小時的精神轟炸。無論好或壞，每個法國人都會有一些關於哲學課，永生難忘的回憶，即便是糟糕的回憶在這時也很有意義。
哲學教師可能是這些年輕學生在成長歷程中，很有影響力的心靈指導，畢竟他們是唯一沒有專業知識，卻必須以蘇格拉底式傳統反對種種專業技巧的教師。實際上這是很矛盾的，因為要成為一名哲學教師非常困難，他們必須先通過一場考試（在 2018 年，共有 1,803 位考生角逐 80 個教師職位，成功率僅有 7.71％，是在所有學科中最低的其中之一）。有資格得到這個職位的人擁有很高水平的專業知識，但他們在面對學生的時候，必須將它們隱藏。他們也常常會是在學生有問題時，第一個想到要諮詢的教師。
要了解法國的哲學教學，最適當的方式就是重讀 Anatole de Monzie 於 1925 年 9 月 2 日提出的《哲學教學指示》，所有法國哲學教師皆會在這之中找到自己的蹤影。Anatole de Monzie 是第三共和（1870-1940）的政治家，共和─社會主義黨黨員，在擔任教育部長的時候寫下這些指示。
他在指示中寫到：
法國中學教育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中學教育最後一年的哲學教學。教學的內容是基礎哲學，但必須兼顧範圍的廣闊與方法的清晰，因此必須以一整年的時間進行。今天已經不再需要去證明這個制度的正當性，也不再需要討論要不要教哲學，因為只有對一切思想自由抱有敵意的政府，才會廢除這樣的教學。
Anatole de Monzie 接著說到：
在此我們樂於讓大家注意到哲學教學的雙重功能。一方面，能夠讓年輕人藉助於一種新類型的智性教育，因此能夠更加掌握科學與文學這些學業的內容與價值，並且能對這些學業作出某種整合。
另一方面，在他們要離開高中兒進入人生的這一年，也是在他們研習各種專業學科，準備進入職業世界之前，獲得一種思考方法，以及理智與道德生活中一些重要原則，是很好的一件事。這能為他們日後的新生活提供後盾，讓他們成為能夠擁有超越專業觀點的專業人才，一個可以從事清楚與獨立判斷人，也就是民主社會所期待的公民。
於此我們看到，法國的哲學教學中有兩個重要的觀念：
哲學是中學教育最後一年的課程。當學生學過了文學、歷史、物理、數學等等之後，哲學能使這些以往僅僅是一團牢記在心的知識有了另一層意義。知識不是為了知識本身，更不是為了考試而教，而是為了將人們從舊有的桎梏中解放，使我們可以以更好的角度去了解這個世界。
因此，我們將會有更深遠的眼光來重新審視自己所學，進而能夠對他們提出批判。某種程度上，這可以說是一種亞里士多德式的想法——哲學是各門知識的整合者。哲學，是隱藏在知識之塔中的必要樑柱。
公民必須基於自己的判斷進行選擇，而不是依照傳統或是宗教信仰行事。盧梭早已提出了教育與哲學之間相互依存的概念，所有民主國家都必須要有適當的教育體制。他也以這個觀點寫了《愛彌兒》（歐洲第一本關於教育方法的書籍）。然而，哲學課程不是關於政治或公民的課程，而是一門可以讓學生了解人類和環境的關係的課程。
它所涵蓋的主題有：意識和潛意識、主體和其他、感知、慾望、存在主義、自然和文化、語言哲學、藝術、技術、工作、宗教哲學、歷史、理論和經驗、示範、解釋、生活和物質、真理、社會哲學、正義和權利、倫理學、自由、責任和幸福。
因此，哲學必須有在方法上與價值上的教學自由。Monzie 補充：「這是為什麼我們要把自由一詞銘刻在教學指示的開端。長久以來我們就保障教師的意見自由，而現今看來這與哲學教學的性質有所齟齬。這意味著教師的自由必須在教學技巧與教學智慧上有所保留。也就是說，他必須同時尊重學生的自由以及學生的人格發展。」因為，「教師不能忘記他所接觸的，是一群年輕而上為成熟的心靈，通常難以抗拒教師權威所造成的影響，並且容易受到野心的言論與極端的想法所引誘。教師的職責是要幫助年輕的學生找到如何為自己思考的平衡位置。」
年輕人與我們所想樣的不同，他們是非常喜歡抽象概念的。教師在介紹哲學思想的時候，不該過於抽象，也不能走入極端，對教師自由的限制就是給學生的自由。他的教學是以蘇格拉底的言論作為基準，蘇格拉底質疑專業的知識，他體認到他「了解自己的無知」。這也是為什麼哲學教師總是用簡單且準確的語言，而沒有使用專業的詞藻，來解決問題。那些專業術語，是給專家用的。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法國哲學教學的特別之處。如果你有讀過一些著名的法國哲學家的著作，如蒙田、笛卡兒、盧梭、柏格森或沙特……等等，它們對於沒有學過哲學的人來說，都還是可以讀的。但如果是一些著名的德國哲學家的著作，如康德、黑格爾、胡賽爾、海德格或維根斯坦……等等，你就會需要一個對哲學有了解的人來指導你，也需學習一些特定的詞彙。
總而言之，法國教師在教學方法上是自由的，且使用的語言十分簡單。這意味著他們的態度和言行舉止都會是由各位老師自己創造的結果。在課堂上的教學可以有很多種，而唯一要被排除的教學方式，就是照本宣科的聽寫，或教師在課堂上讀自己的筆記。他應該展現如何思考而非教導，使學生能夠親歷來模仿、學習。即使這個班級有太多學生，或者是一個超級大禮堂，教師也必須將學生帶入他的思想的動態中，就像與整個班級進行合作、對話與互動。蘇格拉底的接生術仍在這裡呈現！
根據 Monzie 的說法：「教科書教學不該是一個可接受的方法。讓自己躲藏在書本後面，教師會失去權威，因為這等於放棄自己的人格。」使用教科書是為了讓課程更加完整，或去發現一些與老師的持有不同觀點的想法，學生可以從教科書裡去得到新的靈感。但不能忘記一點，教科書是為學生所寫，而非教師。
哲學教學並不是在教授哲學的歷史，這樣的教學方式於 1925 年正式確立，也沿用至 2019 年的今天。甚至到現在，法國仍繼續在發展和擴展這個教學方式。2015 年恐怖事件發生後，法國教育部的決策之一，是將哲學更快引入教育計劃中。在參加考試的 80 萬名學生中，有超過 20 萬名學生不夠幸運可以上到哲學課程。給兒童的哲學現在正逐漸成為小學教育的一部份，小學教師開始將哲學性的辯論納入課程中，並親自參與學生們的討論。其實從幼稚園就開始哲學教學也是可行的——可以說話，你就可以思考！
2016 年的世界哲學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11 月 18 日在巴黎的總部舉行了一場會議，正式成立了「兒童哲學實踐：跨文化對話和社會轉型的基礎」部門，並由南特大學負責執行。會議的主席 Edwige Chirouter 博士，也是新哲學實踐國際交流會議的總負責人。近年來，在世界各地發生的悲劇事件，警醒了各地政府要對未來的公民從幼兒時期開始，進行對於批判性思考、人文價值、性別平等以及文化間的和平與尊重的教育的必要性。因此，這位主席確保了已經在這個議題上耕耘的法語人士與其他團隊的合作交流，也進一步鞏固了無論在南北半球上的研究人員與相關從業人員的相互合作。
給兒童的哲學的實踐並不是從法國開始，而是由美國「兒童哲學」創始人馬修·李普曼 (Matthew Lipman) 開始。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擔任教授時，遇過許多學生不具備成熟的推理能力，這個經驗使他決定將哲學帶給年輕人，越戰的影響也是其中一個原因。然而，他最感興趣的，是遵循在英語系國家盛行的分析哲學，利用邏輯來建構推理能力。
在早期，瑪麗亞·蒙特梭利已經注意到兒童從小就擁有能夠抽象思考的能力，這也使李普曼更加相信提早將邏輯帶入兒童教育將有助於培養他們的推理能力。1972 年，他離開哥倫比亞，前往蒙特克萊爾州立大學建立了兒童哲學促進學會（IAPC），並在那裏開始將哲學納入蒙特克萊爾的 12 年義務教育之中。這在之後被 Oscar Brenifier 和 Michel Tozzi 帶入了法國。
兒童哲學轉變為帶有新技術的新對話融入了歐陸哲學，較不重視邏輯，並更加重視社會性互動與個人推理的建構。兒童哲學並不是教哲學給兒童，而是辯論的藝術、相互傾聽的藝術、提問的藝術，以及為新問題統整出完整答案的藝術。如今，哲學對話正在擴展到法國的邊界之外。
※ 本文原為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博佳佳根據 Nicolas Tenaillon （法國哲學教授）與 Alexandre Lacroix (Philosophie Magazine) 在〈國際哲學教育講座暨研習營〉（2018年，輔仁大學）的演講內容所撰寫，題為〈法國的哲學〉(Philosophy made in France) ，由蕭榆潔譯為中文，經授權在本站發表。原文發表於 Charlotte Pollet 博佳佳臉書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