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諾伊絲．麥克．斯維尼 (Naoíse Mac Sweeney)
只有三個時期的學問值得重視：其一出現在希臘人之間，其二在羅馬人之間，其三在我們─亦即西歐各國——之間。
——法蘭西斯．培根（一六二○年）1
在培根生活的時代，西方這個概念終於開始成形，西方文明的恢宏故事也開始變成歐洲人看待歷史的主要模式。培根的著作為我們演示，一段生命歷程的時間裡能發生何種規模的變化。他的職業生涯始於伊莉莎白時代，當時西方這個概念還在孕育，所以還能想像歐洲邊緣的新教和穆斯林合作，共同對抗歐洲中心的天主教。等到他在詹姆斯一世時代退休，政治情勢已經大幅改變，以至於這樣的配置再也難以想像。當然，鄂圖曼和歐洲其他政權之間依然保持貿易與外交關係。但西方這個概念開始浮現，雖然信仰衝突與政治鬥爭依然不斷，時光卻不可能倒流。
另外，對歷史樣貌的看法也更為僵化。在莎菲耶的時代還能假想歐洲和亞洲有共同的文化起源，到這時絕無可能。相反地，如今人們唯一想像得出的歷史，是西方與東方的文化宗譜和歷史傳承各自不同。對於西方，這份傳承據說始於古代的希臘羅馬。這段歷史被切割出來，專屬歐洲，它的文化遺產也專屬歐洲人。當時之所以能夠這樣重新詮釋世界與世界的歷史，完全是因為那個時代發生了許多更廣泛、更快速的變遷。
培根生活在一個重新思考知識本身的基礎的時代。首先，人們思考的內容在改變。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促進了神學、哲學與自然科學等領域的新發展。另外，新教各教派紛紛成立，信仰與宗教方面的新觀點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不過，人們思考的方式也在改變。對於認識論的看法的改變，培根是關鍵人物（所謂認識論指人能知道些什麼，又如何知道）。而在開創我們如今所謂的「科學方法」方面，培根扮演的角色或許比大多數人都重要。
正因如此，儘管啟蒙運動本身通常以十七世紀晚期和十八世紀的思想家為代表人物，比如伏爾泰、瑞士裔法國哲學家盧梭 (Rousseau) 和德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 (Immanuel Kant)，但對啟蒙運動的描述通常從培根開始。培根是提倡科學方法的重要人物，主張以實驗和觀察客觀地檢驗事實。這個觀點是啟蒙時代科學與技術發展的基礎，影響所及從義大利物理學家伽利略 (Galileo) 的天文學發現和康德的根本認識論，到牛頓的物理學定律和笛卡兒 (Descartes) 的地理數學。啟蒙運動對科學與理性的重視，是以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為基礎，也牽涉到對宗教的更廣泛質疑、世俗化的趨勢，以及政教分離的概念。2這些概念都呈現在一六四八年的《西發里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西發里亞條約》為三十年戰爭畫下句點，結束這場血腥的宗教衝突。當然，和約的簽訂並沒有終結歐洲基督教內部的暴力與宗教迫害。
啟蒙運動的第二根支柱是政治哲學，這個領域思考人類本質和人類社會的變遷，包括盧梭構思的「社會契約」理論；英國政治哲學家湯瑪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有關國家建立前人類的生活「險惡、殘酷、壽命不長」的概念；洛克的自然法 (natural law)；萊布尼茲的政治樂觀主義；英裔美國思想家湯姆．潘恩 (Tom Paine) 提出的平等與早期人權概念；以及英國哲學家瑪莉．沃斯通克拉夫特 (Mary Wollstonecraft) 的基進女權主義（主張女性也應該享有人權）。
就像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一樣，啟蒙時代思想的兩大主流（一邊是科學與技術，另一邊是哲學與政治）都向古代的希臘羅馬尋求靈感。比方說，伽利略和笛卡兒的數學思想，都是以畢達哥拉斯的數學原理為基礎。古希臘羅馬對政治哲學家的影響更大。霍布斯利用修昔底德的理論來雕琢他的政治現實主義 (political realism)；洛克的人格性與財產理論看得到斯多葛哲學 (Stoicism) 的影子；特別是盧梭，他大部分的政治思想都以羅馬共和國的歷史為基礎，還說自己小時候滿腦子「都是雅典和羅馬城……總覺得自己是希臘人或羅馬人」。
啟蒙時代的思想家正如一個世紀前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並沒有直接繼承古希臘羅馬的觀點、被動地接納，視為與生俱來的文化遺產。相反地，他們主動尋找希臘和羅馬的典範與啟發，細細閱讀古代文本，吸收他們覺得有用的一切。也有人呼籲應該選擇性師法古代，不要囫圇吞棗全盤接收。舉例來說，霍布斯雖然採用修昔底德的理論，卻以批判的眼光檢視亞里斯多德等希臘羅馬思想家，並且發展出一套與古代的共和主義式自由 (republican liberty) 迥異的政治理論。霍布斯甚至表示，總的來說，閱讀希臘羅馬文本對他的同代中人有負面影響。他說：「人們從小閱讀這些希臘與拉丁文本，見慣了自由的錯誤示範，養成偏差的習慣，比如喜歡動亂，喜歡肆意操控君主的行動，甚至操控那些操控者。這個過程造成太多傷亡，我真心覺得，西方接收希臘與拉丁學問，付出了前所未見的慘痛代價。」在這個與古希臘羅馬對談、採納並挪用那個時代的學問的複雜過程中，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將那些學問據為己有，融入他們所處的文化世界。透過這樣的過程，他們漸漸確立並穩固西方文明的恢宏故事。
啟蒙運動這個詞的英語 Enlightenment 跟它的德語 Aufklärung一樣，都只捕捉到它的法語 siècle des Lumières 的一部分浪漫氛圍。這種浪漫感渲染了如今我們看待啟蒙運動的方式。我們被告知這是個好奇與思考的年代，一個被當時知識分子星辰般的光輝照亮的重要時代，那些知識分子用理性的光芒破除迷信的陰影。美國歷史學家威簾．麥克尼爾 (William McNeill) 在他一九六三年的暢銷書《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 裡談到：「我們——及二十世紀的整個世界——是現代早期歐洲少數天才創造出來的，也是他們的繼承人。」他聲稱，我們從那些天才繼承的不只是科學方法，還有理性主義和宗教懷疑主義，以及個人主義和人文主義。我們經常聽到，是那些人奠定了現代世界的基礎概念。用啟蒙時代偉大思想家康德的話說，「啟蒙」代表人類從自己打造的無知牢籠中解放出來。
正如康德所說，科學在這段時期有了重大進展，而伴隨科學進展而來的，是世俗人文主義和基進哲學的興起。知識透過書籍迅速傳播，而書籍則是因為活字印刷這項革命性技術，價格不再高不可攀。人們在正式書信和流通的小冊子裡探討各種觀點，創造出以提升知性為宗旨的跨國「文人共和國」，或許類似如今的科學界。有趣的是，這個團體的共通語言是拉丁文。在當時，拉丁文仍然是歐美大部分地區精英教育的語言。
但啟蒙運動並不是單一或一致性的運動。在它的寬闊河道裡，有數不清的逆流，有分歧的思想流派和彼此競爭的知性趨勢。比方說，某些啟蒙運動思想家對宗教採取近乎激進的懷疑態度，也有人設法讓自己的科學原理跟基督教信仰和解。啟蒙運動也入鄉隨俗，從蘇格蘭和瑞士、到波希米亞和柏林，各自呈現不同風貌。比如在俄羅斯受到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影響，到了北美和中美洲則是沾染了明顯的革命氣息。雖然標準西方歷史通常聲稱啟蒙運動只發生在歐洲與北美，事實卻不然。啟蒙運動是如假包換的全球現象。儘管啟蒙運動真正的核心肯定在歐洲，但全世界其他城市也看得到啟蒙運動的思想，比如開羅、加爾各答、上海和東京。
事實上，就連歐洲中心地區在科學與哲學上的進展，往往也是外來新觀點刺激的結果。舉例來說，歐洲認識到中國的政府與行政制度之後，重新評估自己對國家樣貌的想法。中國的例子對法國的啟蒙運動思想家特別有影響力，以喜愛中國聞名的伏爾泰甚至表示：「人類的心靈想像不出比中國朝廷更完善的政府。」尤其儒家思想提供了政治哲學的靈感，得到德國博學外交家萊布尼茲這種大人物的強力支持。在另一個層面，跟美洲原住民的接觸與對話，或許也促進了對歐洲傳統的全面再思考。有人說盧梭的《論社會不平等的起因》(Discourse on the Origins of Social Inequality) 靈感來自一份當時在歐洲上流社會沙龍流傳的文本，內容據說講述北美溫達特族 (Wendat Nation) 政治家康迪亞融克 (Kandiaronk) 的哲學思想。很可惜，不管是土生土長的美洲、非洲與中東科學家和哲學家的成就，或他們對歐洲啟蒙運動思想的貢獻，在當時並沒有得到太多歐洲思想家（包括本章主人翁培根）的認可。
因此，啟蒙運動發生的背景，是歐洲的對外探險與跟廣大世界的接觸（過程未必和平，見第九章），而且得力於來自全球的刺激。事實上，啟蒙運動與探險緊密結合，形成互為因果的反饋迴圈。歐洲啟蒙時代的很多思想，是出現在與更廣大的世界接觸之後。在此同時，與本書主題息息相關的是，歐洲之所以能接觸並征服更廣大的世界，正是因為啟蒙運動思想帶來的各種發展。這些發展以兩種形式出現，源於啟蒙運動思想的兩大主流。
科學與技術的進步讓歐洲人在軍事上占優勢，擁有支配其他地區的利器。不過我在引言裡說過，本書探討的並不是西方的興起，所以我會把這個主題留給比我更優秀的學者，讓他們細細梳理，看看中歐和西歐少數幾個國家如何支配整個世界，先是在軍事與政治上，而後是經濟與文化。本書感興趣的議題是啟蒙時代思想的第二個主流，也要說明啟蒙時代哲學與政治理論的發展如何為歐洲人提供帝國的概念與實用工具，並且打造知性基礎，讓歐洲人相信其他地區本質上跟他們不同，而且比他們低等。
因此，西方文明作為一種歷史書寫原理，它的起源就在探險、啟蒙與帝國的交叉點。在與全球接觸和知性革命的反饋迴圈裡的某一點，西方文化宗譜這個概念被編造出來，培根正是推手之一。
※ 本文為時報文化出版授權刊登之書摘，摘自 (2024). 西方是什麼. pp.211-219，文章標題由編輯團隊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