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另兩位法蘭克福學派成員阿多諾 (Theodor W. Adorno) 與霍克海默 (Max Horkheimer) 於 1944 年發表了共同著作《啟蒙的辯證》(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並鑑於世界大戰的爆發對人類的理性抱持了悲觀的態度，哈伯馬斯也接著闡述了他的理性觀點。他相反地認為，唯有理性能指向光明的未來，問題只在於實現的方法。1962 年，哈伯馬斯發表了他的教授資格論文《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而「公共領域」、「溝通」與「理性」三要素奠定了他往後的核心思想。他首先分析了人與環境的連結，並將「行為」(Handeln) 視為其中的關鍵，因為在環境影響人們的同時，人們也能透過「行為」改變環境。如此一來，欲邁向光明的未來，就必須有所作為，因為唯有「行為」能使人與環境間的關係產生正向運作。
在此基礎上，哈伯馬斯將人們的「行為」歸納為四類，亦即「目的行為」(Teleologisches Handeln)、「規範行為」(Normatives Handeln)、「表現行為」(Dramaturgisches Handeln) 與「溝通行為」(Kommunikatives Handeln)。在此方面最重要的莫過於「溝通行為」，因為人與人之間互動的媒介就是語言，而透過語言產生的行為就是溝通。然而，唯有有效溝通具有意義，因此溝通過程中不只人，連環境也需滿足特定條件。在環境方面，哈伯馬斯使用了「公共領域」(Öffentlichkeit) 的概念，指得是民眾能對「公共事務」進行討論的地方，而這個地方必須滿足「公開」、「自由」與「平等」的條件。如此一來，社會發展才能獲得指引，而公共政策才得以完善。
然而，哈伯馬斯對於二十世紀下半葉開始的「公共領域」表達了擔憂，因為相較於歐洲過去的沙龍文化與咖啡廳文化，在工業社會來臨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媒體落入了大型集團手中。在政治與經濟菁英掌權的情況下，一般民眾的發聲受到了限制，因此原本的「公共領域」淪為少數特權人士的發揮場域，而所謂的「帶風向」現象也成為了可能。顯然，欲達到「有效溝通」，便須克服諸如此類權力不對等的問題，並對「公共領域」進行重塑。
此外，人們還必須在溝通過程中滿足特定條件，才能達到哈伯馬斯於 1981 年出版的《溝通行為理論》（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中所提出的「溝通理性」(Kommunikative Vernunft) 概念。換句話說，為達到「有效溝通」，人們溝通的過程與內容必須同時符合四項要素：
在符合這些條件下進行的溝通，意見會在一來一往的過程不斷修正，而最終產出的結論會逐漸接近「真理」。當然，單次的溝通與辯論並無法達到目的，因此哈伯馬斯的「溝通理性」必須透過黑格爾式的辯證過程不斷重複，才能在一議題上獲得實質進展。如此一來，以「公共領域」為基礎實現的「溝通理性」便成為了公共政策與社會發展的希望。甚至可以說，一個國家若無法滿足此前提，便無法發展出真正的民主，而只是製造出一種民主的幻覺。因此，哈伯馬斯不僅常鼓勵民眾參與社會議題的討論，甚至自己也身體力行，而他的理論常在民主相關討論中被提及。
甚至在哈伯馬斯的理論基礎上，1980 年代還發展出了「審議式民主」制度，其意在補足託付給民意代表的「代議民主」（或稱「間接民主」）中，政黨決策脫離民意的問題，以及單看投票結果的「加總民主」中，少數族群聲量不足的問題。然而，由於「審議式民主」將商討與辯論的結果納入決策考量，因此從哈伯馬斯的理論來看，參與討論的民眾必須要能打從心底接納不同觀點，而不是一心想著要辯贏對方，才能替問題找到真正的解答。
哈伯馬斯因此認為，公共領域如今的轉變，會對人們的互動帶來很大程度的負面影響，使真正的溝通理性難以實現。然而，對於這種溝通環境的結構改變，哈伯馬斯在其最新著作中，僅將重點擺在釐清與批判，並表示有必要對不實資訊的傳播建立懲罰與監督機制，否則便無法將社會繼續向前推進。儘管這種「完美的溝通環境」與「理性的溝通民眾」的組合在部分人看來有理想主義的色彩，但此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正是哈伯馬斯的批判基礎，也是我們在推動社會進步時值得參考的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