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爆發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延燒全球。為了控制疫情，許多政府紛紛開始要求民眾進入公共場所時務必配戴口罩，造成全球口罩供不應求的情況。然而，許多西方人士卻主張，要求戴口罩的規範侵犯了他們的人權，美國總統川普、巴西總統波索納洛就是其中最知名的反對人士。英國、德國也有民眾上街頭抗議，主張口罩令侵犯到他們的人權。
隨著疫情的擴大，川普也開始戴起了口罩，但是他依然堅決反對下令「全國配戴口罩」，他主張：「我要民眾享有一定的自由。」而他本人則自稱為「口罩的信徒」，他相信口罩是好東西，會帶給他好處，所以他才開始戴口罩。由此看來，川普也認為，如果政府強制要求戴口罩，就是侵犯到了人們的自由權。
另一方面，台灣也是自由民主的國家，也相信人們擁有人權，享有自由。台灣人民對於政府下令強制戴口罩這件事，儘管一開始有一些反彈的聲浪，但並沒有大到有民眾上街抗議。大多數人們願意配合政府的政策，出入公共場所配戴口罩，還稱讚政府的作為。這樣與西方國家相異的結果，是台灣人不覺得自己的人權受到侵犯，還是台灣人不敢捍衛自己的權利呢？
如果說，被要求戴口罩侵犯到人權 (human rights) ，那麼這個要求侵犯到的應該是人權之中的自由權 (liberty)。自由權意指，人們有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權利 (rights) ，或是有不做自己不想做的權利。然而，很明顯地，自由權有一些限制，並非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像是「殺人」就是被規範不能做的行為；同時，人們也有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情，像是「奉養親人」或「服兵役」。
既然我們都接受自由權的確可以受到一些限制，那現在的問題就是，到底是什麼原因可以讓我們的自由權受到合理的限制？在搞清楚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應該要先釐清「權利是什麼」，再探討「自由權如何可能被合理的限制」。
以民主政體人民所有的「投票權」來說，我擁有總統選舉的投票權，意指當我想要去投票的時候，選舉相關的人員有責任必須協助我完成投票這個行為。或是「受教權」，意指學齡兒童有上學的權利，學齡兒童想要去上學，相關人士有責任讓他進入學校念書。
在這邊我們舉例的都是一種是「公民權」，而自由權也是一種公民權。投票權、受教權行使公民權的人是公民，需負責的對象是政府。當然，權利並非只有政府要向人民負責這一種，像是管教權（懲戒權），行使權利者是父母，需負責的對象則是孩子。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在合理範圍內的管教，政府無權插手其中，也就是說，父母沒有不管教的責任。
然而，從上述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權利」似乎都相關到某種「責任」。也就是說，當我擁有某權利的時候，代表就有些人擁有某種責任，要幫助我做某些跟該權利相關的行為。但所有的權利都是如此嗎？權利必然跟責任有關係嗎？事實上並非如此。讓我們接著用自由權為例子來說明。
當我說我有戴帽子出門的自由，就有人有責任要幫助我完成戴帽子出門這件事嗎？看來不是。我的自由權的確保障了我可以戴帽子出門，但是並沒有任何人需要讓幫助我完成這件事。自由權所保障僅僅只有，當你選擇戴帽子出門時，沒有人可以阻止你戴著帽子。（當然，有些私人的場合規定不能戴帽子。）
自由權的確是一種權利，但是這種權利似乎不一定相關到某種責任。至少有一些權利是無關於任何人的責任。美國道德哲學家茱迪斯‧湯姆遜 (Judith Jarvis Thomson) 指出，權利至少有四種類型：要求權 (claim) 、特權 (privilege) 、權力 (power) 、豁免權 (immunity) 。
要求權 (claim) 就是指，在行使該權利時，有些人會有相關的責任，使得權利擁有者可以順利執行該權利相關的行為。1像是上述所指出的投票權、受教權。
特權 (privilege) 則是指，權利擁有者沒有不做該行為的責任。2比如說，我承諾小明可以吃我買的雞肉飯，那麼，小明就擁有吃我的雞肉飯的特權。雞肉飯是我買的東西，其他人有不能吃我的雞肉飯的責任，而小明卻因為我賦予他的特權，就沒有了不吃我的雞肉飯的責任。
權力 (power) 則是指，權利擁有者可以放棄或轉移某東西的權利。3比如說，我對我買的筆電擁有權力，所以我可以藉由把它賣或送給他人，放棄自己對這台筆電的相關權利，並把這些權利交給他人。（雖然茱迪斯在此是用 power 這個字來說明，但定義上主要是指所有權，而非一般而言的權力。）
豁免權 (immunity) 則是指，他人缺乏權利去改變權利擁有者的權利。4以外交豁免權來說，外交人員即使在他國違反了當地法律，該國政府也沒有權利可以追究外交人員的責任。
簡單來說，權利包含以下 4 種類型：
(1) 包含其他人的責任的要求權
(2) 沒有不做某行為的責任的特權
(3) 可以放棄、轉移責任的權力
(4) 他人無法追究其責任的豁免權
以土地所有權來說，擁有者能夠要求他人從他的土地上離開（要求權），也能夠承諾讓他人自由地進出他的土地（特權），賣出或贈送他的土地給他人（權力），而他人則沒有權利可以要求擁有者改變或放棄該土地的權利（豁免權）。
那麼，自由權是一個什麼樣的權利呢？嚴格來講，自由權比較像是一種特權：我們沒有不做某行為的責任。但是，自由權並沒強到包含所有行為都可以做。我們還是有不能做某些事的責任，像是本文一開始就提到過的，不能夠殺人。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讓我們的自由權沒有那麼自由呢？
一般來說，自由權可以讓我們自由地決定去哪裡玩、住在哪裡、跟誰結婚、找什麼工作，但是並沒有讓我們可以自由地殺人、詐欺、辱罵他人、酒後駕車。如果說「要求戴口罩」這件事像是不能酒後駕車那樣，被合理地排除在可以自由行使的行為之外，那麼似乎就要給找出一個好理由來說明這件事。
酒後駕車是一種尚未實質上傷害到他人，但卻不能自由行使的行為。儘管駕車這個行為本身就有傷害到他人的可能，但是酒後駕車會大幅提高傷害他人的風險，所以被禁止。同樣的，駕車時撥打電話、操作智慧型手機都會提高駕車傷害到他人的風險，所以也同樣被禁止。那麼，不戴口罩這個行為會提高傷害他人的風險嗎？對確診者而言，不戴口罩可能提高傳染給他人的風險，非確診者卻未必。對非確診者而言，這似乎不是一個被限制自由的好理由。
有別於酒駕，非確診者自己本身無從得知自己是否染病，但他依然可以理性判斷自己應該戴上口罩。因為新冠肺炎有無症狀的傳染期，而自己有可能處在無症狀期，而且戴上口罩也可以降低傳染的風險，因此，基於保護自己、保護他人這樣的理由，就可以說服自己戴上口罩。但是，以如此理由要求戴上口罩，似乎沒有禁止酒駕的理由那麼強。我認為反而比較像是騎機車須戴安全帽的情況：「強制戴安全帽」就好比是「強制不能飲酒駕車」，而「選擇戴上全罩式安全帽」就好比是「為了降低傳染風險而戴上口罩」，兩者是不同的層次。
然而或許有人會主張，若我們進行了徹底的檢驗，經過多次與多天的查證，確認是健康的人，那是否我就不需要戴口罩了？因為我是健康的人，確實不會傷害他人，也沒有提高傷害他人的可能。但是，儘管當下的檢測結果是未染病，由於新冠肺炎具有可傳染人的潛伏期，我們沒辦法保證自己在做完這次的檢查之後，就不會被其他人傳染，進而讓自己患病並產生傳染給他人的風險。因此，政府要求戴上口罩的原因，除了避免傳染肺炎給他人之外，還有保護自己、避免被傳染的作用。
這個時候，若有人主張，他不想要保護自己，想要讓自己暴露在風險之中，這樣難道不行嗎？一個人有讓自己陷入相對高風險環境中的自由嗎？人有冒險犯難以獲得成就的自由嗎？當然可以。像是參與高空彈跳或是跳傘等高風險的活動，都是我們可以自由選擇的活動。必須澄清，有別於高風險娛樂活動，不戴口罩在疫情下是一種無故涉險的行為。無故涉險是不明智的——但這只是笨，笨不等於錯。
從上述酒駕或戴安全帽的類比來說，似乎找不到一個強制戴上口罩的好理由。不過，或許我們也可以從其他方面來說明，為什麼我們應該戴上口罩。我認為，在人們不應該做的事情之中，不僅僅只有不能做傷害他人的事情，還有其他因素。而最有可能成為要求戴口罩的，就是「維護社會秩序」。
一般而言，人都會想要生活在秩序良好的社會之中。因此，人們建立政府，制定各種規範，賦予警察執法權，就是為了安定社會秩序。社會講求公平正義，認可人民的自由權、財產權、投票權……等等，也都是為了讓人們處在一個安定的環境之中。因此，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就極有可能會被社會禁止。
上述殺人、酒駕、詐欺等等行為，都有可能會破壞社會秩序，所以都不是我們可以自由行使的行為。那麼，不戴口罩可能會破壞社會秩序嗎？
很明顯地，新冠肺炎的高傳染力，加上特效藥尚未問世，已經擾亂了世界上多個國家的社會秩序。而戴上口罩可以避免傳播病毒給他人，同時也可以降低被感染的風險，可以使得人們更加安心的生活，維持社會的秩序。反過來說，不戴口罩就會讓人們陷入失序的風險，所以維護社會秩序可能是政府要求戴口罩的好理由。
戴口罩不光只是為了保護自己或是避免自己傷害他人，戴口罩已經成為一種最新的、有效維護社會秩序的方式。儘管大多數民眾實質上可能沒有患病，但是只要所有人外出時戴上口罩，就可以大大的降低疫情爆發的風險，不會造成人心惶惶的社會氛圍5。
而且，既然我們現在認知到，自由權並非無限上綱的任意自由，而是有條件下的有限自由，那就理應可以接受，為了維護社會秩序，「不能自由地不戴口罩」是一件合理的要求。
人人都想要自由，自由權很重要。但自由權不是一種可以對他人有所要求的權利，比較像是一種可以做某行為且他人不能阻止的權利（特權）。對民主社會的人們而言，自由權本來就有一些限制存在，並不是可完全自由自在地做任何事情的權利。
人們似乎會直覺地主張，只要沒傷害到他人，就不能阻止他行使自由權。但是，就新冠肺炎的例子來說，被傷害到可能是社會秩序，也就是人際間的互動與信任，而社會秩序也是我認為最不能被破壞的因素。
為了防止新冠肺炎疫情的擴張，防止造成社會動亂，政府要求戴上口罩的規範可以有效地維護社會秩序，我認為這是十分合理的要求，無法以侵犯自身的自由權為理由反對該項規範。畢竟我們所擁有的自由權，本來就是一種以不破壞社會秩序為前提的權利。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