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這個邏輯，博恩的笑話不僅是站在父權思維下，鞏固「男賺女賠」的性權力邏輯，還模糊了展現權力與宰制才是性暴力的核心。對這些批評者而言，更嚴重的是，博恩身為擁有社會優勢的性別——男性——不但沒有對不對等性權力關係大聲疾呼，呼籲遏止性侵害，反而刻意強調女性在扮演主導地位時帶來的「情趣」，還試圖透過性別與生理結構差異帶來的不同性經驗，以娛樂大眾的方式消費性侵害，淡化其嚴重性及對創傷經歷的同理心。
這些批評看來似乎義正辭嚴，然而，當我們對他的批評同樣也是因他的性別而起，進而抨擊其演出內容時，我們真的有將兩性從二元對立的結構中解放出來嗎？或者，我們其實只是在為性別貼上更多標籤，且加深性別角色對每個人的禁錮？
所謂父權制度，即刻意誇大男女兩性的生理差異，以此建立不平等的角色與邏輯——先豎立男性统治女性，是與生俱來、無需質疑的優先權，從而鞏固男性的支配地位，女性則淪為附屬角色。除此之外，社會藉由性別角色刻板化的過程，使女性主動或被動地接受性別秩序，消極服從、不再反抗，進而積極要求其他跟自己同樣性別的個體。
米列認為，父權制度 (Patriarchy) 的成功，源於「性政治」(Sexual Politics)，即佔有統治地位的性別，將其權威拓展到具有從屬地位之性別的過程，藉以謀求或繼續維護自身權威。也就是說，父權制度藉由普遍化男性「理應」支配女人的思維與意識型態，並以法律、制度、政治、文化等各種手段來鞏固自身的支配地位與權威。
此處我們需注意，「性政治」一詞中的「政治」兩字，並不限於狹義的政黨政治、選舉等政治概念，而是存在於人際關係之間的不對等權力關係；存在於特定群體間的權力關係，則展現為某一群體用於對另一群體進行支配、壓迫與宰制的組合與手段。
米列的主張指出父權制度即男性支配是女性受壓迫的根源，但她並沒有認為透過拉抬女性地位、增加女性權利及保障，即可弭平差異，或可將女性從受壓迫、弱勢地位中解放。因爲這樣的做法，似乎扁平化了壓迫的問題與困境，把一個政治問題看成單純的性別問題了。其實真正造成壓迫與宰制的原因，不是性別，而是支配與從屬的權力關係。
當我們直覺地認為，男性為鞏固自身支配地位，維持全面控制的制度，才會造成各種不公平與壓迫的現象；解決之道看起來像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拉抬女性地位高於男性，讓原本傾向男性的社會、制度、價值觀轉而傾向女性。但事實上男女之間的的關係仍是緊張，且處在不平衡的狀態，依舊是是一種高對低的、控制與被控制的狀態。
因此，縱使改變行為主體的性別，讓女性在家中擁有支配、決議大權，進而給予女性在社會、政治參與上有優先機會，甚至默許或玩笑看待女性從事本質上仍屬控制的行為，譬如說：女性不可能作為性侵加害人——縱使女性真的侵犯男性，也是男性「賺到福利」——這些仍無濟於改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帶來的問題，更無法改變因支配與控制帶來壓迫。因為，將權力展現在違背他者意願的壓迫，又或控制他者依循自身意志而行動，不分性別。
讓我們再次回到博恩的例子，當他向觀眾透露婚後在家中與妻子地位是如何不對等，以及長期被妻子「性侵」的情況，不但沒有引發不快與抗議，反而博得觀眾的滿堂喝采時，可以發現許多微妙之處；當女性從弱勢躍升強勢、主導地位時，人們不僅對「願意讓位」的男性感到佩服與讚賞，還無法感受他正在面對來自於伴侶的壓迫、宰制行為，甚至根本不覺得這是個威脅，因為男性必然是強大的、對性享受的、不會吃虧的。不僅如此，針對演出的批評，先是否定他作為受害者、受壓迫者的可能，而後指責他身為男性，不僅沒有打破性別刻板印象，還繼續深化不對等性邏輯。
當我們認清壓迫的本質是源自於展現權力、支配他者的慾望，以及不尊重他人的主體性，那我們又要如何處理性別歧視、壓迫的問題、落實兩性平權呢？
此處筆者也無法給出一個簡單明瞭的指示，但誠如米列給我們的提醒：根植於社會的性別角色，使得支配與從屬的權力關係變形成性別問題，仍被繼續遵循且維持。因此，我們該思考是，生理性別 (sex) 或許是我們認識他者的第一個面向，與之關聯的性別角色——男性就該強勢、陽剛、主導，女性就該順從、陰柔、被動——是社會與文化共同形塑的產物，是建立自我認知的方式，也是參與群體生活的一種身份，更是我們對自我與他者貼上的標籤，但這些都只是我們眾多面向中的一個，並非我們的全部。
當我們將自己從支配與從屬的思維中解放出來，才會正視權力不對等所帶來性侵害、家暴、歧視等許多問題；於此同時，意識到性別角色有其侷限，而嘗試認真且誠實地認識每個獨具特色與差異的主體 (Subject) 之際，或許才能不再用雙重標準檢視同樣的行為，也不會扁平了本是多面向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