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暴力是權力的展現，還是權力的缺席？〉這篇文章中，我們以漢納鄂蘭的的觀點探究了兩種權力的內涵，一種是與實踐政治行動相關連的集體行動權力，另一個則是建立在普遍共識之上的政治秩序權力。
如果三者都有，你並不孤單，因為多數的現代公民都可能有這樣的想法。此外，當政治與民主連結一起時，什麼又會是你第一個想到的呢？是人民做頭家、我們一起做主？還是，選舉終於到了，我必以選票懲罰某候選人或政黨？難道民主只是安撫人民的空虛口號？民主政治的內涵真的只有「票多的贏、票少的輸」嗎？
如若鄂蘭所言為真，人真正的生命是透過政治言說與行動來實踐自我，為何我們大多數的現代公民談到參與政治，總是冷眼看待、似乎事不關己？
舉個最實際的例子如投票率，既然民主——人民作主——才能讓人民展現自己的意志、實際參與在政治中，為何不論是實行民主制度已久的大國，還是剛擠身民主的新興成員，投票率都是慘淡？因為參與政治很危險、民主不能當飯吃，顧好肚子與每日的小確幸才是真的？
如果代議制作為現代民主制度的一環，也是公民政治參與的另種方式，人們將權力委託給特定代議士來實現與執行，那我們為何又時常會認為「權力」與自己無關，甚至認為權力只被少數人壟斷、只是為利益團體服務，因此，不再願意關心政治、不再為政治付諸行動呢？
以下這篇文章將繼續以鄂蘭的視角，和大家一起來思考：到底誰該為現代公民的政治冷感負責。
上篇中我們曾提到，對鄂蘭來說，行動是人最重要的活動，它不屬於私領域、也不以維持生存為目的。反之，它必然與群體相關，屬於公共的。因此，所謂行動，事實上必定是「政治（參與）的」行動。鄂蘭認為，雖然權力產生於行動之中，但不同類型的行動將會賦予權力迥異的核心內涵，帶來截然不同的效果。
因此，鄂蘭將政治行動分成三種模式，分別為：為了彼此的行動 (Für-einander-Handeln) 、 對抗彼此的行動 (Gegen-einander-Handeln) 、以及彼此共同的行動 (Mit-einander-Handeln) 。1
為了彼此的行動 (Für-einander-Handeln) 是指，為了群體的目標，個人完全放棄自身的利益，將自己完全交託給「集體」(Kollektive)。
如此聽來，為了彼此的行動不僅極有效率，還因為每個人都對遵守「統一規則」與「集體目標」責無旁貸，彼此間也不會再有衝突、爭端，但鄂蘭提醒我們，極權統治也正是此種全面統一模式的最佳寫照。
當每個人都以集體目標作為身份認同的基礎，個人不再嚮往差異。當一小群「異議份子」身處在同儕的巨大壓力下，從眾而為便是無可避免。就這樣，多樣性便悄悄地被犧牲了。不只每個人心中都住個小警總，統治模式也可能日益激進化。縱使成員人數不斷擴大，但仍持續保持一致，使政治權力得以鞏固，並繼續掌握在少數人手中。
如此一來，被強化的只有那些既存、毋須再多做確認的身份與認同，並不能調解不同意見，還可能對衝突造成火上澆油之效，使對立傾向日趨嚴重，人們屈服於與對手無對話的可能，只願待在同溫層中，而非對議題進行討論、彼此理解2。
當人們自由地相互地聚集，不單表達自己，也聆聽他人，使不同的立場與意見都能被公眾化，彼此協調，進而找到行動的方針時，鄂蘭稱為彼此共同的行動 (Mit-einander-Handeln) 模式，才能真正導出具有規範性內容的權力。
雖然彼此共同的行動不一定代表理智，也不一定是依循理性作為行動方針，然而，關鍵是，在聽到與被聽到之間，在激烈辯論與衝突之中，人們學習理解、接納，培養回應與判斷的能力3。
或許讀到這裡，你不禁想問，鄂蘭筆下描述「真正」的政治參與，是人們透過公開地辯論、彼此討論的方式，形成意見與決策，並以共同行動作為權力基礎。但是，以彼此共同行動模式建立對話式的直接民主4 ，在這個士農工商各自忙碌、拚經濟至上的現代社會裡怎麼可能實現？莫不過是存在於小說中的烏托邦理想？難道，所謂交給專業的代議制間接民主5不是為生活忙碌的公民，無法親自參與政治的最佳解方？
若以目前任教於柏林洪堡大學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的政治哲學教授、同時也是鄂蘭學者 Rahel Jaeggi 的話來說：
代議制是一種病態的制度，因它不僅掩蓋了實踐的時刻，使公民與權力分離。還使政治失去生命力，因公民對政治感到陌生6。
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7中也曾提到，多數公民並不知道（政治）權力如何形成，因而把它想像成如金錢一般、可以被多種方式使用的物質，並堅信，唯有出於公共利益的目的使用權力，才具有正當性。所以，若得將權力交給「公正」、「客觀」的專業人士使用，才不會偏袒特殊目的，或為了特定族群與利益服務。
這種陌生感展現在一般公民的錯信之中，使公民誤以為，只要選出代議士，讓他們更專業且有效率地替我們凝聚意見、形成判斷與決策，由他們將「權力」具體實現於各制度、政策層面即可。漸漸地，本來就對政治權力缺乏經驗的公民，對政治的程序不再有興趣，撒手不管，甚至也不再形成自己的政治意見與判斷了。
不僅如此，原本是被授權、代為執行任務的「專業人士」也被神聖化，多數的公民開始出現「自己的聲音不可能會被聽見、也不會被在乎」「政治菁英才是擁有權力、可以決定政治及政府發展之人」的想法，上下從屬關係悄然而生。
「雖然很無奈但也無能為力」的心態合理化人們對政治行動的冷漠，人民對政治參與的想像轉化為類似於服從命令的模式，只能單方向地默認，遵循政治決策者的決定。此時，代議制作為民主的一種執行方式，似乎不再是公民自決的舞台，倒像是「統治」8的表現與聲明。
鄂蘭肯定在代議制模式中，政治權力形成於政黨、議會、政府各部會、委員會的討論、談判之中。但問題是，議會裡的政治菁英常常無法針對他們如何評估問題、如何形成結論，提出適當的解釋。相反地，呈現在人民眼前的，只剩下遊說關說、彼此爭奪利益、意識形態與價值觀的爭鬥。至此，立法權似乎被政治菁英壟斷而萎縮。
對立法權失落的公民則將希望轉向行政權。但是，政府在理性化、科層化，以及節約與效率要求的壓力下，也無力再對決策過程與發展原委進行解釋，不得不從上而下、以命令式的方式來面對人民。
於是乎，渴望參與過程、卻幾乎無法表達意見的公民，感到被拋棄，並逐漸加深自己無法超越「政治菁英」、成為政治權力中心的信念。同時，對「政治被權貴們壟斷，是政客與利益團體檯面下的交易，只服務於既得利益者」這套說詞深信不疑。因此，不僅對政治菁英的信任與支持蕩然無存，當然就更不可能信任——由代議士制訂出來的——政治秩序了9。
雖然廣大的公民不再有彼此共同的行動，然而，權力仍然會產生。只是它有時存在於為了彼此的行動中，例如政黨提出的政策並非真正關心多數人的福祉，激情的口號包裝了意識形態，也掩蓋利益分贓的目的；權力有時又形成於對抗彼此的行動裡，好比議會裡沒有實質的對話，只有對抗特定立場、顏色或政黨的杯葛與反對。遇到問題、衝突，不是保持開放、多元討論，反而是相互指責、推委卸責。
雖由兩個截然不同的行動模式產生出權力，但他們最終都可能會發展出兩個相生相息、但我們都不樂見的結果：
一個是多數公民的去政治化 (Entpolitisierung) ，不關心政治，也就是政治冷感。
另一個是政治參與與行動走向激進化，即傾向民粹主義 (Popularismus) 的發展。
長期缺席於公共場域的「市井小民」悲觀地相信，沒錢沒勢的自己，對政治無計可施，也無力改變。與其攪和在政治這團污泥裡，還不如三餐溫飽。很想置身於公眾事務之外，卻又無法信任政治菁英，支持他們做出的決策與判斷。盲目地深信政治行動對「菁英」來說，只不過是酬庸或談判的籌碼；因此，基於權力而生的政治秩序失其根基，權力創造新秩序的潛能也消失了。
於此同時，意圖不軌的民粹主義就很有可能蠢蠢欲動，甚至獲得廣大群眾的支持。鄂蘭認為，民粹主義團體及其領導人擅長塑造「我們才與人民站在一起」、「我們是一體」的誘人想像，不問政策而只訴諸道德正確性，宣揚「找回屬於所有人的榮光」等激情的口號，利用公民對代議制的失望，激起他們再次參與政治的渴望——這也是民粹主義的核心特徵10。對內，他們採取為了彼此的行動，形成看似和諧，實則模糊不清又空洞的團結感。對外，則以對抗彼此來行動，盡可能地排除與之相抵觸的意見，將其他利益邊緣化。一旦這股勢力不斷膨脹，直到銳不可擋時，便是民主岌岌可危之際了11 。
那麼，到底誰該為現代公民政治冷感負責？鄂蘭的診斷沒有開出明確的藥方。就道德層面，或許沒有謹守份際的政治菁英該負一半的責任，媒體也須咎責，因他們描繪並製造公民為沈默寡言、基本上對政治沒興趣的消費者。但事實上，公民對政治缺乏經驗與理解，進而放棄參與政治，才是造成代議制民主各種困境的幕後推手。因為，我們都忽略了每個人都擁有政治行動的能力。
鄂蘭在其〈公民不服從〉篇章中曾解釋，在市民社會中，所有行動者都應該要將自己視為權力的創建者，政治制度透過集體行動權力形成，才不至淪落為「無能」12。
可惜的是，現行代議制的結構，要求一個立即有效能的政治行動者。此舉非但侷限了普遍公民政治參與的創造力與差異性，在議會裡的代議士為了節約、效率，還犧牲了相互討論，淪為利益代表人的說客之爭。
此外，身為公民的我們，若不關心議題，不試圖理解並監督決策過程，一味地只看顏色不問政策，認為只要手中握有選票，就能懲罰不符合自己期待的特定政黨或候選人，都仍不能算是真正的政治行動——人身而為人最重要的活動13。
所謂政治行動，存在於我們共同生活的任何一個時刻。當我們深知，每個人雖持有不同的觀點與立場，但我們仍願意積極地表達意見、彼此討論、相互聆聽，在其中培養政治判斷的能力，並對共識與結果保持開放時，才是公民擁有政治權力之際。且我們還需牢記，政治權力不會被誰佔有，毋寧是「我們」共同擁有，而政治秩序也是建立在「複數」14承認之上。此時的我們才能成為共同體，對共同建立的政治秩序產生信心，並開展出一條政治自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