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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哲學

為什麼我們喜歡「政治素人」?

漢娜·鄂蘭論群眾運動與極權主義
近年來,不論哪個國家,總會在選舉將至時,刮起素人參政的旋風,。然而,在事事講究專業分工的現代,為何我們卻傾向讓非政治專業、歷練不足的「政治素人」來替我們管理眾人之事、從事公共事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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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不論哪個國家,總會在選舉將至時,刮起素人參政的旋風,好似這些「不受既有政治框架」、「敢言」、「真正地為民喉舌」的「白紙」才是選民的希望,也才能為僵化的體制,甚至滿是權衡鬥爭的政壇注入「新血」。然而,在事事講究專業分工的現代,為何我們卻傾向讓非政治專業、歷練不足的「政治素人」來替我們管理眾人之事、從事公共事務呢?是因為政治是所有公民都應該、且可以參與的「普通」事業?抑或是「非典型政治人物」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魅力呢?

隨著世界各地的選舉如火如荼的進行,如義大利由相對右派的候選人重新掌權、各扛左右派旗幟對抗的巴西總理選舉,以及美國在 11 月初將迎來的期中選舉,還有台灣即將在 11 月底舉行的各地方縣市長選舉,就讓我們再次借助漢娜·鄂蘭的觀點,來一探政治素人崛起的原因,以及其中暗藏的隱憂。

政治素人的特色

所謂「政治素人」是相對於政治精英而來的稱呼,一般是指原是從事非政治相關職業的普通人,其在一夕之間受到關注後,躋身進入政壇,成為「政治新星」。不同於政治精英或是政二代,標榜專業知識、從政經歷與政績,這些「政治素人」往往強調自己白手起家成功的實力,他們之所以放下自身利益,投身公共事務,目的是不願再忍受現狀。他們總會一臉誠懇地表明,自己具備虛心學習的心,更重要的是,他們急欲矯正與民意脫節的體制、擁有改變沉痾、說「真話」的勇氣、以及與廣大的一般大眾站在一起。

在選民對傳統政治菁英、知識份子官腔的回應、處處「喬事」的作為感到厭倦時,素人們借助網路社群、自媒體的推波助瀾,增加聲量與創造話題,建立自己雖沒有政治資源、但清新敢言、不為特定利益團體所驅等形象,同時在選民心中種下滿滿的好感。

細數台灣政壇上這類打著「政治素人」名號進入政壇的人還不在少數,最著名的例子不外乎是在 2014 年當選為台北市長的前台大外科醫生柯文哲,以及曾於 2020 年短暫宣布參選總統的企業家郭台銘。值得一提的還有自稱為庶民的韓國瑜,他雖非真正的政治素人,但同樣主打「非典型政治人物」的招牌。

走出台灣,另一世界知名的素人參政案例還有在 2016 年入主白宮、成為美國第 45 任總統,甚至至今仍擁有巨大影響力的企業家川普 (Donald Trump)。川普以美國為中心的聳動發言與鄙視一切現有體制與價值的態度,激起許多覺得自己權利受到剝奪的人們,不僅為他贏得選戰,更讓他成為操作民意的好手,一言一行都能左右美國政壇。

雖然各界對這些政治素人的評價褒貶不一,但他們受到選民青睞、並擁有大量支持者的共通點是,他們都是具有魅力、能夠凝聚並強化特定信念的群眾運動領袖。而群眾運動不僅與民粹主義的興起息息相關,甚至可能會危及民主憲政、帶來極權統治的元兇。

何謂群眾 (Mass/Masse)?

Hannah Arendt 漢娜 鄂蘭
Hannah Arendt, 1906–1975
漢娜·鄂蘭在她為人所知的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就曾寫道,群眾運動是極權主義形成的核心元素之一。她論道,當階級解體為群眾,政黨政治淪為意識形態的姿態,公民責任已經屈服於政治冷漠時,極權主義將在此誕生。然而,她並沒有說所有的群眾運動都會走向極權主義。相反地,透過鄂蘭對群眾的理解、對群眾運動與其領導人的描述,我們可以得出:雖然通往極權主義、全面恐怖統治的路上會經過許多階段,非輕易便會出現的極端情況,但倘若我們對這些蛛絲馬跡視而不見,恐會重蹈覆徹,再次釀出災禍。

鄂蘭認為,極權主義運動的主旨在於,成功地組織與動員群眾 (Mass),而非階級。1那何謂群眾呢?有別於傳統的政治組成,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不同階級的價值與力量,群眾則是截然不同的存在。群眾不是因為共同的利益而聚集,不一定來自特定階層、或具有特別的身份地位,毋寧:

(群眾的組成)可能是因為人數眾多,也可能因為漠不關心,甚至是因為兩者的結合,而不能被納入任何一個基於共同利益而形成的組織,不能被納入政黨、政府,或任何專業組織或工會。(實際上),他們很可能存在於每個國家,由那些中立、對政治漠不關心、從不加入政黨,甚至幾乎不去投票的人們所構成。2

除此之外,鄂蘭也將群眾描述為,一群存在於政黨政治與階級社會夾縫中的人們,或可說是社會與政治的邊緣人。他們是由為數眾多的「原子式、孤立的個人3」組成,他們的狀態不稳定,因為他們失去了與社會的連帶關係。因此,他們極力的想抓住一個抽象的概念,作為生活的指南,而對意識形態的宣傳有狂熱追求的傾象。

然而,現代公民為何會從一群對政治冷漠,不對公共事務表達想法的群眾,演變為孤獨卻又狂熱,對特定意識型態或運動的支持者呢?

代議政治的困境

這就得先提到現代公民與政治運作的特性了。忙碌的現代人得利於政黨政治的效率,不再需要透過親自參與所有關於政治決策的討論,抑或是組織一個政黨、上街示威遊行才能展開政治行動。

相反地,若在一國之內被承認為公民,則代表他已經是參與公共事務的人,享有政治參與的權利。此外,目前民主政治以多數決原則以及代議士為運作基礎,因此,不論是投下反對票,還是從來都不曾去投票的公民,他都會被代表而納入政治共同體的一部分,共同承擔結果。故自由主義者一般會主張,普通人參與民主政治的能力有限,且多數人關心經濟生活遠甚於公共事務,公民與政治脫離是現代社會自然的現象。

從上述代議政治的運作與分工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兩種現代公民常有的態度:第一種是,對政治或政府運作的疏遠。既然我已經透過投票表達了我的意見,履行了公民政治參與的責任,剩下的就交給「專業的」來處理與負責,呈現選後即撒手的態度。然而,如果這些代議士沒有做出「合我意」的政績,等到下次選舉時就再用選票懲罰他或是所屬政黨;另一種公民則是出於對議會或代議政治的憤怒與厭惡。他們默不做聲,卻也不承認每次投票後的結果,認為每次選舉就是從爛蘋果中挑一個稍微比較好的,但這些政黨與政治人物都不能代表自己的立場與主張,更不符合他對政治的期待。因此,縱使不表達意見、不關心也沒關係,反正選誰都一樣,政治就是權貴才能玩的骯髒遊戲4

這兩種公民時常宣稱自己是政治中立,態度公正且客觀。實際上,他們卻是鄂蘭認為的政治冷漠,是最容易被特定意識形態煽動,加入群眾運動的人們。然而,為何這些孤立的人們又會突然關心起政治、願意參加某個運動?或者說,為何標榜自己公正客觀的中立選民會突然受到某位「政治素人」的吸引,成為其死忠粉絲呢?

群眾運動的致命吸引力

《極權主義的起源》, 2022
其中一個原因是,在代議民主體制下,縱使多數的公民是由政治冷漠的群眾所組成,但在多數決的原則運作下,仍可以交由少數人代表整體並實行管理與統治。因此,鄂蘭才會悲嘆道,民主憲政幻想公民對公共事務皆擁有積極參與的態度,以討論來共同組建政治共同體,但這個幻想將隨著群眾運動的成功而消亡。5因為縱使公民對多數公共事務疏離,但群眾運動仍可以由大量對「現有」政治冷感、但對特定意識形態狂熱的人們組建而成。

另一個群眾運動吸引人之處是,當人們因為突如其來的政治或經濟局勢劇變,失去了以前的社會身份與情感歸屬時,一種強烈的被剝奪感、被背叛的痛苦感,都會使人對現狀產生厭惡,特別是對於聲稱代表他們的政黨。於是乎,對這些「感覺被世界遺棄」的人們而言,現實總是無法預測,混亂地讓人無所依從,每天都充滿新的挑戰與無法理解的障礙。如此一來,他們要不是選擇找一無人之處,不聞不問,把自己孤立起來,便只能選擇投身另一個「新」世界了。

這裡我們會看到群眾與群眾運動領袖彼此相互需要的特性。一個成功的群眾運動領導者,往往會致力於創造另一種與這個痛苦、雜亂的現實相反的想像,在這個虛構的世界裡提供無根、孤獨、對現況不滿的人們最渴望的東西,那就是,承諾一個穩定、意識形態上一致的、可理解與預測的世界。群眾之所以受到領袖的吸引,為得是逃避現實,故群眾運動領袖還需要具備「製造謊言與傳播假資訊」的能力,才能給予群眾他們想要的「美好」。

鄂蘭認為,群眾運動的領導人除了具備製造謊言與傳播假資訊的能力外,還會利用各種宣傳來支持其論點,但目的不在於確立事實,而是為了創造一個具有連貫性、虛構且充滿謊言的想像「現實」。他們之所以能發揮「使現實符合他們謊言」的技能,便是在於他們善於利用完全孤立、沒有任何社會關係的個體,其急欲歸屬於一個群體,好獲得在世上有一席之地的想望,培養他們遵循特定的意識形態以及完全的忠誠。

納粹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標榜雅利安人的優越性,為的是承諾陷入經濟混亂、失去身份的德國人,一份「固有的」穩定。反觀現在,當川普說他要在美墨邊界建一座高牆,他或許並不是真的要做一個實際的高牆保護邊界,而是在表明將再次把美國放在首位,承諾那些覺得自身工作遭到移工剝奪、沈溺在舊世界榮景而被社會邊緣化的人們,一個可理解的、符合他們想像的安穩世界。

反對方可能會指責這些群眾運動的支持者說,如果他們在接受編織的謊言與意識形態的陳腔濫調時,能夠稍做事實核查,就不會這麼容易被操弄了。可惜的是,這些原本對政治冷漠的群眾們之所以願意投身運動、被號招、動員,是因為比起事實的真實性,他們更喜歡領導人所承諾的另一個想像世界,那裡沒有意外與不確定,沒有會牴觸他們願望的事物,只有一致性,這恰巧是在多元與變動的現實中所找不到的。

除此之外,讓政治冷感的人們重新燃起對公共議題的興致,甚至是轉化為政治狂熱份子的原因還有,他們在被製造的想像與意識形態中,再次找回與世界的連結感與被認同感。然而,當真理與謬誤間不再有區別,判斷經驗上現實與虛構的能力也不再存在時,剩下的只有「完全的邏輯推理」,而這也是鄂蘭提醒我們不得不防:所有意識形態思想都含有極權主義元素。

三個意識形態的極權主義元素

要了解意識形態為何都具有極權主義元素,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分析。

首先,所有的意識形態給出的解釋都不是針對「這是什麼(What is/Was ist)」,而是「這會變成什麼(What becomes/Was wird)」6。他們以簡單化約的方式將一切解釋為變化,也就是唯有變動才是唯一的法則。同時宣稱自己這套變動的思想可以全面解釋過去、理解現在,並對未來做出可靠的預測。

其次,所有的意識形態會憑藉著同一套邏輯的論述,宣稱可以將人從所有的經驗與五感能認識的現實中解放,並透過「第六感」認識到被隱藏的「真理」。這個第六感則恰恰是由意識形態所建構、由特殊教育機構所灌輸的思想,例如在納粹時期所建的騎士堡學院中受訓的政治戰士、在文革時期的紅衛兵。

正如前面所提,群眾運動與其領導人的宣傳也都致力於使自己的思想從經驗與現實脫離,一方面將每個正在發生、可見的事情注入秘密的政治意涵,另一方面又鼓勵人們懷疑每一個公共領域內的政治行為都有隱藏的陰謀。因此,一旦群眾運動取得權力後,它便會進一步主張根據自身的意識形態可以改變現實。它不是要詆毀特定事實,而是培養失根的人們對經驗事實極端蔑視,因為在群眾運動的領導人看來,「事實」的內容完全取決於特定人的力量,那個能夠捏造事實的人的力量。7

第三個則是,雖然意識形態並沒有真正改變現實的權力或力量,但它們透過將事實安置在一個絕對的邏輯演繹過程中,企圖將思想從現實經驗中解放。以一種不存在於現實領域內的、純粹邏輯演繹的方式述說著,說服人們相信有一套始終如一、超越單一個人、甚至是整個人類的「法則」。因此,群眾運動的領袖常常宣稱這場運動不為特定對象服務,其主張也不依附於利益與權勢,只是單純且真誠地以一種預言家的身份向被蒙蔽的人們揭露「真實」。

極權主義的宣傳與煽動之所以如此成功,正是因為它善於將意識形態與科學性、可預測性與效率相連結,以蠱惑人心的口吻表示,只要人們相信這套「法則」,他們便可以從現下不公平的控制中解放,而未來將會證明他們的決定是更好的選擇。而人們或者說群眾受吸引的是,透過想像力得出的虛幻連結感與全面解釋世界的可能性。

當群眾運動的支持者對其領導人與信念具有不渝的忠誠時,不論這些宣傳內容在外人看來多麽荒謬,都很難再開啟針對議題的討論了。意識形態的恐怖之處在於全面控制,它設定了一個不證自明的前提,且在完全排除其他經驗的情況下,量身訂做一切的判斷標準。因此,群眾們在經歷意識形態洗腦後,不再相信任何可見之物,也不再相信經驗的真實性,更不用說理解與接受現實了。

現代公民的重擔

讓我們再次回到川普的例子,他盡情地在每一次活動中嘲弄種族主義、性別主義、反猶主義、伊斯蘭恐懼主義,並擅長用各種短語、單詞與影射為其支持者帶來新的秩序,使他們對恢復偉大美國的連貫敘述深信不疑。正如台灣許多政治素人、非典型政治人物們,利用人們對政治現況的不理解、對政治精英的失望、對政黨政治的厭惡,與對社會與公共事務的不關心,形塑「失言只為真相」的形象,總能吸引許多自詡為「中間且客觀」的選民支持。因為比起虛偽的政治精英們小心翼翼地發表看法,為了避免冒犯任何族群,而將許多議題放在檯面下,拒絕說出可能隱藏的問題,群眾急切地需要一個新的、似乎能對現有體制做出衝擊與改變的代言人,而川普、或是政治素人們便是恰當人選,因為他們似乎是整個政壇、甚至是國家唯一一個願意說出「真相」的人。 8 

但從這些現象來看,我們不難理解為何極權主義式的意識形態對現代人,或者現代群眾仍是誘惑,因為對於失根的、被世界遺棄的人們而言,群眾運動的領袖,或者說披著「素人」外衣的政治新星們,似乎是唯一理解他們被剝奪感的化身,是真正回應社會需求、聆聽人們聲音的最後希望。

或許應該說,這些處在政治邊緣的人們並不是真的對政治「冷感」,而是對現有政治無法滿足自身的需求、在既有社會與制度中找不到認同,又不願意與他人溝通或做出改變時,才會從失望、默不做聲再到選擇漠不關心、不聞不問。偏好政治素人,或是對非典型政治人物擁有激情與狂熱,只是剛好給了這些被「過去比現在好、未來會更好」的想像所迷惑的人們,一個重新被納入群體、再次有根、有努力方向的出口而已。

然而,鄂蘭提醒我們,極權統治或者是暴政都非一朝之患,也非只是過往的黑歷史,毋寧是萌芽於我們放棄自我思考之際。近來我們可見遍地開花的群眾運動,民粹主義風潮再起,導致世界各地都有如雨後春筍般崛起的極右翼勢力,甚至在有些國家還獲得多數公民的支持、再度掌權。細究這些現象的起因,一方面是源自於公民對政治的冷漠,不願加入公共議題的討論,也不願表態,甚至是投票。另一方面更是因為,人們害怕現實的不斷變動與偶然性。也就是不願接受現實總是充滿著不確定與意外,而傾向抓住一個從一而終的「原則」作爲一切的判準,選擇臣服於經過操作的意識形態,猶如矇眼般地相信各種「素人」的宣稱與謊言。換言之,這些並非舊聞的現象在在說明了公民選擇放棄思考與判斷,不難理解為何鄂蘭當時對群眾運動會變調為極權主義,甚是擔憂了。

因此,身為現代公民的我們,或許可以做的反擊是,當下一次又有候選人於選舉時提倡一個與多元現實相反的單一價值標準,宣稱自己有改變現況、未來會更好的理念,甚至是提供一些明確的行為準則來取代討論,標榜可以提供一套「包羅萬象」的解方,來平息各界的紛爭時,我們可以拾起對公共事務的關心,並扛起人本有的重擔——運用思考與判斷能力,耐著性子與其他共同生活於這個社會的人們彼此討論,以捍衛自由作為我們個人的內在能力以及政治的本質。

  • 1.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1951, Penguin, p.308. 不能與群眾混為一談者還有被鄂蘭稱為「暴民 (Mob)」的群體,例如波希米亞人、瘋子、黑幫份子、流氓或陰謀家等,但礙於篇幅,本文未詳述。
  • 2. Eng: p. 311: „The term masses applies only where we deal with people who either because of sheer numbers, or indifference, or a combination of both, cannot be integrated into any organization based on common interest, into political parties or municipal governments or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or trade unions. Potentially, they exist in every country and form the majority of those large numbers of neutral, politically indifferent people who never join a party and hardly ever go to the polls. “; in der deutschen Ausgabe: 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 Piper, 21. Auflage 2019: S. 667-668.
  • 3. Eng: p.323; Deut: S. 697..
  • 4. 針對人們厭惡政治,認為政治只是權力鬥爭的遊戲,或許鄂蘭的解釋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鄂蘭批評,因為布爾喬亞階級,也就是資產階級,要求國家以公權力保護私人投資,因此導致了一種政治以商業為導向的觀點。也就是說,資產階級進入政治領域,把政治制度相關機構作為保護個人財產的工具,使得政治淪為金錢與權力的追求。
  • 5. Deut: S. 670.
  • 6. Eng: p. 618, Deut: S. 964.
  • 7. Eng: p. 458. 
  • 8. 感謝蕭育和對本篇文章的產出提供許多寶貴的建議與啟發。
兒時的夢想是成為法律人,越是長大才發現不喜框架,醉心於思辨與改變,更相信哲學是一種生活模式,而不是象牙塔裡的知識。 總對世界有太多疑問與不解,貪心地想探討...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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