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在自由與善惡之間:庫柏力克的《發條橘子》 | 哲學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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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評

在自由與善惡之間:庫柏力克的《發條橘子》

用自由換維穩,你要嗎?
如果犧牲人的自由意志,而換來一個秩序良善的社會,你是否願意?究竟人性本善,還是自由意志才是人之為人的真正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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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度:
2

1971 年,斯坦利·庫柏力克 (Stanley Kubrick) 的第九部長片電影《發條橘子》 (A Clockwork Orange) 上映,但由於大量性與暴力的鏡頭,使得影片在多個國家被禁。尤其在英國,由於人們將這部電影與幾起謀殺罪相關聯,使得影片直至 1999 年庫柏力克逝世時才得以解禁。電影史上不乏被禁的影片,它們或許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因為逾越了道德與社會的邊界而不被大眾接受。然而,這些邊界為何存在,它們的正當性又在何處,卻並非是不可被追問的問題。

作為一名極具哲學深度的電影導演,庫柏力克在《發條橘子》中,不僅從心理學上邀請我們思考性與暴力的問題,同時也在邀請我們去思考自由意志與道德善惡的關係問題。影片基本上拋出了兩個核心問題:第一,如果犧牲人的自由意志,而換來一個秩序良善的社會,你是否願意?第二,究竟人性本善,還是自由意志才是人之為人的真正意義所在?

故事梗概

亞力克斯 (Alex) 是一個幾乎無惡不作的小混混,他和他的死黨到處挑釁滋事,毫不在意社會規則,暴力與性幾乎就是他們全部快感的來源。他們闖入一位作家家中,打斷其雙腿,並強姦其妻子。然而在入侵另一位婦女宅邸時,亞力克斯被他的死黨迪姆與喬治亞背叛,被捕入獄,判處十四年有期徒刑。

坐牢兩年後,亞力克斯聽聞有一種「盧多維科技術」 (Ludovico technique) ,這種技術能夠使人在兩周的治療之後,克服身上的暴力與作惡傾向,從而徹底變成一個好人。當然,這也意味著亞力克斯可以提前結束自己的刑期,而獲得自由。不顧監獄牧師的顧慮,亞力克斯接受了這項治療實驗。他被綁在座椅上,眼皮被夾子撐開,從而被強制觀看充滿暴力與性的電影。配合著一些藥物的影響,久而久之,亞力克斯開始對他所看到的影像感到噁心,痛苦不已,由於有些影片被配上了貝多芬的音樂,使得他曾經喜歡的貝多芬音樂如今也令其噁心不已(這即是厭惡療法 (aversion therapy))。

兩週後,內政部長向大家展示亞力克斯的治療成果。面對一位嘲弄和對自己施暴的演員,他毫無還手之力;面對一位裸體女子,他又被自己體內的噁心壓制而無法上前親熱。當牧師批判這項技術剝奪了亞力克斯判斷道德的自由意志時,內政部長卻認為這能夠降低犯罪率並使得罪犯們盡快出獄。出獄後的亞力克斯遭到了一位自己曾經襲擊過的流浪漢率眾毆打;他曾經的死黨迪姆與喬治亞如今成了警察,他們不僅將亞力克斯痛毆一番還對他施以水刑。亞力克斯從過去的性與暴力中擺脫了出來,然而卻變成了無感、軟弱、毫無反手之力的「好人」。

發條橘子的含義

A Clockwork Orange 1971 發條橘子
發條橘子 1971 電影海報
影片所產生的第一個效果,事實上是將觀眾置入了一個「不知如何是好」的尷尬境地,因為我們既無法同意亞力克斯在前半段的「極端暴力」 (ultra-violence) ,卻又無法對治愈這種暴力所導向的「極端善良」表示滿意。這種「既無法認同這個又不讚同那個」的懸空狀態,正是庫柏力克有意導向的觀影體驗,它讓觀眾意識到「這裡有些不對」,從而展開思考。

影片的核心主題事實上蘊藏在亞力克斯與監獄牧師的對話中。當亞力克斯表達他想接受治療從而盡快出獄時,牧師則委婉地提醒他這是一項尚未被充分證實的實驗,且裡面蘊含著危險。然而亞力克斯卻說道「我不在乎危險,我只想成為好人」。在監獄待了兩年的他,如今確實已有向善的念頭,如果這項實驗能令他早日出獄並且變成一個「好人」,那豈不正好?但牧師卻回覆道:「問題在於,這個技術是否真的能讓人向善。善良來自心中。善良是被選擇的。當一個人無法選擇時,他也就不再是一個人。」

亞力克斯並不懂這些,他只是執拗地想成為好人。在兩週的厭惡療法後,亞力克斯確實「向善」了,內政部長認為這項實驗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因為如今亞力克斯的暴力意圖將帶有強烈的身體厭惡感,從而使得他不可能做出任何反抗的行為,而這也就意味著徹底消除了惡。然而牧師卻再一次站出來,指出亞力克斯並沒有真正的選擇權,雖然「他不再是個犯罪者,但也不再是一個具有道德選擇能力的人類了!」

經過治療後的亞力克斯變成了一個善良的人,因為他不會還手、沒有暴力、對自己「骯髒」的念頭感到噁心,然而這種「善良」卻給我們一種怪異的感受。這種感受正聯結於影片的片名:發條橘子。這個短語來自於英國倫敦的一句俚語: queer as a clockwork orange (如發條橘子般怪異)。的確,發條橘子是很怪異的東西,一個多汁有機體(橘子)加上一部機器(發條)。但這卻非常貼合影片中亞力克斯的人物形象,雖然前半段他無惡不作,但我們仍會覺得他是一個「人」;然而在厭惡療法後,他就像一個被上了發條的有機生命,怪異無比。這種怪異感當然是為了凸顯庫柏力克藉由這部影片試圖表達的核心思想:

擁有成為善或惡的選擇對人而言是必要的,即使他選擇的是惡。剝奪他的選擇就是將他變得不像人了——一個發條橘子。1

自由意志與善

影片正是藉由亞力克斯的「被」轉變試圖揭示出人性、自由意志與善惡之間的關係問題。對庫柏力克而言,將人性視作本質上是善的,無疑是對人性的一個誤解:

影響大量政治與哲學思考的其中一種謬誤就是認為人本質上是善的,並且認為是社會將其變壞。盧梭 (Rousseau) 將原罪從人轉到了社會,這種觀點導向了我所認為的一種關鍵性的錯誤前提,而道德與政治哲學正建立在這種前提上。」2

盧梭
盧梭 (1712–1778)
庫柏力克的評論可以對應到盧梭所說的「自然使人幸福與善良,而社會則使人墮落與悲慘。」3不論是在早期的《論科學與藝術》 (Discourse on the Arts and Sciences) ,還是隨後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 (Discourse on the Origin and Basis of Inequality Among Men) ,盧梭的政治哲學確實不遺餘力地批判人類社會的文明進程。在他看來,人類文明的進程(例如科學與藝術的發展)不僅未能促進人德行上的提升,反而導致了德行的墮落。以《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為例,在盧梭看來,正是在人的社會化過程中——例如形成家庭組織、勞動分工——逐漸產生了「你/我」的觀念,從而導致人脫離了原本那個平等與自足的自然狀態,而產生了私有制、相互攀比、私利熏心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與之相反,自然狀態中的人雖然交往並不那麼緊密,也沒有什麼善惡觀念,然而卻生活在一個更平等與自足的狀態中。相較於文明社會中自私自利的人,自然狀態底下的人反而更具憐憫 (pity) 之心,能夠對他人所受之苦感同身受。這亦是為何盧梭將憐憫視作是自然人的一個構成性要素,「在自然狀態中,它(憐憫)取代了法律、習俗和道德,沒有人能抵抗其溫柔的聲音。」4

這種盧梭式的政治哲學假設——或者我們也可以說人性假設——在庫柏力克看來犯了兩個誤解。第一,將自然狀態中的人視作是幸福和善的;第二,原始人沒有社會。5不同於盧梭式的對自然的淳樸想象,庫柏力克更多地是從弗洛伊德心理學的角度來理解人的:「在一個心理學夢境的層次上,你可以將亞力克斯視作是本我 (id) ,他內在於我們所有人之中。」6弗洛伊德的「本我」 (id) 代表的是無意識層次上的人格,本我完全由人最內在的自然本能所驅動,諸如生氣、性慾、暴力等等。雖然本我會被社會規範層面的「超我」 (super-ego) 所控制,但顯然在庫柏力克看來,比起盧梭,弗洛伊德更願意承認人的本我層次,也即人性中的性與暴力層面。一種排除性與暴力的人性假設或對人的美好想象是不切實際的。《發條橘子》上映後引發了不少的爭議,而在庫柏力克看來,正是由於許多人不願接受影片所呈現出的、深植於他們自己本性中的性與暴力,才使得他們將怒氣發洩在了電影身上。

我相信庫柏力克並未在鼓勵亞力克斯的暴力,而只是藉由這種本我人格以及亞力克斯的前後轉變,促使我們去思考善的實現是否有其前提,以及是否有比道德善良更根本的東西。總而言之,庫柏力克一方面試圖反對那種人性無辜的美好想象;另一方面則試圖藉由《發條橘子》指出,道德善惡必須要以人的自由選擇 / 自由意志為前提,否則人就只是一部怪異的機器而已。

行為主義心理學

除了對政治哲學的反思之外,《發條橘子》這部電影的另一個批判對象乃是同時代的行為主義 (behaviorism) 心理學。行為主義,顧名思義,旨在研究人的可被觀測到的行為;而這些行為的產生基本上可被區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在環境刺激下所產生,第二類則是在個體生命中逐漸形成,在諸如獎懲的機制下人的行為就會得以改變。

行為主義心理學的代表人物斯金納 (Skinner) 曾做過非常有名的老鼠實驗,這個實驗後被稱為斯金納箱,學術上亦被稱作操作性條件反射 (operate conditioning) 。實驗講述的是在一個箱子內部,一邊裝有一根操作桿,操作桿邊上則有一個小孔,連接著外部的食物輸送。只要按下操作桿,就會有食物從小孔中輸送進來。將一只長時間未進食的老鼠放進箱內,起初它只是在箱內探索,偶爾撥動了操作桿獲得了食物。但漸漸地,老鼠便獲得了壓桿取食的條件反射,它學到了只要按下操作桿便可以獲得食物。此一實驗還有許多不同的版本,但目的都是為了研究外部環境刺激如何影響或改變人的行為。影片中的亞力克斯,無疑就像一隻坐在實驗椅上的小白鼠,在影像刺激與技術控制下,逐漸形成一套身體反應從而自我糾正自己的行為。

斯金納後來還曾寫過一部烏托邦小說《瓦爾登湖第二》 (Walden Two,小說雖然模仿了梭羅 (Thoreau) 的《瓦爾登湖》,但烏托邦式的社會想象卻是建立在他自己的操作性條件反射理論上。在這個所謂的「瓦爾登湖第二」中,人與人之間既無仇恨亦無嫉妒等消極情感,每個人都做著自己喜歡的工作,一片祥和美景。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科學家已經基於科學技術調節、操控了人的行為,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惡的存在。這種惡的消除並不像其他烏托邦小說那般,是出於對人的思想的控制,而是建立在改變人的生理機能上。

這種烏托邦想象同樣在影片中得到了暗示,內政部長之所以推銷盧多維科技術,正是因為藉由這項技術可以減少監獄的罪犯,甚至消除惡的存在。在行為主義心理學看來,倘若人的行為均來自外部環境的刺激與影響,並且在一定的刺激下人的行為會得到調整,那麼人的自由意志事實上並不存在。

而庫柏力克——以及《發條橘子》的原著作者伯吉斯 (Burgess) ——要挑戰的正是這種觀點,伯吉斯就曾將斯金納的作品《在自由與尊嚴之外》 (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稱之為「最危險的作品之一」。7在庫柏力克和伯吉斯看來,斯金納完全誤解了人之生命的核心要素。一個由生物技術所規訓下的善良社會,其根本問題不僅僅在於「究竟誰有權利控制每個人的生活?」,更重要的在於,它似乎抹殺了人之為人的尊嚴,那就是自由選擇的權利。我們當然應當為了一個美好社會而去努力,然而在強調美好與善時,卻也不可忘了自由是其關鍵前提,未經過自由選擇的善反而可能是更大的惡。

  • 1. Philip Strick and Penelope Houston. “Modem Times: An Interview with Stanley Kubrick”. in The Stanley Kubrick Archives. Ed. by Alison Castle. New York: Taschen, 2016, p. 529.
  • 2. Bernard Weinstraub. "Kubrick Tells What Makes 'Clockwork Orange' Tick". in The New York Times. Jan. 4. 1971.
  • 3. Rousseau. Judge of Jean-Jacques: Dialogues. Trans. by Judith R. Bush, Christopher Kelly and Roger D. Masters.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0, p. 213.
  • 4. Rousseau. "Discourse on the Origin and the Foundation of Inequality Among Men". in The Discourses and Other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Ed. and trans. by Victor Gourevit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57.
  • 5. Kubrick, Stanley. "Letter to the Editor of The NewYork Times". in The Stanley Kubrick Archives. Ed. by Alison Castle. New York: Taschen, 2016, p. 524.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庫柏力克對盧梭的理解是極其簡化的。首先,盧梭所謂的「自然狀態」並不能用具有道德意涵的「善」 (good) 來理解,因為既然自然狀態是一種前政治的狀態,那麼自然狀態中的人事實上尚未具備善惡的觀念。它毋寧是一種無辜 (innocent) 、自足 (self-sufficient) 的狀態。

    其次,雖然盧梭強調了自然人憐憫的一面,但這不代表自然人完全是免於暴力的。事實上,在自然人應對野獸的情境底下,自然人當然亦會使用暴力。最後,盧梭並不會為了善而犧牲自由,恰恰相反的是,自由始終是盧梭關心的核心問題,他的整個政治哲學方案可以說即是為了保障人的自由。

    對於兩人的差異,我們或許可以說,盧梭更重視人的自由如何在社會中得以實現,而庫柏力克則似乎更強調技術社會對人之自由的壓抑這一點。

  • 6. Philip Strick and Penelope Houston. "Modem Times: An Interview with Stanley Kubrick". in The Stanley Kubrick Archives. Ed. by Alison Castle. New York: Taschen, 2016, p. 529.
  • 7. Anthony Burgess and Charles T. Bunting. "A 'Studies in the Novel' Interview: An Interview in New York with Anthony Burgess". in Studies in the Novel. 1973, Vol. 5 No. 4, p. 521.
作者
夏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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