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四日，俄羅斯正式對烏克蘭發起軍事行動，短短幾天，傷亡人數已達百餘人。聯合國目前所接收到的數據顯示，俄羅斯的攻勢至少已造成二十五名烏克蘭平民死亡、一百零二名烏克蘭平民受傷。針對這場戰事，國際上不少政府與民間團體皆表示反對。1國際刑事法院 (ICC) 表示，將開始調查俄方入侵是否已構成戰爭罪；臉書安全政策主管宣布禁止俄羅斯官方媒體在臉書相關平台上投放廣告盈利；多國民眾在臺北、東京、莫斯科等地發起抗議與反戰遊行；組織遍及七十三國的環保團體「地球之友」日本分會亦發文說道，戰爭不僅會造成生命逝去，亦會使環境惡化，並表示「俄羅斯的侵略不可原諒」。
在這令人憤怒、沮喪的時刻，筆者首先困惑的是：戰爭罪是什麼？難道有合法的戰爭嗎？一想到這問題，便不禁想起巴特勒 (Judith Butler) 對戰爭的批判。巴特勒的批判有很多層面，筆者在此想跟大家分享幾點：戰爭如何可能？世上有合法的戰爭嗎？有沒有可能不要從以暴制暴的邏輯來反戰？
在《戰爭的框架》中，巴特勒開宗明義說道，所有的戰爭都「需要條件才能發動，而我們如果要反戰，就必須知道這些條件是什麼並重塑使戰爭得以可能的條件」。2什麼是條件 (condition) ？對康德稍有涉獵的讀者大概都會知道，康德認為，一切事物若要對我們顯現，都必須要有其「可能性的條件」 (condition of possibility；Bedingungen der Möglichkeit) 。使探究萬物並認識世界得以可能的，便是這種種條件。
巴特勒從我們的當代處境著手，指出我們時常是從新聞媒體等公共領域來認識世界，而「公共論述中的可見與可聽之物」則是透過不同權力相互競逐才得以浮現出來，對我們呈現。3在此情況下，若我們的感官僅能接收到支持戰爭的「嵌入式新聞報導」 (embedded reporting)，那麼，「我們便被招聘到特定的認識論立場」4，進而將戰爭「理解為某種無可避免的好事 (something good) 」。5巴特勒因此說道：
框架總是剔除某些東西，將某些東西排除其外，將不同版本的現實給去現實化 (de-realizing) 並否認其合法性，僅將其視作官方現實的負面版本。6
戰爭的發動者正是透過規範「可見與可聽的領域」來「維持公眾的共識」。7換句話說，藉由設立戰爭的框架，戰爭發動者讓公共輿論導向支持戰爭，藉此避免大多數人在知道戰事的真相時激起憤怒並要求停戰。
舉例來說，俄羅斯不停發佈假新聞與偏頗的觀點，不但聲稱自己的舉動並非「入侵」，更對外宣稱烏克蘭才是引發戰事的元兇。俄方不僅在官方媒體如此發言，更在許多社交媒體散播類似言論，藉此控管大多數人對「現實」的理解。與此同時，也有許多人在拆解俄羅斯「戰爭的框架」。舉例來說，影響力極大的駭客行動主義者 (hacktivists) 「匿名者」便對俄羅斯發起一波又一波的網路戰爭，不僅癱瘓俄羅斯許多官方媒體、官方網站，甚至還癱瘓了支持俄方的車臣共和國的官方網站。
無論是匿名者或是臉書安全政策主管，他們的目的之一，都在於止住偏頗的消息並瓦解戰爭的框架。但這並不代表我們與世界之間就無需中介，毋寧說，在戰爭的框架瓦解之際，另一種新的框架便被打造出來，藉此讓我們能從戰爭以外的觀點來看待世事。
在巴特勒的批判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就是「生命」。如果框架是我們用以認識世界的中介，那麼，沒有出現在框架內的生命，就無法被認識為生命。以巴特勒的話來說就是：「將某些人的生命視為值得保護的生命，某些人的生命則可隨時廢棄。」8舉例來說，在俄方的官方宣傳中，只有俄羅斯人的生命值得保護，而為了保護俄羅斯人的生命，就必須得犧牲烏克蘭人的生命——因為對俄羅斯人來說，烏克蘭人的存在便構成了生命的威脅。
但是，普丁不是說過了嗎？他攻擊的對象是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而非烏克蘭人。俄羅斯國防部不也說了，他們的武器相當「精準」，發起攻擊的目的是將烏克蘭「去武裝化」(demiliterization)，而非攻擊平民？更有甚者，普丁甚至說道：「我再次籲請烏克蘭武裝部隊的軍事人員，不要容許新納粹份子（意指烏克蘭激進民族主義者）將你們的子女、妻子和長輩用做人肉盾牌。」這一切主張，不都代表俄方相當重視烏克蘭人的生命，不願傷及無辜嗎？
從巴特勒的角度來看，這根本是妄談。戰爭如何可能不摧毀平民的生命？如果戰爭必然摧殘平民生命，而《日內瓦公約》又將奪取平民生命視為戰爭罪，那麼，怎麼可能會有合法的戰爭？巴特勒因而批判道：
「合法戰爭」或「公正戰爭」等概念，奠基於毀滅性工具的可控制性。但戰爭的毀滅性是無法控制的，因此，所有戰爭都摧毀了平民的生命，犯下了違反人道罪 (crime against humanity) 。換句話說，禁止傷害平民的國際法預設某些戰爭有可能不犯下這些罪行，再生產出「乾淨的」戰爭這種概念，宛如戰爭有辦法完美地瞄準目標。只有達成這個條件，我們才有辦法區別出戰爭與戰爭罪。9
那麼，死於戰爭中的生命究竟算什麼？其實就如普丁所言，那些消逝的生命並非生命，只不過是「人肉盾牌」罷了。換句話說，框架外的生命僅被視為抵擋砲火的「工具」，而不再是有血有肉的生命。巴特勒批判的是以色列對加薩走廊的無差別轟炸。當以色列針對巴勒斯坦反叛組織哈馬斯 (Hamas) 發起猛烈炮火時，許多國際媒體指出，以方根本是無差別攻擊，連學校、戶外遊樂場、聯合國組織所在地等都不放過；除此之外，許多國際組織亦統計出數千名的平民傷亡，且指出戰爭使巴勒斯坦的生活水準大幅下滑，必須仰賴國際援助。
對此，以方的論述有二：一、被殺的大多是哈馬斯成員，而非平民；二、造成平民傷亡的主因是哈馬斯拿平民當人盾，為了抹除哈馬斯，我們只好連人盾一併消除。
針對第一點，巴特勒質疑，在巴勒斯坦物資供給系統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不正是哈馬斯嗎？哈馬斯既然是市民社會 (civil society) 的一份子，又為何被排除在「平民」範疇之外？10更有甚者，殺害哈馬斯的正當性何在？當以方遭受攻擊之際，便能無限上綱合理化自己的反擊；當巴勒斯坦遭受攻擊時，若援引同一套自衛原則，為何就被當成是「前現代部族『固有的』暴力」，因而需要消除？11
而針對第二點，巴特勒則犀利指出戰爭的框架將某些生命給「工具化」的邏輯：
許多以色列媒體主張，如果有平民或孩童遭到殺害，那是因為哈馬斯躲藏於平民之中，利用孩童當擋箭牌，並使得以色列必須合法地殺害平民和孩童以求自保，不受哈馬斯攻擊。這類主張者指責哈馬斯「犬儒地」利用孩童與平民活動中心來藏匿軍火。［中略］如果被迫擊砲與磷彈殺害的巴勒斯坦孩童是人盾 (human shields) 的話，那他們根本就不是孩童，而是軍備武裝的一小部分，推進並教唆對以色列的攻擊。12
普丁與以色列的措辭高度重疊，若探究原因為何，那並非俄羅斯像以色列，也並非前者向後者討教了什麼，而是兩者都依循戰爭的邏輯，打造戰爭的框架，並嚴格掃蕩框架外的生命與框架的破壞者。
戰爭的框架問題究竟在哪？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對生命的理解。在巴特勒看來，戰爭的邏輯是這樣的：某些生命認為自己不需要自己以外的生命便可獨立自存，且這是最理想的情況，因此，所有不符合「自己」或「我們」的生命，都是對「我們」的威脅。
受黑格爾影響極深的巴特勒指出，「我」從一開始就必須仰賴外於「我」之物所形塑而成。從意識層面上來看，若沒有「我以外的人」，我便無從區分出「我是我」、「我不是他們」；從物質層面上來說，我因為有具「身體」，因此總是仰賴外於我之物維生，無論是他人、空氣、水、食物等，都是必不可缺的。換言之，外於我之物先於我，但這「先」指的不見得是時間上的先，而是「先決條件」的先。
基於這種種原因，巴特勒首先指出，「我」總是「綻出」 (ecstatic) 的，也就是說，「我」總是外於我自身，必須得仰賴外於我之物才得以維生。13再者，這便代表生命具備「危脆性」 (precarity) ：既然我必須仰賴外於我之物才得以維生，那我便必然受他人影響，我的生命也或多或少由他人所「掌握」。巴特勒因而說道：
生命的危脆便表示我們暴露於我們認識與不認識的人之下，且與我們認識、不熟或完全不認識的人之間維持相互依存的關係。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也意味著我們暴露及依存於他者，而大部分的人我們甚至連名字都一無所知。14
在此情況下，「我」必須依賴「互助的社會網路」 (a social network of hands) 才得以存活，也就是說，「我」不可能在沒有另於我、外於我之物的情況下生存下去。15若有此認識，我們便要知道，摧殘他者的生命無異於毀壞讓自己得以可能的條件；而維繫他者的生命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唯有如此，我們才得以存活。這是巴特勒從黑格爾、列維納斯等哲學家習得的非暴力倫理。那麼，如果不以暴制暴，當我們遭受傷害時，又該怎麼辦呢？
假設有一方是暴力的行使者，另一方是暴力的受害者，那麼，非暴力並不是置身事外的第三方用來譴責行使者的口號，也並非第三方用來駁斥受害者的自衛行動，而是暴力的受害者在受傷的情況下，仍戮力尋求一條另於暴力的道路。為什麼要尋求另於暴力的管道？除了因為上文所說的「他者先於我」，也因為復仇是件沒完沒了的事，我們甚至在復仇之際，就會開始擔心對方對我們的復仇行動展開復仇。以非暴力來回應暴力，在巴特勒看來，才是回應他者並對他者負責的行徑，也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走出暴力的迴圈。
責任的意義與焦慮緊緊相連，這種焦慮保持開放、不透過拒認來解決模稜兩可的處境，且反倒讓特定的倫理實踐得以出現；這實驗性的倫理實踐希冀保存生命，而非毀滅生命。［中略］非暴力實踐傾聽生命的危脆，並時時關注生命何時被轉變為非生命。18
換言之，正因為「犯下暴行的慾望總是伴隨害怕暴力回歸的焦慮」，暴力的受害者才會歷經一番掙扎，找出一種非暴力的回應方式。那這行動究竟會長什麼樣子？首先，我們可以重新塑造公共領域，打造一種新的框架，讓更多人的感官接收到不同於鼓舞戰爭的資訊。除此之外，巴特勒也指出，我們也能「癱瘓基礎設施，讓軍隊無法再製自身」並藉此「抵抗徵兵和收編」。19
巴特勒的非暴力實踐嘗試走出暴力的迴圈，並讓我們在不傷及他人的情況下，主動做出行動反對暴力行徑。這並不是件簡單事，但在她看來，卻是件再迫切不過的事。在《戰爭的框架》一書結尾處，巴特勒說道：
當暴力的規範被永無止境、不被中斷地反覆形塑時，非暴力便要停下這種反覆，或將其重新導向，使其反對原先驅動自己的目標。20
值得注意的是，巴特勒強調，她所說的非暴力並非所有反抗行動都必須依據的原則。在許多情況下，形塑出「我們」的「他人」，都有可能成為讓「我們」不復存在的人（家暴、殖民暴力、俄烏戰爭等）。巴特勒認為，在這類情況下的反抗或武裝自衛，的確有與這些人「斷裂」(break) 的可能，無法以「非暴力」三言兩語譴責。21
巴特勒並非只是單純站在第三者的角度發出批判，相反地，她的批判皆緊扣「自己」對他人的傷害：她是位美國學者，但在美國發動「反恐戰爭」時，她譴責美國引發的戰事造成阿富汗平民大量傷亡，以及美軍對戰俘的虐待嚴重違反國際法；她是尤太人，但當以色列對加薩走廊發起攻擊，並使許多巴勒斯坦人活在失去親人的恐懼中時，她指責以色列的暴行，並相挺許多巴勒斯坦的反抗行動。而激起她做出這麼多「自我批判」的動力之一，就是情感。
誠如巴特勒所說，戰爭的框架讓我們對戰爭習以為常，進而對某些生命的逝去感到冷感；框架設立了「哀悼禁令」，不承認有生命逝去，也禁止眾人為其弔唁。22在此情況下，驅策反戰的動力之一，便是情感。而激起情感的條件之一，便是眾人齊心協力，共同打造出讓生命更為平等的框架。
當今假資訊、假新聞橫行，烏克蘭官方推特帳號置頂貼文，便是要大家只轉傳查核過的資訊。未經查核的訊息時常與戰爭的框架共謀，將加害者與受害者對調，並將某些生命視為生命的威脅。在此情況下，也許我們都應該大聲讚許公正且勇敢的媒體（如《報導者》）。是這些人不懈的努力，讓我們知道哪些生命正遭受無情摧殘，進而激起我們的悲憤之情，讓我們更進一步採取行動，無論是上街支持、網上聯署、透過各種管道幫助烏克蘭，或向俄方問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