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哲學】公民們,你患了政治躁鬱症嗎? | 哲學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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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哲學

公民們,你患了政治躁鬱症嗎?

鄂蘭給現代代議制民主的診斷書
當你聽到政治一詞時,什麼畫面將會第一個浮現於腦中?政治是菁英、權貴們才玩得起的遊戲?還是,政治只是既得利益者用以鞏固自身權力的場域?抑或是,政治都是骯髒的、檯面下的利益交換,不見容於大眾與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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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是權力的展現,還是權力的缺席?〉這篇文章中,我們以漢納鄂蘭的的觀點探究了兩種權力的內涵,一種是與實踐政治行動相關連的集體行動權力,另一個則是建立在普遍共識之上的政治秩序權力

我們可以發現,對鄂蘭而言,權力不僅是屬於廣大人民共同擁有,還與政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然而,當你聽到政治一詞時,什麼畫面將會第一個浮現於腦中?政治是菁英、權貴們才玩得起的遊戲?還是,政治只是既得利益者用以鞏固自身權力的場域?抑或是,政治都是骯髒的、檯面下的利益交換,不見容於大眾與公義?

如果三者都有,你並不孤單,因為多數的現代公民都可能有這樣的想法。此外,當政治與民主連結一起時,什麼又會是你第一個想到的呢?是人民做頭家、我們一起做主?還是,選舉終於到了,我必以選票懲罰某候選人或政黨?難道民主只是安撫人民的空虛口號?民主政治的內涵真的只有「票多的贏、票少的輸」嗎?

如若鄂蘭所言為真,人真正的生命是透過政治言說與行動來實踐自我,為何我們大多數的現代公民談到參與政治,總是冷眼看待、似乎事不關己?

舉個最實際的例子如投票率,既然民主——人民作主——才能讓人民展現自己的意志、實際參與在政治中,為何不論是實行民主制度已久的大國,還是剛擠身民主的新興成員,投票率都是慘淡?因為參與政治很危險、民主不能當飯吃,顧好肚子與每日的小確幸才是真的?

如果代議制作為現代民主制度的一環,也是公民政治參與的另種方式,人們將權力委託給特定代議士來實現與執行,那我們為何又時常會認為「權力」與自己無關,甚至認為權力只被少數人壟斷、只是為利益團體服務,因此,不再願意關心政治、不再為政治付諸行動呢?

以下這篇文章將繼續以鄂蘭的視角,和大家一起來思考:到底誰該為現代公民的政治冷感負責。

政治參與的三種行動模式

上篇中我們曾提到,對鄂蘭來說,行動是人最重要的活動,它不屬於私領域、也不以維持生存為目的。反之,它必然與群體相關,屬於公共的。因此,所謂行動,事實上必定是「政治(參與)的」行動。鄂蘭認為,雖然權力產生於行動之中,但不同類型的行動將會賦予權力迥異的核心內涵,帶來截然不同的效果。

因此,鄂蘭將政治行動分成三種模式,分別為:為了彼此的行動 (Für-einander-Handeln) 對抗彼此的行動 (Gegen-einander-Handeln) 、以及彼此共同的行動  (Mit-einander-Handeln)1

為了彼此的行動 (Für-einander-Handeln) 是指,為了群體的目標,個人完全放棄自身的利益,將自己完全交託給「集體」(Kollektive)

第一種行動:為彼此而行動
鄂蘭以法國大革命為例。基於對現況不滿的相同情緒,人們產生了一個幾乎沒有差別的身份認同——受權貴壓迫者。「從窮困與苦難中解脫」,順理成章地成為當時革命的目標。這個目標凝聚眾人成為「一個整體」,所有人都依循著這個目標而行動,彷彿它是最高準則般地遵守,甚至自我約束。似乎一切與之相違背的行動、思想、意見都不應該存在。逐漸地,這個不允許有差別的身份認同,建立了一個「統一的規則」,讓每個人的行動由內自發地從屬於「他」,彷彿這個規則才是統治者,而自己也是組成這個巨人利維坦(統治者)的其中一部分。

如此聽來,為了彼此的行動不僅極有效率,還因為每個人都對遵守「統一規則」「集體目標」責無旁貸,彼此間也不會再有衝突、爭端,但鄂蘭提醒我們,極權統治也正是此種全面統一模式的最佳寫照。

當每個人都以集體目標作為身份認同的基礎,個人不再嚮往差異。當一小群「異議份子」身處在同儕的巨大壓力下,從眾而為便是無可避免。就這樣,多樣性便悄悄地被犧牲了。不只每個人心中都住個小警總,統治模式也可能日益激進化。縱使成員人數不斷擴大,但仍持續保持一致,使政治權力得以鞏固,並繼續掌握在少數人手中。

第二種行動類型:對抗
相較於此,位於光譜另一端的則是對抗彼此的行動 (Gegen-einander-Handeln) 。但以這種行動方式參與政治的團體或政黨也不是真正關心集體的多元性。對抗彼此的行動遵循著「為反對而反對」的邏輯,盡可能的阻擋與之不同的意見,目的是繼續自我確認、穩固自己既有的世界觀

如此一來,被強化的只有那些既存、毋須再多做確認的身份與認同,並不能調解不同意見,還可能對衝突造成火上澆油之效,使對立傾向日趨嚴重,人們屈服於與對手無對話的可能,只願待在同溫層中,而非對議題進行討論、彼此理解2

當人們自由地相互地聚集,不單表達自己,也聆聽他人,使不同的立場與意見都能被公眾化,彼此協調,進而找到行動的方針時,鄂蘭稱為彼此共同的行動 (Mit-einander-Handeln) 模式,才能真正導出具有規範性內容的權力。

雖然彼此共同的行動不一定代表理智,也不一定是依循理性作為行動方針,然而,關鍵是,在聽到與被聽到之間,在激烈辯論與衝突之中,人們學習理解、接納,培養回應與判斷的能力3

第三種行動:相互理解
換句話說,通過公共對話,期待每個參與者逐漸形成自己的政治意見,同時理解那些自己所不同意的,並基於政治判斷來行動。唯有如此,不僅可以實現個人主體性,權力也才能為建立政治自由的場域,以及平等的政治秩序,提供方向。

或許讀到這裡,你不禁想問,鄂蘭筆下描述「真正」的政治參與,是人們透過公開地辯論、彼此討論的方式,形成意見與決策,並以共同行動作為權力基礎。但是,以彼此共同行動模式建立對話式的直接民主4 ,在這個士農工商各自忙碌、拚經濟至上的現代社會裡怎麼可能實現?莫不過是存在於小說中的烏托邦理想?難道,所謂交給專業的代議制間接民主5不是為生活忙碌的公民,無法親自參與政治的最佳解方?

病徵 1 :錯誤的想像,使公民與權力、政治分離

若以目前任教於柏林洪堡大學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的政治哲學教授、同時也是鄂蘭學者 Rahel Jaeggi 的話來說:

代議制是一種病態的制度,因它不僅掩蓋了實踐的時刻,使公民與權力分離。還使政治失去生命力,因公民對政治感到陌生6

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7中也曾提到,多數公民並不知道(政治)權力如何形成,因而把它想像成如金錢一般、可以被多種方式使用的物質,並堅信,唯有出於公共利益的目的使用權力,才具有正當性。所以,若得將權力交給「公正」、「客觀」的專業人士使用,才不會偏袒特殊目的,或為了特定族群與利益服務。

政治判斷變成專家的工作?
然而,公民對權力的錯誤想像,不但是把權力神祕化,還無法從「弱小的臣民」形象中脫離,認為自己對公共事務不夠「專業」、「理性」,把政治交給「菁英」才是上策,而對權力感到陌生與疏離。

這種陌生感展現在一般公民的錯信之中,使公民誤以為,只要選出代議士,讓他們更專業且有效率地替我們凝聚意見、形成判斷與決策,由他們將「權力」具體實現於各制度、政策層面即可。漸漸地,本來就對政治權力缺乏經驗的公民,對政治的程序不再有興趣,撒手不管,甚至也不再形成自己的政治意見與判斷了。

不僅如此,原本是被授權、代為執行任務的「專業人士」也被神聖化,多數的公民開始出現「自己的聲音不可能會被聽見、也不會被在乎」「政治菁英才是擁有權力、可以決定政治及政府發展之人」的想法,上下從屬關係悄然而生。

「雖然很無奈但也無能為力」的心態合理化人們對政治行動的冷漠,人民對政治參與的想像轉化為類似於服從命令的模式,只能單方向地默認,遵循政治決策者的決定。此時,代議制作為民主的一種執行方式,似乎不再是公民自決的舞台,倒像是「統治」8的表現與聲明

病徵 2 :公民對政治菁英、秩序的不信任

鄂蘭肯定在代議制模式中,政治權力形成於政黨、議會、政府各部會、委員會的討論、談判之中。但問題是,議會裡的政治菁英常常無法針對他們如何評估問題、如何形成結論,提出適當的解釋。相反地,呈現在人民眼前的,只剩下遊說關說、彼此爭奪利益、意識形態與價值觀的爭鬥。至此,立法權似乎被政治菁英壟斷而萎縮。

對立法權失落的公民則將希望轉向行政權。但是,政府在理性化、科層化,以及節約與效率要求的壓力下,也無力再對決策過程與發展原委進行解釋,不得不從上而下、以命令式的方式來面對人民

於是乎,渴望參與過程、卻幾乎無法表達意見的公民,感到被拋棄,並逐漸加深自己無法超越「政治菁英」、成為政治權力中心的信念。同時,對「政治被權貴們壟斷,是政客與利益團體檯面下的交易,只服務於既得利益者」這套說詞深信不疑。因此,不僅對政治菁英的信任與支持蕩然無存,當然就更不可能信任——由代議士制訂出來的——政治秩序9

病徵 3 :多數公民去政治化,又或轉向支持民粹主義

雖然廣大的公民不再有彼此共同的行動,然而,權力仍然會產生。只是它有時存在於為了彼此的行動中,例如政黨提出的政策並非真正關心多數人的福祉,激情的口號包裝了意識形態,也掩蓋利益分贓的目的;權力有時又形成於對抗彼此的行動裡,好比議會裡沒有實質的對話,只有對抗特定立場、顏色或政黨的杯葛與反對。遇到問題、衝突,不是保持開放、多元討論,反而是相互指責、推委卸責。

雖由兩個截然不同的行動模式產生出權力,但他們最終都可能會發展出兩個相生相息但我們都不樂見的結果:

一個是多數公民的去政治化 (Entpolitisierung) ,不關心政治,也就是政治冷感。

另一個是政治參與與行動走向激進化,即傾向民粹主義 (Popularismus) 的發展。

長期缺席於公共場域的「市井小民」悲觀地相信,沒錢沒勢的自己,對政治無計可施,也無力改變。與其攪和在政治這團污泥裡,還不如三餐溫飽。很想置身於公眾事務之外,卻又無法信任政治菁英,支持他們做出的決策與判斷。盲目地深信政治行動對「菁英」來說,只不過是酬庸或談判的籌碼;因此,基於權力而生的政治秩序失其根基權力創造新秩序的潛能也消失了。

於此同時,意圖不軌的民粹主義就很有可能蠢蠢欲動,甚至獲得廣大群眾的支持。鄂蘭認為,民粹主義團體及其領導人擅長塑造「我們才與人民站在一起」「我們是一體」的誘人想像,不問政策而只訴諸道德正確性宣揚「找回屬於所有人的榮光」等激情的口號,利用公民對代議制的失望激起他們再次參與政治的渴望——這也是民粹主義的核心特徵10。對內,他們採取為了彼此的行動,形成看似和諧,實則模糊不清又空洞的團結感。對外,則以對抗彼此來行動,盡可能地排除與之相抵觸的意見,將其他利益邊緣化。一旦這股勢力不斷膨脹,直到銳不可擋時,便是民主岌岌可危之際了11

結語

那麼,到底誰該為現代公民政治冷感負責?鄂蘭的診斷沒有開出明確的藥方。就道德層面,或許沒有謹守份際的政治菁英該負一半的責任,媒體也須咎責,因他們描繪並製造公民為沈默寡言、基本上對政治沒興趣的消費者。但事實上,公民對政治缺乏經驗與理解,進而放棄參與政治,才是造成代議制民主各種困境的幕後推手。因為,我們都忽略了每個人都擁有政治行動的能力。

鄂蘭在其〈公民不服從〉篇章中曾解釋,在市民社會中,所有行動者都應該要將自己視為權力的創建者,政治制度透過集體行動權力形成,才不至淪落為「無能」12

可惜的是,現行代議制的結構,要求一個立即有效能的政治行動者。此舉非但侷限了普遍公民政治參與的創造力與差異性,在議會裡的代議士為了節約、效率,還犧牲了相互討論,淪為利益代表人的說客之爭。

此外,身為公民的我們,若不關心議題,不試圖理解並監督決策過程,一味地只看顏色不問政策,認為只要手中握有選票,就能懲罰不符合自己期待的特定政黨或候選人,都仍不能算是真正的政治行動——人身而為人最重要的活動13

所謂政治行動,存在於我們共同生活的任何一個時刻。當我們深知,每個人雖持有不同的觀點與立場,但我們仍願意積極地表達意見、彼此討論、相互聆聽,在其中培養政治判斷的能力,並對共識與結果保持開放時,才是公民擁有政治權力之際。且我們還需牢記,政治權力不會被誰佔有,毋寧是「我們」共同擁有,而政治秩序也是建立在「複數」14承認之上。此時的我們才能成為共同體,對共同建立的政治秩序產生信心,並開展出一條政治自由之路。

  • 1. Hannah Arendt, Vita activa S.220ff
  • 2. 鄂蘭在文本中給出無數個為彼此與對抗彼此行動的例子,值得一提的是,魏瑪共和時期的反民主、泛德國的民族主義群眾運動,或者在雅各賓黨統治下的法國、黑豹運動或意識形態化的德國學生運動。
  • 3. Christian Volk, Hannah Arendt und die Kritik der Macht, DZPhil 61 (2013), S.512-513.
  • 4. 礙於篇幅,此文無法再對鄂蘭所謂的(希臘雅典式)直接民主多加說明,不過,鄂蘭基本上是支持並延續盧梭對於直接民主——主權在民的觀點,主張人民的意志即是政治的意志,也就是人民的政治行動即是主權的具體化,因此,當「權力」讓渡到代議士手上時,即代議制民主,將會出現許多問題。
  • 5. 此處須特別說明的是,依照定義,直接民主是指人民以自身的自由意志直接對公共事務做出選擇與價值判斷,例如公投、人民直選總統、地方首長等。而與之相對的便是間接民主,也就是代議民主,是指人民以特定的方式,如選舉出代議士,並將其權利交由這個特定人士代為對公共事務做出判斷與決策。例如:選出各議會民意代表、立法委員。因此,從定義上來看,在一個民主國體制內,是可以兼採直接與間接代議制度的。
  • 6. Rahel Jaeggi, Was ist eine (gute) Institution? in: R. Forst u. a. (Hg.), Sozialphilosophie und Kritik, Frankfurt/M.2009, S.542-544.
  • 7. Hannah Arendt, 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 Antisemitismus, Imperialismus, totale Herrschaft, München. S.534, 540.
  • 8. 此處的統治並不是指專制或極權統治,其剝奪公民的基本權利,例如言論自由,相反地,公民仍然擁有這些基本權利,只是他們不再是為了公共目的、政治行動來開展。
  • 9. Rahel Jaeggi, Welt und Person: Zum anthropologischen Hintergrund der Gesellschaftskritik Hannah Arendts, Berlin, 1997.
  • 10. Jan-Werner Müller, Was ist Populismus? S.42-48.
  • 11. 如果讀者覺得很陌生,不妨試想韓粉。他們不問政策、不做實際討論,認為自己不是對選出適當的候選人做選擇,而是在「大是大非」中做判斷。與之不相同的意見、想法,都是不正確的。
  • 12. 這裡的無能是指失去權力的認同與支持,因此無權,詳情可參閱〈暴力是權力的展現,還是權力的缺席?〉。
  • 13. 鄂蘭認為人的生命由三種不同的活動組成,分別為勞動、製造與行動。詳情可參考《人的境況》一書。
  • 14. 鄂蘭在《權力與暴力》以及《何謂政治》的篇章中都指出,複數性 (Pluralität) 是權力的成因,也是政治秩序不可或缺的要件。換句話說,透過人們彼此、多元的討論與承認所建立的政治秩序,才具有規範性,也得以持久穩定。
作者
江伯瑩
兒時的夢想是成為法律人,越是長大才發現不喜框架,醉心於思辨與改變,更相信哲學是一種生活模式,而不是象牙塔裡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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