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懂醫療史的朋友，該對法國思想家米歇爾.傅柯 (Michel Foucault)的《臨床醫學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sation)、《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 等著作不感陌生。本篇將介紹另一位極具爭議性的思想家，奧地利哲學家、天主教神父伊萬 ‧ 伊里奇 (Ivan Illich) 的著作，思考當前武漢肺炎肆虐全球下，我們該怎樣理解公共衛生、醫學、疾病、死亡等議題。
首先，本篇不是從流行病學的角度出發。現在，已有不少公共衛生專家教導公眾怎樣保護自己，免受病毒侵襲。他們的建議，無非是我們從小在幼稚園學會的習慣：勤洗手，注意個人衛生，患病時該留在家中多休息、多喝水，以免交叉感染，平日多做帶氧運動增強抵抗力，注意均衡飲食，保持室內空氣流通。不論病毒怎樣進化演變，我們也離不開從小到大在學校學會的個人衛生常識。
那有什麼該好討論呢？社會理論的確不是從實驗室生產出來，但社會學家及哲學家所關注的，是我們人類為什麼有「健康」、「疾病」、「死亡」等概念。我們對疾病及死亡的態度，怎樣隨著醫療科技進步及公共衛生制度的形成，有怎樣的變化，及對我們生活帶來什麼影響。如果不理解這脈絡，那就難以理解伊里奇的著作。
1974 年，伊里奇在英國歷史最悠久的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發表了一篇頗具爭議性的文章，名為〈醫療的應報〉(Medical Nemesis)。全文沒有難懂的醫學知識及實驗報告，但一開首時，伊里奇以希臘神話普羅米修斯 (Prometheus) 盜火的故事類比現代人面對疾病及醫療的困境。伊里奇認為，人類所受的痛苦，不論是戰爭、飢荒、很多時也是人為的，醫學進步不單只沒有令我們生活更舒適，反而，現代人過份依賴藥物及醫療科技，導致我們有更多病痛。說到這裡，讀者可能覺得伊里奇是瘋狂、反智、反科學的哲學家，胡扯一通，但讀他的著作，必先要有些少歷史視角。
從古至今，人總得與環境互動。古時候，災難臨到時，有兩個選擇，一是接受現實、認命，二是憑直覺去躲避。然而，普羅米修斯就像現代人一樣，不甘順服大自然的力量，總覺得人定勝天，從上天偷取火焰，想征服世界，但卻因此自招橫禍，引來復仇女神涅墨西斯 (Nemesis) 把他鎖在高加索山的懸崖上，每天派一隻鷹去吃他的肝，但又讓他的肝每天重新長上，使他日日承受被惡鷹啄食肝臟、生不如死的痛苦。
伊里奇有一個很大膽的假說。他認為，現代人為什麼越來越多病患，不是我們身體越來越差，而是現代醫療技術進步，人類過份依賴藥物及西醫所引致的惡果。如考查近代歷史，我們便知道，隨著工業化及城巿發展，在人口密度高的地區，爆發傳染病的風險也就相應增加。人類要偷取火焰，急速發展，結果是換來大自然的報復。未有科學知識時，古時候人類把死亡及危疾理解為外來力量的介入，例如聖經出埃及記的十災，把災難視之為上帝對人類惡行的懲罰，並不會像現代人一般，透過發明各式各樣的技術，嘗試阻擋災難的來臨。但如細心理解古時人類把災難說成是天遣的論述，其實有點像道家的陰陽平衡之說，大自然是有其法則，正所謂物極必反，這與近日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權威袁國勇教授於香港明報撰文，批評中國人濫捕濫殺野生動物導致病毒變種、自招惡果，不謀而合。
伊里奇指出，科技進步，導致人有錯覺認為我們可操控一切。例如，有了抗生素，有了疫苗，便不用擔心傷風感冒，不用戒口，不用注意飲食均衡，因為萬事皆有醫生，社會上有各式各樣的保險，只要花得起錢，我們便可以安寢無憂，不用承擔風險。其實，這邏輯就是濫藥、疾病的始作俑者。也許港台的讀者會認為，因為西方社會道德敗壞，才會有這麼多濫藥吸毒的情況。其實，根據美國媒體的報導，不少嚴重濫藥的人，本身並非一時好奇才會服用可卡因、海洛英等危險藥物。很多時，他們初時只是有很輕微的症狀，例如覺得頭暈、失眠。但有些病人過份依賴藥物，對本來的藥物產生抗藥性，便不斷尋求新的、藥性更強的藥物滿足自己需要，去操控、管理痛苦。結果，其實是把控制自己身體的能力斷送給醫療制度。
伊里奇認為，疾病、死亡、戰爭、蟲害、痛症其實是歷史中必然出現的事情，但現代社會發達的醫療系統及財富給了我們一個錯覺，就是，以為它具有新的形狀 (Gestalt)。現代人就像普羅米修斯一樣，既受醫療科技（涅墨西斯）的折磨，但同時又要依賴它拯救我們。
過往，人類不會這麼花太大氣力、精神、科技嘗試去管理甚至消滅痛苦這感覺，但隨著醫療進步，我們有了不少藥物，如止痛藥、麻醉藥等，人對痛苦及死亡就有了不同的態度。伊里奇認為，自 18 世紀開始，在資產階級裡，人類開始有「自然而死」(natural death) 的觀念，皆因我們很想消滅痛苦，甚至是想把死亡據為己有 (expropriation of death)。不想看到自己死亡時那痛苦的掙扎（例如，不想自己成為肺炎下，倒在街頭的死屍），想長壽而終，希望自己死亡時像睡覺一樣那樣安祥。
結果是，這種逃避痛苦及疾病的慾望帶來了各式各樣的商品、藥物、服務及消費，間接開啟了醫療體系對人類生活的控制，也同時令我們的生活更惶恐不安。然而，現實正如另一位哲學家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所言，我們其實是「向死的存有」（德文：Sein zum Tode，英譯：being-towards-death），一誕生世上後，也面向同一個終點，就是死亡。認為理想世界就是沒有疾病、沒有病痛，就好像幻想自己活在沒有死亡的國度一樣，是不切實際的。
伊里奇的其他著作也極具爭議，例如，他的《去學校化社會》(Deschooling Society) 被視為反教育、反學校體制、鼓吹在家教育 (home schooling) 及教育巿場化及私有化的理論。但筆者認為，伊里奇的著作以他在美國社會生活及觀察所得而得出的回應，他的觀點其實更接近傅柯及德勒茲 (Gilles Deleuze) 所關心的是規訓社會 (disciplinary society) 及控制社會 (society of control)，而並非鼓勵讀者反對教育、反對人們接受治療。
時至今日，在中國大陸看見的社會信用系統，在美國及澳洲看見以「大數據」(big data) 巧立名目不，斷透過量化考試操控教育系統，動輒鼓勵民眾購買私家醫療保險驗身，這些才是我們該擔心的地方。新型冠狀病毒，及各國所實施的檢疫措施，確是值得關注，但更當注意的，是我們的生活是否被醫療化 (medicalised)，我們是否仍然以為自己是普羅米修斯，想擊敗疾病但卻又不知道自己竟淪為醫療體系操控著的對象。正如有些神經緊張的家長，因為自己的小孩稍微頑皮便認定他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ADHD)，而要求醫生開服精神科藥物一樣。現在令人人心惶惶的武漢肺炎，終有一天會過去，但我們對疾病、醫藥、健康、身體、公共衛生、死亡的態度有沒有改變？
今天，人人講求社交距離 (social distancing)、忙著使用 Zoom, Skype for Business, Collaborate Ultra 等軟件的在家教育年代裡，值得重讀伊里奇對生死、疾病的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