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有句名言：「無論高牆多麼的正確及雞蛋多麼錯誤，我還是站在雞蛋的一方。」兩者強弱懸殊下，雞蛋永遠得到額外的同情。然而身為弱者，就應該獲得道德的制高點嗎？

2017 年底，隸屬西班牙管治，擁有自治制度的加泰隆尼亞，因為感到被西班牙政府剝削，表示希望能脫離西班牙的統治，單方面宣佈就獨立一事在區內進行公民投票。這次的公投並沒有得到西班牙政府許可，所以投票結果不被承認，並出動鎮暴警察在當地的投票站進行打壓。《被踹下樓梯的那天》訪問了去投票的加泰人，他們各自憶述 2017 年投票當天，由決定自己地區的命運，到最後被武力對待的心路歷程。

人與物，只有一線之隔

警方清場期間，用各種方式來驅散在樓梯上靜坐的人。期間有不少人被推下樓梯，長頭髮的就被拉扯頭髮，站在樓梯間掙扎的更被踹下樓梯。加諸疼痛於這些人的身上，務求用痛楚擊潰他們對抗的意志。依法執法的潛台詞，是清除阻礙法律運作的障礙。在他們眼中，這些人不再純粹是公民，而是危害政權的障礙物。影片中，其中一名受訪者形容，自己像物件般被砸在地上。她的描述沒有半點的誇大，因為在警方眼中，她當下是一個不折不扣，阻礙法律運作的物件。警方踹人那一腳，正好反映了現場的人已經被非人化。

看著這些人的反應及被對待的片段，不禁令筆者想起香港反送中期間，出現的警暴問題。不少人對警察胡亂打人不滿，但根據一名受訪的香港警察說，當政府宣佈進入鎮暴狀態，任何在場的人都是暴徒。清場期間，「不管你有沒有扔東西，我的任務就是要你離開……根據訓練，不管是在現場是站是跪也不容許。」1

回到《被踹下樓梯的那天》，「分裂國家」及「爭取獨立」到底是如何界定的？兩者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站在西班牙政府的角度看，加泰人的行為明顯是前者。若支持獨立的，一定會覺得只是為了自己的民族自決。影片當中，有不少人認為自己只是履行應有公民權利。那麼，應該如何理解這種對立？雞蛋就應該被同情？尼采可不認同。

主人與奴隸之間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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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於《道德系譜學》中指出，人人平等的道德論述是主人與奴隸之間的鬥爭產物。什麼是主人？主人基本上是一群贏在起跑線的傢伙。他們不論是肉體上，政治地位上及智力上都比一般人優越，因此被稱為貴族 (the noble) 。與這群貴族相反的，則是一群奴隸 (the slave) 。他們集合了窮、弱、笨於一身的魯蛇。貴族運用他們的權力地位，灌輸這班奴隸屬於他們的價值觀：身體強壯，有權有勢，智力高就是好 (good)，反之則是壞 (bad) 。奴隸們因智力平庸，對貴族的價值觀照單全收。

原本也接受了貴族的好壞標準的牧師 (the priest) ，很快揚棄了這套標準。他們對貴族十分憎恨，因為貴族們天生優越，擁有勇士般的身體條件，令牧師十分妒忌。儘管這群牧師身體條件平庸，但他們卻擁有貴族的腦袋。他們能言善辯，顛倒了貴族的價值標準，策反奴隸對貴族 (the revolt of slave) 進行報復。奴隸對牧師的價值標準接單全收。但不是因為他們愚蠢，而是牧師肯定了自己的卑微及脆弱。奴隸們把身體，背景及智力優越視為壞 (bad) ，反之則是好 (good) 。奴隸起義後，更把奴隸的價值提升至道德層次; 自己視為好則是善，反之則惡。這種奴隸道德 (the slave morality) ，套在今天的脈絡來理解，便是諸如平等、博愛、憐憫、同情這樣的美德。

尼采對善惡起源的追溯，是衝著十九世紀的基督教而來的。他認為當時基督教的道德觀令人愈活愈萎靡不振，要藉著道德系譜學來批判當時的道德觀。他主張一種強壯、有力量的美德。他對強者十分推崇，認為他們敢於用盡一切手段，衝破道德限制也要發揮自己的生命潛能。這是對生命的肯定，因為生命只能活一次。

尼采指摘奴隸道德是沒有大志，專為平庸的人找藉口。他認為，滋生這種奴隸道德的情感源於憎恨 (resentment) 。因為弱者憎恨強者的優越，所以借平等的觀念來藉機限制一些有優越的人發揮。 可是，這與影片有什麼關係呢？尼采提出的善惡起源十分具爭議，對於內容的每個細節始末不敢認同。但他提出的鬥爭過程，十分具現實感。

誰悍誰兇誰正確

尼采對強者的論述，關鍵在於強者本身條件的優越，所以擁有定義價值的能力。這種能力，令貴族能視自己為好及對方為壞。放在現今脈絡來看，這種定義能力稱為話語權 (discour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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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話語權？說話的權利，並不代表有話語權。比方說，片中的人可以暢所欲言，但他們卻無法為自己公投正名，反被西班牙的國民及媒體視為叛亂份子。話語權是擁有對事實及價值闡釋的權力。這正可解釋「分裂國家」及「爭取獨立」為何那麼難切割。

若把強者對應著現實，政府不就是扮演著這個角色嗎?動用媒體把整件公投的事抹黑，不就是不擇手段地也要維持現狀嗎？他們擁有軍隊，又是歐盟成員，更有一眾親政府的喉舌來護行。這些條件使政府掌握了話語權，他們就是有能力在法理上，隨意界定一個人，然後對一個人的肉體施加暴力。

牧師一角

不管尼采口中的牧師是不是真有其人，但他提出的牧師這一角色，在現今社會有不少學者、媒體、藝術家、作家等，這些感染力高的人扮演著。他們未必對政權如尼采說，帶著一種憎恨的情感，但他們的確透過話語來感染大眾，提醒他們要對政權防範。只要一出現反政府的場面，示威的支持者，總會引用雞蛋與高牆的比喻。

回顧村上春樹於耶路撒冷文學獎獲獎演講：

我們都是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的一個一個的人，都是面對體制這堵高牆的一個一個的蛋。看上去我們毫無獲勝的希望。牆是那麼高那麼硬，那麼冰冷。假如我們有類似獲勝希望那樣的東西，那只能來自我們相信自己和他人的靈魂的無可替代性並將其溫煦聚攏在一起。

但若是要找出這塊情感，又會是什麼？鑑於上世紀曾出現多場大規模的戰爭傷亡，就算未經歷過也未敢遺忘那種血腥。如《1984》、《V剎》、《動物莊園》等作品，經常不斷提醒我們自由的可貴及尊嚴被剝奪的情況。因此，支配著「奴隸道德」的情感，筆者認為是被不人道德對待及失去自由的恐懼。

奴隸的反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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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隸認同牧師，因牧師肯提出的價值為奴隸帶來充權的效果。作為平民就如尼采描述的奴隸那樣，沒有如政權的戰鬥條件及資源，只能透過道德論述來對抗政權，抑制他們的擴張。甘地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正好說明這一點。沒有武裝革命，只透過展示自身的手無寸鐵來突顯英政府的野蠻，從而佔了道德高地。

回顧這段影片，不就是為支持加泰的民眾充權嗎？呈現當事人被武力對待的反應，彷彿如牧師策反奴隸般提醒我們：不要因為沒有人喪生而漠視這班人的控訴，因為他們每人受到的傷害是具體、真實的。西班牙政府眼中，這些具有真實經驗的個體只是一個數字。這段影片反過來把焦點聚焦回每人的感受及經歷，重新喚起其他人的共嗚。

紀錄片作為道德鬥爭的手段

永遠站在雞蛋的一方，尼采聽了後會說別傻了。這部紀錄片，與其說它志在呈現對錯框架外的情感，倒不如說它是道德鬥爭、爭奪話語權的一種手段。無論是加泰人或是西班牙政府，兩者都就加泰公投的事，證明對方是錯。「分裂國家」或是「爭取獨立」，只是為了強化自己的立場的一個說法而已。受訪者看上去像是在剖白，其實是在用自己的經歷對外連結，增加鬥爭的本錢。從這個角度看，《被踹下樓梯的那天》不就是一則具策略性的文宣嗎？

尼采的分析亦同時告訴我們，在力量之間的較量下，政權因有話語權，就算自己犯下錯誤，就是可以用槍指著人跪下認錯；沒有犀利的武器、顯赫的身份地位下，弱者窮得剩下一張嘴巴，只能用自身的痛苦來建立道德論述對抗，可嘗不是一個悲壯的舉動。

• 1. 引用立場新聞的〈【專訪】警隊留下難滅印記的 100 天　現役警員：其實，我們從來都是政權工具〉，2019/9/20。原文: 

  在現場 appear 的所有人都是暴徒，我們不會再推測，這個人是否善意。因為一旦進入暴動的模式，就再不是警察對一個人的場面，而是一個大型的活動，簡單來說，就是 battle 和 war 的分別。處理暴動的 training 是無差別的，不會針對你有沒有掉東西，所以我湊你，不管你有沒有掉我就請你離開 … 一定無差別的，因為武器的設計就是無差別，催淚彈。當警務處處長宣布暴動，要驅散，根據我們的 training，你站在這，甚至跪在地上，都已經不可以容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