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的抗議示威自十月以來已延燒將近一個月。整棟大型企業辦公樓和大眾運輸工具被燒毀，各地的超市也被搶劫一空。智利政府立刻宣布實施戒嚴，並且宣布長達兩天的宵禁，只要在晚上特定時間內出門的民眾都可能遭受智利軍方的射擊。 10 月 25 日，高達百萬民眾聚集聖地牙哥的廣場，控訴政府的暴力和無能。時至今日，已有超過 20 民眾死亡，每天民眾受警察及軍方打傷、射擊、甚至性侵的案例不計其數。1
中南美洲抗爭事件並不罕見，不過如此大規模的民眾群起運動倒是震驚了整個拉丁美洲。不論是現在持續進行的香港反送中運動、黎巴嫩抗爭，或是智利示威運動，左派哲學家阿蘭．巴迪歐 (Alain Badiou) 以其知名的事件理論，從哲學角度詮釋社會抗爭與改革。作家 Oliver Feltham 在其著作 Alain Badiou: Live Theory 中的分析指出，巴迪歐所指的社會抗爭具有完全的不定性 (absolute contingency)。換句話說，巴迪歐筆下的事件情況 (evental site) （事件會發生的背景情況）僅為事件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2
在說明巴迪歐的事件理論之前，我們要先了解其本體論概念，也就是存有本身的研究。巴迪歐在其知名著作《存在與事件》 (Being and Event) 中，藉由數學的集合論 (set theory) 為基礎，整合出自己的哲學理論。或更明確地說，集合論就是巴迪歐的本體論。3舉例來說，當我們看到桌子、椅子、地毯、牙刷、茶杯五樣東西，很可能將前三者歸類至「家具」的集合，而後二者歸類為「生活用品」的集合。當然，怎麼歸納都是人類自我定義並加以解釋，沒有特定的組合。現實生活中所有事物的呈現 (presentation) 以及人類對其的理解即是透過各種多重性 (multiplicities) ，也就是上述的集合 (set) 的數學概念 。
巴迪歐除了主張「總體為一」不存在，他更說明人類這種「總體為一」的行為是人類操作後的結果，我們永遠無法獲得真正的現實，而必定存在不一致的集合卻不自知。當我們將多重 (multiples) 定義為一個集合時，是透過事物之間的關係和特徵決定它要歸屬於哪裡。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為不同的多重性命名，或是賦予各個多重性不同的重要性，組合成一致的多重性／集合。這樣的操作過程必定會有所缺失，導致不一致的情況出現卻尚未被人發現。這些被排除在外或重複歸類的，就會產生巴迪歐筆中的「事件」。他用「閃電般地出現」 (lightning flash) 來形容這種迅速的改變。而那些目睹事件的人，會發現全新組合其他多重性的可能。這些人，便參與了「真相過程」(truth process)。如同科學的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 ，我們僅能在事件過後將它賦予各種特質。
回到智利的抗爭，幾乎所有媒體都將導火線歸因為政府宣布市區地鐵調漲 10 智利披索（約台幣 3 元）。然而，在 10 披索的背後，是智利全球第 14 名的貧富差距 (2019 GINI Index by Country) 、每月 1.6 K 台幣的最低工資，和每月 1.8 K 台幣的平均生活費（以單身無家庭者計算），智利也是少數將水的供應私有化的國家。套用巴迪歐的哲學概念，智利的社會的「情況」 (situation) ——既有的社會制度、國家意識形態等——就是獨裁政治後的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社會。在這個主流的意識形態之下，所有不屬於此「情況」集合中、被排除在外的人，都是平常看不到卻一直存在的。事件發生之後，原本被視為隱形的人突然呈現在眼前，特別令持主流意識型態的大眾震驚。
巴迪歐將 1871 年的巴黎公社、 1917 年俄國革命，和 1965 年的文化大革命皆視為事件，改變了人類的歷史。5在智利社會運動的例子中，「真相過程」便是撕裂舊有的意識形態、形成新的社會秩序、重新建構社會契約的過程。
正因為事件的產生是排除在外事物的呈現，以數學集合論而言是不一致的，巴迪歐認為事件必須是一種「決定」。你只能支持或反對智利的抗爭，沒有任何同理或討論的空間。也就是說，你只有兩種選擇：認定或者否定事件存在。對於事件的命名就是認定其存在其中一個指標。
抗爭運動期間，智利總統塞巴斯蒂安·皮涅拉 (Sebastián Piñera) 在受媒體訪問時，說道一句震怒全國智利人的話，並且引發國際撻伐：
我們正在打仗，面對的是強大又不懈的敵人。6
警力已經滿街跑的智利，其政府隨即又派出陸軍鎮壓民眾。氣憤的民眾立刻高舉標語：我們沒有在打仗！
巴迪歐對於那些原本被排除在既有智利高層官員拒絕承認抗議事件源自於國家內部的不公義，而將之歸咎於外在可怕的敵人。這就像是香港／中國政府稱反送中運動人士為製造動亂的暴民。如前段所述，巴迪歐的事件理論強調被排除在外的這些人、事、物、概念、信仰等，在事件發生之前只是隱形被忽略，並非不存在。這就像地球引力並非被牛頓定義之後才產生。資本家對勞工階層的剝削也不是左派革命後才發生，而是當我們將這些偶然發生的狀況視為事件才去命名它。命名本身就是承認事件，並且轉變情況的關鍵。「巴黎公社」和「俄國革命」這些詞彙的出現，就是社會承認那些原本隱形的勢力。反之，不論是香港政府還是智利總統，對於這些反對抗爭的人而言，事件根本不存在，一切只有暴動和恐怖分子。
同為左派、對於政治評論十分犀利的爭議哲學家斯拉沃熱·齊澤克 (Slavoj Žižek) 也經常引用巴迪歐的事件理論於時事評論。例如：他在文章 The Sexual is Political 中，將倡議建立中性別廁所事件，與排除於主流價值之外而遭受社會壓力的跨性別者做連結。近期，他也在一影片中對於智利抗議事件表示支持。並且說道：
你們並不是孤單的。不論是香港、智利，還是西班牙，各個事件正在緩慢延燒，而大家都必須有所準備。7
齊澤克承襲巴迪歐的概念，提到這麼多的抗議事件，皆來自於對於資本主義掛帥世界的抗議。我們必須慢慢跳脫現代社會對於資本主義的天堂式想像，開始正視那些原本排除在外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不然的話，如此的抗議事件將永不停歇。
巴迪歐的事件理論使我們用異於直觀的角度看社會運動。它可能比我們所想像得更偶然且令人震驚，因為當我們活在既有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社會，對於事件的發生是無法理解的。唯有承認並正視它，才能夠更加了解事物的本質，並且跳脫原本對於現實生活的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