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六月初大部份人都沒有想過，香港的情況居然能引起國際關注，成功促請美國簽下《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坊間有不同的分析，把這次修例的後果歸咎於政府：沒有政府的制度暴力，哪會逼出示威者的暴力。這個說法比較籠統，但還有可以進一步探索的空間。運動中出現的暴力箇然是引來國際注意的焦點，但國際社會與香港建制聚焦暴力的側重點並不一。前者注重示威者的行為動機，後者只會無限放大示威者的行為。建制與非建制，會分別把歸咎於示威者禍港的心態和政府的對事態發展不作為及對執法部門的偏坦。
齊澤克在《暴力：六個側面的反思》的第一頁提出：轟動、血腥的暴力畫面往往不是暴力來源。這次運動的暴力程度螺旋式升級，以至出現民眾鬥民眾的出現，與語言不無關係。背後彷彿有種驅力使一條地方的條例，上升到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問題非正視不可的程度。
語言的去人性化
八月三日舉行的遊行，示威者偏離遊行路線，在不同地區進行破壞行為。翌日，警察隊員佐級協會發協會發表聲明，除了反射式譴責暴力外，還形容示威者「無法無天、人見人憎、害怕曝光與曱甴無異的暴徒。」 這番仇恨言論令人聯想盧安達種族清洗中，胡圖族人稱圖西族人為「蟑螂」，試圖把他們非人化，然後對他們大肆戮殺。
文字本是虛無、沒有固定的本質，它的意義能隨時被擴闊，令文字更具殺傷力。「曱甴」一詞本指涉一隻有兩條觸鬚，身旁有六隻向外伸出的腳的昆蟲，但這個形象被用來形容一群異見人士。齊澤克認為，文字虛無的特性能任意地把一個人或事的特質本質化。稱示威者作「曱甴」，等如是把他們阻礙公共秩序、惹人討厭的特質無限放大；把這項特質抽出，重新賦予為示威者的本質。可是，這些人在黑色裝束、防毒面具底下，不也是具政治理念、有血有肉的個體嗎？人本是有多種身份、不同面向的物種。文字的厲害之處，是把人的複雜性抽空，只將單一外在的特質視為人的整全。示威者被本質化後，被對待的方式也會不同。
回顧六月十二日，港府宣佈把民眾示威定性作「暴動」時，便等如說：示威者不是有訴求的人，而是要製造混亂的群眾。還記得社會學的課堂中，教授用了一句解釋了什麼是異端：定義了什麼是正常後，便知道什麼是異端。這句話背後蘊含了任何 A 以外都是非 A 的思維方式，來得既簡單又粗暴：公民會守法，蟑螂不守法，所以他們不是公民。因為亂港，所以失去被保護的權利。A 與非 A 的思維下，個體不能避免被約化。粗暴地把人用一刀切的方式定義，打開了被定義後面臨的潛在危險。在《抗爭者的赤裸生命》一文中，作者引用阿岡本的「例外狀態」指出，當原受法律保護的人被扣上亂港的帽子，被會排出法律系統外，任由政權宰割，因而出現防暴在執行職務期間，高呼要打蟑螂。抗爭者作為人的具體被約化成害蟲，使他們落入「牲人」狀態。
話說回頭，警察又何嘗不是被上級用工作的性質來本質化他們？他們會不會因此被上級灌輸敵我意識，不斷強化「保護香港＝維持秩序＝禍港都是害蟲」這種思想，把自己約化作維穩工具，不允許自己有別的思想？
符號的功能
齊澤克引用了拉岡的精神分析框架加以說明。拉岡認為，現實是被建構出來的。他提出了象徵界 (he symbolic field)、想像界 (the imaginary field) 及真實界 (the real) 這三種人類不能逃離的維度。因為世界的混沌，彷如一個荒蕪的地方。每個個體的層面，皆需要一套秩序來與其他人共處，就如在荒蕪的地方上建設起道路，為無序的地方建立起秩序來。象徵界中，「我」這個主體層面上，需要由符號建構出文化、律法、道德倫理等秩序來理解世界，而符號 (symbol) 則由語言作為媒介。
舉例來說，天秤這個實物往往成為司法制度的符號，因為它代表了公平公正。那麼再追問什麼是「公平公正」時，便會得出執法不偏不倚之類的答案，都是依賴語言來界定。沒有語言也不可能建構天秤代表法律的符號。換句話說，語言就像建築物的骨架，支撐著外圍的符號。
想像界則是自我與他人的想像。拉岡提出，自我與他人就是一種鏡像關係，意思是自我透過想像他人怎樣看待自己來建構一個自己理想的形象。比方說，拿「我是勇敢的人」作例子。因為我做了一些他不敢做的事，所以他心底裡多少會認為我勇敢，我因此成為了一個勇敢的人。一切都發生在「我」這個主體的想像當中。
至於真實界，則是任何象徵界不能把握的東西，例如人的創傷，一些不能預計會發生的事等。
反送中出現的平行時空
還記得那幅港版《自由領導人民》的二次創作的畫像嗎？畫裡的人，穿著黑色裝束，頂著黃頭盔，戴上防毒面罩，擺出與原作相同的姿勢，象徵著這群示威者為香港的自由奮鬥，可謂是對外向自己的作為正名的代表作。另一邊廂，反對者（包括警察的支持者及警察本人）不斷稱呼示威者作「蟑螂」。兩種強烈的對比下，顯示了「黃絲」（支持反修例）及「藍絲」（普遍是認同建制或者支持警察執法的人）的象徵界中，發揮不同的威力。
拉岡認為，潛意識與語言存在著相同的結構。稱呼示威者作蟑螂，是比喻的作用。比喻是建立在示威者及蟑螂的相似性。語言的比喻，恰好能對應到夢境的縮合作用。什麼是縮合作用 (condensation)？它是一種潛意識的運作方式，是一個把兩個意念結合在一起的聯想。潛意識與語言之間的對應，鑄造了一道鑰匙通往警民謾罵背後的社會集體意識。警察高呼叫示威者作蟑螂，出於警察於社會上的功能。作為建制的打手，他們的作用就是僅僅確保秩序正常運作。很自然地，示威者破壞秩序的行為，會被放大。坊間支持警方執法的人，都替警方感到辛苦，深表同情，但這幫人當中都是對建制認同最深的人。
另一邊廂，示威者稱呼警察為「黑警」、「毅進仔」（指因上不了大學只能修讀文憑科程的人）、甚至作「狗」（政府的走狗）。這些稱呼背後，就是指警察沒有思考能力、盲目地執行指令，行事作風像黑道份子。
如齊澤克所言，
Reality in itself，in its stupid existence，is never intolerable: it is language，its symbolization makes it as such.
現實的存在本身，沒有能不能容忍這種說法；只是當被語言符號化後，才會變得不能容忍。
他言下之意，什麼「正」或「邪」，不過是各方的行為被符號化。不論是黃、藍的陣營，各自按照自己從符號衍生的邏輯行事。反對示威的民眾 （什至警方）受到「清除害蟲」的感召，繼而合理化動武引致許多群眾鬥群眾的場面。另一方面，抗爭者則為「自由」的符號不惜代價也要與警方對峙。認知上的鴻溝下，各自表述，爭持不下。但事實上，從一個外星人的角度看，只不過是兩幫人，互相打到頭破血流。按齊澤克的分析，不論是示威者，建制的支持者抑或是警方，用行動回應自己加諸對方身上的符號，是這次社會運動變得愈趨暴力的原因。
大家都覺得其他人不可理喻，因為他們帶上一副已被符號化的視鏡；只要立場不同，便自動從社會上可供的符號看待對方：要麼是蟑螂、黑警、或抗爭者。恰恰是語言製造的落差下，事件的發展彷如一股不可被滿足的慾望，不可停止。建制把示威者描繪成暴徒。政府藉機不和解；示威者武力升級，警方也隨著武力升級，促成了「黑警」的誕生。「黑警」覺得自己被針對，也對示威者產生仇意，相對也合理化他們的警暴：示威者只是香港的害蟲而已。無辜市民也看不過眼，加入對抗警暴的大軍，反過來被警察當暴徒看待。
結語
懂得運用語言來溝通、不再動手動腳，本是一種文明的進步。但語言粗暴地把人的本質約化，並在符號的運作下，吊詭地滋生一個容許、甚至合理化暴力存在的環境。反送中運動出現的暴力只是語言操弄下的結果。儘管它給出的震盪泛起一圈圈漣漪，波及的人愈來愈多，但真正暴力的源頭是把石投入河的人。一個人若要呈現殺人的打算，不在於扣下板機那一刻，而是解下手槍上的保險掣的一刻。這個舉動看似細小，卻引來擦槍走火的後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