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有云：「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天堂」、「地獄」取決於人心一念；六祖亦言：「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迷、悟懸繫於一念之間。《說文解字》曰：「念者，常思也」，人之所念所思，決定了心的境界，亦決定了人的前路。對此，孟子便曾極言心念之偉大，以為思、念一剎正是天地之別。

孟子論王道

戰國時，齊宣王曾垂詢王道於孟子。孟子應：

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指出「不能者，遠超人力，難而不能也；不為者，力之所及，易而不為也。」常人以為王道如跨山越海，不獨遠超人力，更是強人所難，實是難而不能；孟子則以為王道如折枝，為則易為，成敗存乎一念，而世人大多輕視了自己的天命之性，易而不為而已。

孔子嘗言：「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在此，孟子正正呼應了至聖之言，不獨大大提高了人性的尊貴，描繪「人皆可為堯舜」的理想，更指出「心念」正是那「幾希之處」。然而，「不能者」多如恆河沙數，「不為者」亦如天上繁星，人心易倦，何以能為？其實，深究孟言，可知其中尚有深意及欲盡之處。

孟子以「跨山越海」為例，說明人力之於「不能」之事，實是渺小得令人無奈。誠然，標榜事件的絕對性實有助了解「不能」之事，並能說明「心念」之於「不為」的主宰性。但從另一角度言，當人面對那無法逾越的高牆，易將「不能」普遍化，並生「有心無力」之感，遇事則搬出這至高無上的擋箭牌，卸去萬斤重擔。長此以往，不獨弱化了人的可能性，更會消磨迎難而上的勇氣。因此，「不為」與「不能」理應放於人力可及之處言，否則便是無根之談。

不能與不為

歷史上，多少英雄豪傑歷多少劫難，雖徒勞無功，但因其擇善固執的心念，終照耀千古，為後世法。諸葛亮向為忠義楷模，一篇〈前出師表〉更是傳誦至今，「讀《出師表》不哭者不忠」便是對其予以高度評價。但其感人處，非獨文學上的非凡造詣，更在於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氣度。

蜀漢力弱，滅魏興漢雖可實難，然孔明「知其不可而為之」，立誓「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氣魄不可謂不恢宏；眼見後主不才，親小人、遠賢臣，盡取後漢傾頹之道而為，孔明本可取而代之，但為報知遇，竟六出祁山，終病逝五丈原，忠誠不可謂不感人。

然而，正是那恢宏氣魄、感人忠誠，鑄就那偉岸人格，成全其傳奇人生，讓〈前出師表〉文質俱至，成煌煌鉅篇。古語有云：「無欲則剛」，認為「心念」的純粹性，正能映照出人格的可貴。對此，錢穆亦謂「中國傳統多喜稱頌失敗英雄」，便欲指出「難亦為之」更能突顯人性光輝及可能性，此亦是孟言的深意。

此外，俗語有云：「盡人事，聽天命」，人事既盡，則毋庸計較成敗。若人能抱持「釣勝於魚」的心態，擺脫「結果」和「能力」的束縛，心胸便能變得更寬廣，由衷地欣賞那「無用之用」的光芒。其實，「不能」與「不為」實為一體兩面，都只時劃地自限、追求結果的心念作祟而已，此正是孟言的欲盡之處。

綜合上言，面對一些非人力所能及的事，「不能也，非不為也」確能聊以自慰，但這是毫無意義的。所謂「不能」與「不為」，實際只是心念的選擇，念行則「可為」亦「可能」，念不至則「不為」亦「不能」。成敗不足以論英雄，「天堂」、「地獄」只在乎一念之間。今天，香港正面臨這「一念之間」的抉擇。

香港民主運動

近年，香港社會沸騰、政局變天。中國的專制管治，使港人惶惶不可終日，終激發出震撼環宇、影響深遠的民主運動——「雨傘運動」。數以十萬港人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冒着槍林彈雨與警對峙，並甘受各界的冷嘲熱諷，佔領金鐘、銅鑼灣及旺角等地，達七十九天之久，展示了港人對民主、自由、法治等普世價值的追求，及要求中央政府收回「八三一」政改方案的決心。

運動之初，不少人嘲諷他們魯莽、稚嫩，直言「運動必敗」。加上，大部份人均對港府絕望，冷言港府必不會聆聽民意，並行「拖」字訣，意圖拖垮整場運動。儘管如此，學生、市民並未氣餒，選擇堅守至清場的一刻，盡顯人性深處的良善和從容就義的不屈。最後，是次運動雖未能取得實質成果，但影響斐然。

早於「國民教育」之時，不少師生、家長驚覺黑手迫近，故挺身反抗及表達訴求。直至「雨傘運動」，大量師生、家長前往身援、聲援，親證這歷史時刻，足見「公民覺醒」的一面。此外，「雨傘運動」之後，具本土意識的活動及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並茁壯成長，後更於區議會選舉，成為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延續及深化「雨傘運動」的精神，終成「遍地開花」之局。

毋庸置疑，這一切都與學生和市民的心念息息相關。他們在「不為」與「不能」的狹縫中，秉持「難亦為之」的心念，抵抗來自中央及本地的無力感，拚發出「不成功，便成仁」的覺悟。此舉雖未能帶領香港遠離「地獄」的煎熬，但其思念一剎卻讓香港踏上「天堂」的軌道。「人心一念」正能填滿「不為」與「不能」的缺憾，實現「可為」與「可能」的美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