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劉亞蘭（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副教授）
「厭惡女人」。這是我們對「厭女」(misogyny) 的一般解釋。
今年年初，有一則菜瓜布的廣告，吸引了我的注意。廣告內容是這樣的：年輕太太在廚房正準備要洗鍋子，她的丈夫笑容可掬地走過來說：「辛苦啦，我來洗。」隨即丈夫便拿起了菜瓜布開始洗滌鍋子。太太看到後，卻不開心抱怨：「又拿錯菜瓜布了，要刮壞幾個不沾鍋？」這時鏡頭帶到丈夫心理極受傷的面部表情。下一幕回到太太的特寫鏡頭，旁邊出現了菜瓜布業者要表達的雙關語：「刮傷——總在不經意中發生。」接著，太太發覺自己不假修飾的話語，傷害了丈夫原本好意要幫忙的心情，想安慰在黑暗處打電動（？）的丈夫，便有點撒嬌地對他丟出抱枕說：「我只是好心提醒。」下一幕，一個穿著白袍的男人（菜瓜布專家）出現在太太身邊，對她說：「心，跟餐具一樣，容易被刮傷。」於是出現了菜瓜布業者的產品說辭：防刮細緻菜瓜布可以如何如何……廣告最後，又回到剛才丈夫在廚房的畫面，此時太太拿出了這個新款菜瓜布，丈夫臉上出現了驚喜的笑容，背景聲音：「呵護最愛，不留傷害」，於是兩人在廚房一起愉快洗碗，畫面最後停留在這款菜瓜布的特寫介紹上。
這則廣告，看起來不但跟「厭女」扯不上一點關係，而且廣告裡出現的兩個男人：丈夫和菜瓜布專家，一個是幫妻子做家事的新好男人，另一個則是幫妻子解決家事／婚姻難題的專家，哪裡「厭女」了？其實這則廣告正好生動表現出性別權力關係在這個時代的複雜性，而這個複雜性正是當代厭女現象的一個重要特徵。亦即，女性被交付執行某些特定情緒、家務、性和再生產勞動，更被認定要同時以一種充滿愛與關懷的方式，滿懷熱情執行它們。而父權的規範和期待，為了可以獲得維持，便必須低調而安靜地操作，不明說它們的強迫性質。而這個「軟性」的社會權力，包括女性對相關社會規範的內化、對女性陰柔氣質的偏好，以及將相關照顧工作定調為可以帶給個人滿足感、對社會有其必要、在道德上有其價值，女性遵從這些相關的社會角色時，要盡可能看起來自然，甚至是自由選擇的結果。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包括，充滿愛意的妻子、奉獻的母親等等。在這則廣告裡，正預設了女性被「理所當然」交付的幾項任務：做家事、安撫情緒、為家事難題尋找答案，而且都要充滿愛意與好臉色。而這個廣告有趣的地方還在於，這個「理所當然」被巧妙地包裝在丈夫的善意裡，沒想到妻子竟然不領情還抱怨，那個「理所當然」的情緒就露出真面目，出現在丈夫委屈受傷的臉上。因為家事「理所當然」是妻子的工作，丈夫來幫忙，拍拍手都來不及了。
此外，當代厭女更重要的一個特色是，一旦有女性不符合這個表現，例如，做妻子／母親／的卻無法體察、照料男性的情緒，或是，女性在知識上違逆了男性自己設定的威權身分，給予女性解釋的優勢和發言位置時，或是女性想要追求最高的權力位置以及屬性最為陽剛的權威位置時，這個厭女機制便會以一種隱晦的方式，帶著敵意、威脅、懲罰性質的規範執行隨伺在側，或在背景進行操作。這個機制對女性帶來的後果不一，從造成生命威脅的暴力到微妙地感到不被贊同的社會訊號都有。若再以上面那則廣告為例，「幸好」妻子發現到丈夫心理受傷，使用了新的菜瓜布，照顧到男性的情緒，故事才得以「善終」。
當代的厭女情結跟過去相比，之所以變得複雜，甚至難以辨識，是因為西方世界（台灣的情況也是）伴隨著女性主義運動和相關的法律改革，女性在教育和工作狀況的改善，性別平等已經獲得相當的進展。當性別平權變成是一種「政治正確」的意識時，厭女情結便以一種更幽微的方式存在於你我之間。
首先，曼恩清楚區分，父權體制、性別主義 (sexism)、厭女這三者環環相扣的關係：性別主義是父權秩序的「辯證部門」，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扮演著合理化與正當化父權社會關係的功能。而厭女則是父權秩序的「執法部門」，這個部門的功能是監管並執行性別化的規範和期待。（《不只是厭女》第三章）這意味著，父權體制不是鐵板一塊的權力與規定，父權體制的權力是靈活而具生產性的，它藉由男性話語生產出各種對女性的監控和規範，以及隨之而來對不服從者的威脅和懲罰。在這種情況下，只有不順從的女性，而不是所有的女性，會受到最直接的處罰，但卻對所有的女性都產生了寒蟬效應，進而不知不覺讓女性內化了這套價值。而曼恩對當代厭女現象的說明，正是體現了父權體制這套靈活的權力生產運作。
因此，曼恩在《不只是厭女》還提點出另一個重點：她反對一般對於「厭女情結」的素樸理解 (naïve conception)，這種天真式的解釋是：「個別主體所擁有的一種屬性，他們傾向於對任何與每一個女性，或至少一般性地針對女性，感覺到仇恨、敵意或其他類似情緒，僅僅因為她們身為女性」。曼恩認為這種解釋，無法說明大多數的厭女者不只是討厭女性，也討厭條件看似比他們好的男性。同時，他們也不討厭所有的女性，但特別討厭無視於他的女性。曼恩認為這個天真式的解釋太過心理主義，只把厭女者當作是心理學上的不健康或不理性狀態，而忽略了厭女者其實是在一個社會權力關係下的系統性面向，用來顯示出父權意識形態對女性的宰制。
其次，曼恩對厭女現象的權力觀察與分析，也正好說明了各種權力關係之間的交織性，像是階級、種族（特別是白人至上主義）、跨性別（各種非二元性別）等與父權厭女權力關係的交錯。因此，曼恩在《厭女的資格》裡，對於跨性別和黑人女性所面對的特殊厭女情結形式：厭跨女情結 (transmisogyny) 和厭黑女情結 (misogynoir) 特別關切。這也說明了，「厭女情結的經驗並沒有普世性，因為性別化的規範與期待總是和其他不正義的體系交織運作，創造出不同形式的壓迫，再由不同群體的女性來面對。」
作為一個關心性別議題的讀者，如果妳／你覺得曼恩的《不只是厭女》讀起來概念有點抽象，不易理解，那麼，閱讀曼恩這本三年後出版的《厭女的資格》，一定可以獲得很大的滿足。雖然《不只是厭女》和《厭女的資格》這兩書的內容高度關聯且具連動性，但《厭女的資格》可說是《不只是厭女》的大眾簡易版，不但把《不只是厭女》裡艱澀的哲學論證和術語完全拋到一旁，而且《厭女的資格》的每一章（都代表著一個厭女現象），曼恩皆運用大量豐富的新聞或身邊的社會案例，讓讀者每一章讀起來都欲罷不能，想一口氣讀完。
《厭女的資格》，這裡的「資格」(entitlement) 指的是什麼意思？這個「資格」的概念其實是延續《不只是厭女》的第四章〈奪取（抹煞）他的所有物〉，指的是當代厭女現象的一個核心概念，亦即，厭女情結是來自於某些男性認為他對女性有一些理所當然取用的資格和權利，而如果女性沒有做到這些，他便認為女性對他有所虧欠，可能激起一種類似「她以為她是誰？」的怨懟感受，這就是厭女情結產生的重要原因。這種怨懟的情緒，來自於一種理所當然但卻是錯誤的假想。因為厭女者對於誰擁有什麼，誰應得什麼權利，誰被假設擁有優先權，誰理應擁有別人的注意力，誰應該付出誰應該取用，自有一套故事版本。而《厭女的資格》這本書，把厭女者對女性理所當然、可以取用的權利和資格，用九個（九章）精采的實際案例，生動呈現出女性在當代所面臨的性別處境是如何的幽微：表面上看起來，女性具有戀愛和婚姻的性自主權（第二－四章）和身體控制權（第五－六章）、男性分擔家事的時間比以前增多（第七章）、女性在知識和政治權力上的賦權（第八－九章）；然而，我們會發現，在每一章各式各樣的厭女案例裡，這些權利卻又一一被索回：女人被期待要付出傳統上視為具有陰柔屬性的資源（例如性、照護、養育、生殖勞動、情緒勞動），同時，女人也被禁止從這些男人身上拿走傳統上視為具有陽剛屬性的資源（例如政治權力和知識主張）。
在《厭女的資格》的最後一章，曼恩說出了她寫作這本書的動機。除了上一本《不只是厭女》獲得讀者很大的迴響與鼓勵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她正好懷了第一個小孩，而且是個女孩。身為一個女孩的母親，讓她覺得要繼續為女性所遭受的不平等繼續奮鬥下去。本章最令人動容的是，作為一名女性、一名女性主義學者、一名母親，她連續講了十次「我想要我的女兒知道……」的那種心情。
此刻寫作之際，台灣正面臨 Covid-19 的最嚴峻考驗。根據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今年公布的年度「全球性別差距報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顯示，疫情使得性別平權的進展出現倒退，各領域的性別差距擴大了三十六年，要達到完全的性別平權，在這份報告裡說，還要一三五．六年，實現工作平等要二六七．六年。雖然女性在健康和教育等領域中的性別差距逐漸縮小，但是，疫情使得女性失業的比例高於男性，且因為學校關閉，而承擔了更多照顧子女的額外責任。此外，在疫情封鎖期間，女性增加更多的家事和小孩照護，導致了女性更多的壓力及更低的生產力。報告也引述了人力社群平台 LinkedIn 的數據，在工作場所重啟營運後，女性重新獲得雇用的速度也比男性來得慢。1
所以，看來防止疫情擴散，就是一場性別運動，大家一起加油吧！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 本文為麥田出版社授權刊登之書摘，摘自 (2025). 厭女的資格（再版）. pp.9-16，文章標題由編輯團隊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