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的最後一節展現了馬克思早年驚人的線性進步史觀，也就是大幅仰賴生產力增長來讓人類達到「西方式的社會」水準，並發展技術來讓人成為自然的主宰者，藉此超克資本主義。這也許是大多數人對馬克思的印象，因此，即便齋藤想透過重新詮釋馬克思來獲得抵抗氣候危機的資源，他自己也明白，這樣的說法會被很多人質疑：「已經到二十一世紀了，還有可能出現對馬克思的新詮釋嗎？」1
當然有，因為馬克思跟恩格斯的著作並未完全出版。
MEGA2 目前仍尚未完成編輯工作，但已預計出版超過一百冊，而其中收錄馬克思大量的研究筆記與閱讀筆記（MEGA2 的第四部分），總計三十二冊。齋藤就是編者之一，而他主張的，便是從馬克思晚年的研究筆記出發，重新詮釋馬克思。2
齋藤指出，在《資本論》第一卷於一八六七年出版後，馬克思花了大量的時間研究生態學、地質學、非西歐共同體和前資本主義共同體。正是這些研究使他開始脫離歐洲中心主義。齋藤認為，馬克思脫離歐洲中心主義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馬克思於一八八一年寫給俄羅斯革命家查蘇利奇（Vera Ivanovna Zasulich，1849-1919）的〈致查蘇利奇信函〉。
查蘇利奇寫信給馬克思的用意，在於釐清彼時仍有許多農耕共同體的俄羅斯是否也必須經歷資本主義才能革命，畢竟，馬克思在《印度評論》中展現出的態度的確如此，而他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節也寫道：「對於發展遲緩的國家來說，產業較為發達的國家，為它們展示了自己將來的樣貌。」3就此而言，查蘇利奇基本上就是在與馬克思商榷歐洲中心史觀是否正確。對此，馬克思如何回覆？
《資本論》裡對歷史的分析「僅限於西歐」。沒必要為了推動現代化，而破壞殘留在俄羅斯的共同體。相反地，俄羅斯應該以這些共同體為據點，抵抗不斷擴張、試圖吞噬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如果能「在共同體現有的基礎之上」吸收西歐資本主義帶來的正面成果，同時繼續發展共同體，將成為實現共產主義的機會。4
不僅如此，馬克思在隔年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俄文版第二版序文〉中又再次強調：「假使俄羅斯革命能成為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訊號，兩者之間能夠互補，那麼現有的俄羅斯土地所有制度，將可以成為發展共產主義的出發點。」5就此而言，馬克思顯然已脫離歐洲中心的史觀，而與其緊緊相連的生產力至上主義也開始鬆動，不再將工業化奉為圭臬。馬克思此時強調的，是每個共同體都有其歷史複雜性，不能以一套（歐洲的）標準來衡量一切。
不過，齋藤認為，既然我們講的是重新詮釋馬克思，那麼，「多線史觀」的馬克思其實稱不上什麼新詮釋。馬克思手稿的特別之處在於他的生態學研究。馬克思最重視的學者之一，是農學家弗拉斯 (Karl Nikolas Fraas，1810-1875)。弗拉斯的著作有個重點，就是各大古文明衰亡的原因之一，就在於過度砍伐森林使氣候劇變，眾人失去肥沃的土地後，文明便開始衰亡。馬克思認為，弗拉斯的研究清楚點出過度開採自然資源對人類社會造成的弊端，也因此開始與生產力至上主義訣別。6
齋藤認為，此時馬克思所談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已經不再依循生產力至上主義的那套思維了，而是將永續與平等連在一起，視為共產主義的核心。而我們若以這種觀點重新詮釋馬克思（晚年的）著作，便會得到不小的收穫，例如先前提及的〈致查蘇利奇信函〉中就提及，「人類將以遠古社會類型的更高層次型態，回歸到集體生產與集體擁有，現代社會將因而終結」。9這裡提的「遠古社會」，顯然就是瑪爾克共同體。
二十世紀末，法國思想家儂希 (Jean-Luc Nancy) 在批判納粹時曾指出，納粹時常構想出一種「失落的共同體」(la communauté perdue)，也就是將共同體的理想投射至古代某種甚至不曾存在的共同體，並認為此時的重責大任便是贖回那失落的純粹共同體，裡頭沒有現代科技的侵害、沒有「外來者」的騷擾，全是一群自古以來便棲居於此的人。因此，當前的任務便是掃除所有不純粹之物，返回古代的純粹。10讀到這裡，讀者恐怕會有點擔心，拋棄了生產力至上主義的馬克思是不是太過理想化古代的共同體，並要求大家過所謂的原始生活？
然而，根據齋藤的詮釋，馬克思既不追求成長亦無意返古。大多數人讀到的，也許是「人類將以遠古社會類型……回歸到集體生產與集體擁有，現代社會將因而終結」，因此，返回遠古社會便成了現代社會的終結。然而，齋藤要我們注意到，馬克思說的，其實是「遠古社會類型的更高層次型態」。這「更高層次」，指的不僅是晚年馬克思強調的平等與永續，更是善用當前的科技、技術來成就的「棄成長共產主義」。11
棄成長共產主義的關鍵在於「豐裕」。雖說一般我們都認為資本主義才是豐裕，而共產主義是平等但匱乏、落後的社會，但齋藤認為，這是因為我們都以「交換價值」來看待世界，而非「使用價值」。12使用價值是物品的物理特性所具有的價值，例如桌子能讓我們寫作、用餐，手機能讓人聯絡彼此、聽音樂、記錄事項等。照理來說，桌子跟手機的功能不盡相同，應是無法比較貴賤，但我們都知道，在市場上，桌子跟手機都有不同的價格，而這代表的是我們能以貨幣來衡量兩者，並藉此「交換」。舉例來說，十張兩千元的桌子價值等同於一支兩萬元的手機，這便是交換價值的運作模式。換言之，交換價值與物品的物理特性或有用與否並無直接關聯（五千萬的豪車也許沒有七十萬的國產車來得實用），但我們卻長期以交換價值來衡量豐裕與否，忽視了使用價值。因此，明明社會上大多數的人生活過得並不「豐裕」，甚至可能為了有個最基本的居住空間而打拼一輩子（但還是還不清房貸），但我們卻仍認為充滿貨幣流動的資本主義社會是「豐裕」的。13
當然，資本主義社會讓人覺得豐裕並不是沒有原因，例如種種技術讓生活變得更方便、生產更有效率等。但我們除了必須記得這是透過剝削「外部」來維持的帝國生活模式以外，還要注意到這裡的弔詭：技術變得如此發達、生產效率如此之高，為何大多數人仍必須每天埋頭苦幹，卻沒有辦法享受技術帶來的便捷？照理來說，有這麼多「源自人性」的科技與技術，不是應該讓人有更多的時間休息並做自己想做的事嗎？現實並非如此，而主因正是資本家追求經濟成長、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原因很多，如與別的資本家競爭等），因此必須不斷生產產品、壓低成本（工資、原物料等）、販賣產品與消費的慾望（廣告）。如齋藤所言：「我們拼命工作，得到最大好處的是資本。」14
那麼，如果我們已經理解資本主義下的豐裕其實是匱乏，而共產主義追求的平等與永續才是真正的豐裕，下一步該怎麼走呢？齋藤認為，我們要追求的，就是棄成長共產主義。棄成長共產主義追求平等與永續，而且是利用資本主義發展出來的技術來達成其目標，而非回到「原始社會」。技術本身也許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使用技術的方式與發展技術的目的都為了經濟增長服務，因此，技術越是發展，我們的生活便越是貧乏，地球也更加破敗。
為達此目標，齋藤主張我們應該拋棄經濟成長——而這並不等於放棄所有經濟活動，只是不再生產多餘的產品，藉此讓勞工與地球皆能獲得更大量的休息時間。簡言之，就是不再從事以交換價值為目的的工作，轉而重視使用價值。此時，整個社會的生產情況都會有很大的轉變。「舉例來說，行銷、廣告、包裝等等，旨在喚起人們非必要欲望的行為，將被禁止。」15
如果轉向使用價值，眾人的勞動會更有意義，不再僅是規格化勞動中的一顆螺絲，或生產鏈中隨時可被替代的工人。舉例來說，即便 Ａ 對耳機有相當的研究，但在許多耳機大廠中設計耳機的人，也不過就那幾個，而生產耳機的人則只要能熟悉機器運作即可——而對像是 A 這樣的耳機工人來說，生產耳機的勞動也許除了賺錢以外毫無意義可言。那麼，Ａ 如何能發揮其創意？如何嘗試做出更好、更不同的耳機？而社會上有多少與 Ａ 一樣的人，也許最終只能放棄自己感興趣的東西，步入只為過活而重複無意義工作的日子？
齋藤認為，棄成長共產主義的重點就在於終結無意義的工作，不再讓我們為了經濟成長而犧牲人的潛能。他援引馬克思晚年寫的《哥達綱領批判》表示，棄成長共產主義中的人將「不再像奴隸般從屬於分工」，反倒能藉由技術來發揮其潛能，讓各行各業的人皆有辦法「全面發展」其潛能。16要達到這點，首先需要的是減少工時，因為 A 大多數的工時不僅只是在完成耳機設計者的理想（而非自己的想法），且機械化大量生產也需要大量剝削「外部」，對地球與社會造成非常可觀的傷害。因此，減少工時一方面能讓 A 有更多的時間發展自己的興趣（如研發更好的耳機），另一方面也能讓整體生產量降低，不再追求無限的利益，進而減輕對環境的傷害。
不過，僅是有個願景還遠遠所不足。齋藤認為，棄成長共產主義的一大重點在於生產過程的民主化。17資本主義式的生產過程大多是由上而下的，也就是由上頭決定如何生產、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再交給底下的人去執行，而產品的利潤則流回上頭，再由上頭的人分配給底下的人。這樣一來，就仍是重視交換價值的活動，必定會繼續生產大量不必要的產品、增加不必要且無意義的勞動。如果我們繼續以 A 與耳機生產的例子來看，合作社在此就必須討論合理的耳機設計方式、生產數量、生產方式、販售方式等，共同研擬出更為平等的勞動環境。因此，齋藤認為，勞動者應組成合作社，以水平而非垂直的方式運作，共同決定這個社會需要生產哪些產品。齋藤的這個想法，源自馬克思對瑪爾克共同體或瑪爾克合作社的解讀。
至此，也許會有人覺得齋藤的主張太過「偏激」。例如，怎麼能「禁止」某些產業呢？或者會有人認為齋藤的願景太過烏托邦。畢竟，好聽的話誰都會講，重點在於這些事情是否有任何實現的可能。但齋藤的重點其實就在於這種由上而下、以交換價值為目的的生產方式，已經讓整個地球都不再可能延續下去了。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需要前所未有的解方，更遑論這些做法其實並不烏托邦，很多全球南方的國家早已意識到環境問題的急迫並帶頭改革。例如巴賽隆納便高聲呼喊「無懼的都市」，批判以經濟增長為目的的生產方式，轉而以非常具體的行動方針來應對氣候危機，並表示必須在二〇五〇年達到零碳排。巴賽隆納的許多勞工開始組織合作社，以民主的方式生產，並與其他國家的人交換經驗與物資、共同結盟，而其目標便是從根本上解決氣候危機。18
對齋藤來說，環境、經濟、政治其實是無法分開談論的，三者環環相扣、牽動彼此。因此，要解決環境問題，就也必須同時從經濟面與政治面切入，而齋藤從晚年馬克思研究中得出的「棄成長共產主義」，便是同時顧及三者的論述。如果資本主義生產模式造成的氣候危機已經讓人類接近毀滅，那麼，齋藤認為，此時能拯救世界的，無疑是棄成長共產主義。
《人類世的「資本論」》一書內容相當豐富，即便分成上下兩篇書評亦無法談及其所蘊含的大量經驗研究與理論，例如筆者便無論及貫穿全書的 "common"（コモン，共有物、公有地、公共財等）。筆者在有限的篇幅中無法全面談論齋藤的著作，但在文章的最後，筆者想從《人類世的「資本論」》延伸出兩個討論。首先是許多人都關心的俄烏戰爭，再來則是對於齋藤「棄成長共產主義」的一些初步看法。
去（2022）年三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不久後，齋藤便撰文主張，俄烏戰爭是一場「氣候戰爭」。齋藤並非認為氣候變遷是普丁發動戰爭的唯一要素，而是主張我們若忽略氣候變遷對俄羅斯的影響，便很難更全面的理解俄烏戰爭。齋藤首先說明，所謂「氣候戰爭」指的是由氣候危機所導致的戰爭，例如敘利亞和阿富汗的政治動盪，很大一部分便是因為氣候危機導致了乾旱，而乾旱又使許多人陷入貧困，進而讓整個政局變得不穩定。
那麼，怎麼從氣候戰爭的角度看待普丁的所作所為？齋藤指出，俄羅斯氣溫上升的速度是世界其他地區的二點八倍，而有鑒於永久凍土覆蓋了俄羅斯百分之六十五的面積，氣候變遷絕對會對該國造成重大衝擊。事實上，在二〇一〇年，俄羅斯南部便遭遇到前所未見的乾旱，使得其小麥產量大量下降。如果氣溫持續上升至二〇五〇年，俄羅斯的損失估計會高達九百七十億美元，且原先困在凍土中的病毒也會開始傳播出來。普丁顯然也意識到氣候問題的嚴重性，他在二〇二一年 G20 峰會上便表示：「我們面臨土地侵蝕和永久凍土融化等多重威脅。」
然而，即便有此困境，普丁仍不願放棄化石燃料，因為化石燃料支撐著俄羅斯的經濟。更慘的是，俄羅斯目前尚不具備再生能源相關技術，故無法發展綠能。在不願意放棄獲利、無法發展綠能但又面臨氣候危機的情況下，普丁便轉向核能，這也是為何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時攻擊並奪取其核電廠。
而氣候變遷造成的糧食問題，也是讓普丁主動對烏克蘭發起侵略的主因之一。從「氣候戰爭」的觀點來看，糧食不單純是填飽肚子的問題，反倒是重要的戰略物資。烏克蘭不僅與俄羅斯並列為小麥出口大國（共佔世界小麥出口市場百分之二十九），同時也出口大量玉米（中國為烏克蘭玉米的最大進口國），在此情況下，侵略烏克蘭便能解決國內的糧食問題。齋藤認為，上述種種因素與俄烏戰爭之間的關係絕非偶然，因此必須將氣候危機所造成的問題也一同放入俄烏戰爭的詮釋架構之中。
筆者認為，雖然齋藤的說法不無道理，但究竟要如何阻止俄烏戰爭的延續，卻似乎毫無頭緒。該篇文章寫完一年後，齋藤接受記者國谷裕子的訪談，主張我們必須果斷改變甚至放棄過往的生活方式，並朝棄成長的方向前進。然而，即便大多數國家或公民社會都實踐棄成長共產主義，普丁的戰爭恐怕也不會自動結束。在俄烏戰爭這點上，齋藤提供了非常有趣的嶄新論點，但以其博學（相信《人類世的「資本論」》的讀者應該都不會懷疑這點）而言，也許還可以納入更多關於政治權力的討論，讓其批判不只是拆解問題，也能建設可能的出路。否則，若為了強調氣候變遷而完全忽略了國際政治權力運作，難免使其觀點變得單薄且片面。
最後，筆者想指出一個在閱讀本書時感受到的違和感。齋藤主張從晚年馬克思的研究筆記中提煉出棄成長共產主義，並以此重新詮釋（晚年）馬克思的著作。齋藤除了論及〈致查蘇利奇信函〉以外，還談了前文也提過的《哥達綱領批判》，而齋藤非常重視其中這一段：
在共產主義社會更高的階段中，也就是當人們不再如同奴隸般從屬於分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消失之後，勞動不再只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命的第一需求之後，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擴大、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更進一步湧現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社會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各取所需！19
在這段中，馬克思顯然觸及了勞動型態的改變以及共產主義的願景，然而，同樣出現在這一段中的，還有「生產力也擴大、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更進一步湧現」。即便我們同意這裡的集體財富指的是「豐裕」的共產主義，但似乎仍無從解釋為何馬克思仍主張「生產力也擴大」。我們該從馬克思的筆記來重新詮釋「生產力」嗎？生產力擴大的同時又維持棄成長的可能性為何？筆者雖然有這些疑問，但這完全不會減少《人類世的「資本論」》帶給我們的啟發。上述問題都是日後能更進一步探究或與齋藤商榷的主題，也歡迎有興趣的讀者一同加入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