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辛格 (Peter Singer) 作為一位投身於動物倫理的倫理學家，長期關注動物保護議題以及各種人權議題，而加勒特·哈丁 (Garrett Hardin) 是一位美國的生態學家，長期關注環境乘載力以及環境倫理學的相關議題。這兩位學者在「慈善」這個議題上，有著針鋒相對的主張。辛格基於效益主義 (utilitarianism) 的原則，認為我們應該竭盡所能的幫助其他同樣身為地球村成員的人類，哈丁則提出一套救生艇倫理學 (Lifeboat Ethics) ，指出如果我們已經自顧不暇了，那麼根本沒有餘力幫助自己國家以外的任何人。
本文將會簡介辛格的效益主義式論證以及哈丁的救生艇倫理學，並且探討在這個疫情遍佈世界各地的當下，這兩者的理論究竟會產生什麼樣的衝突，而我們又能從中得到什麼樣的啟示。
辛格在將近 50 年前撰寫了一篇名為〈慈善、富裕與道德 (Famine, Affluence and Morality) 〉的文章，當中論證了一種援助他人的道德義務。辛格首先以一個例子為他論證的起點：
如果我經過一個泥濘的池塘，當中有一個小孩奮力掙扎，即將被溺死，我應該要踏進這個池塘，把這個小孩拉出水中。即便這麼做會讓我的衣服沾滿泥濘，但無關緊要，若這個小孩因此而死，那會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1
辛格相信，我們會認為應該要拯救那個小孩，是因為每一個人的性命都很重要。如果我們同意這個案例，也的確相信我們有道德義務幫助那個即將溺死的小孩，那麼有兩個延伸的原則我們應該也要跟著同意：
(1) 這樣的道德義務不分距離；
(2) 這樣的道德義務無關是否有其他人正在參與。
「不分距離」，是指如果這個小孩在物理距離上，離我們相當的遙遠，但我們透過某些機制或動作，同樣可以挽救這個小孩的性命，那麼我們就應該這麼做。這個範圍甚至可以擴及到整個地球村。「無關是否有其他人正在參與」，是指即便已經有人踏入池塘當中，這不表示我們就可以袖手旁觀，因為別人的參與，不會消解我們在道德上的義務。
辛格認為第一個原則或許比較容易理解，但是第二個原則仍然讓許多人相當困惑：如果別人已經做了，我不是就沒事了嗎？為此，辛格請我們考慮第二個例子：
有一位遠在孟加拉的難民，由於戰爭以及各種因素，他的生活資源極度匱乏，因此隨時面臨著餓死的風險。如果我們能夠捐出一小筆完全能夠負荷的零錢給孟加拉的難民救濟基金會，就能避免這個難民餓死，那麼即便有別人已經捐獻了同樣額度的錢，我們也沒有理由不去捐獻，因為我們的捐助顯然可以幫助更多的難民免於受苦。2
辛格的結論遠遠超乎我們的想像，但是完全可以得到效益主義的支持與辯護，因為效益主義認為「一個人只能算做一個，沒有任何人可以算做多於一個」4，而在上述的算式當中，只讓 1 個人活著，而 19 個人死去，跟同時讓 20 個人活相比著，我們當然應該讓 20 個人活著！因此，只要我們相信辛格的效益主義式計算方式5，並且也同意身處孟加拉（或地球上任何一個地方）的難民跟我們一樣都是人類，他們的性命與我們的性命是等價的，那麼我們就有義務避免他們死亡。同樣的，如果地球上仍然有其他人類正因為各種原因而面臨死亡，我們也應該竭盡所能的幫助他們。
這是不是表示我們應該用光我們手上所有的資源，盡可能地追求所有人類的幸福與平等？哈丁對此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
救生艇倫理學的發展，源自有些環境倫理學者將地球想像成一艘「太空船」，哈丁為對抗這個比喻，才提出了救生艇倫理學。支持這個隱喻的環境倫理學者指出，如果整個地球是一艘乘載著豐富資源的太空船，原則上足以養活太空船上所有的乘客，但是如果太空船內部的船員過度浪費，甚至為了搶奪資源而大打出手，最終將會使這艘太空船受到不可逆的破壞。環境倫理學者相信，既然我們都是太空船上的船員，那麼我們應該攜手合作，共同開發並且永續利用這些資源，這才能使太空船永久地航行向下去。6
哈丁對這個隱喻提出了一個質疑：每一個在地球（太空船）上的人（船員），都有均等分享資源的權利嗎？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代表，每天浪費掉的食物大概是 15 萬噸7 ——這些食物足以養活一些小型貧窮國家的所有人口。貧窮國家的人民是否可以要求美國將這些食物捐贈給他們？為了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哈丁以漂浮在海上的救生艇為喻來說明他的理論，我則由哈丁的例子為基礎，盡可能鋪陳出一個可供想像的故事：
從國家的收入以及所持有的資源來看，這世界上約略有三分之一的國家可以稱得上是富裕，因此讓我們想像，這些富裕國家像是一艘又一艘的救生艇，上面裝滿可以支持限定人數的資源——罐頭、口糧、飲水，應有盡有。如果登上救生艇的人數，超出該救生艇（也就是該國）的資源所能支持的數量，那麼救生艇會逐漸面臨資源不足的危機。餘下三分之二的國家則根據他們各自的國家收入，有著不同的配備。國內人民還能溫飽的國家，像是資源極為有限的小艇，勉強能夠支持船上的人過著吃不飽也餓不死的日子。其他更貧窮的國家，其人民則像是在汪洋大海上抱著木板載浮載沉的難民。8
讓我們假設有一艘裝滿資源的救生艇（富裕國家），上面已經乘坐了 50 個乘客，而這艘救生艇所容許的最大容量是 60 個人。在這艘救生艇旁邊的海上，漂浮著 100 個載浮載沉的難民，他們不停地乞求，希望能夠登上救生艇。
哈丁指出，救生艇上的乘客有幾個可能的選項。首先，乘客可能會根據各種倫理學的信念與教導（例如辛格的效益主義式論述），認為要盡可能拯救所有的人。在這樣的信念之下，救生艇上的乘客相信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因此他們決定把這 100 個人全部拉上救生艇，使得只能乘載 60 人的救生艇，現在裝滿了 150 人。很快的，救生艇就沉下去了，每個人都會溺死。正義與公平以災難的形式降臨在所有人身上。
其次，救生艇上的乘客也可以選擇只拯救救生艇容許極限的人數。這表示救生艇上的乘客需要從 100 個人當中選出 10 個人，讓他們登上救生艇。那麼乘客們該怎麼選？最靠近救生艇的 10 個人嗎？剩下的 90 人怎麼辦呢？更不用說，當救生艇上的乘客把這 10 人拉上救生艇後，救生艇的安全係數 (safe factor) 降到了 0 ，使得救生艇在應對疾病或是災害時沒有任何失誤空間。9
哈丁提出救生艇倫理學的目的，是為了駁斥前述環境倫理學家提出的太空船比喻。對哈丁來說，那些將地球視為太空船的環境倫理學家，總環抱著「資源其實非常足夠」這種過度樂觀的信念，甚至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每一個人應該彼此均等分享現有的資源。但是在現實世界中，地球的資源根本不足以提供所有人生存，並且富裕國家也沒有義務（很可能也沒有意願）將資源跟其他貧窮國家均等分享。更不用說地球上有許多公共資源並不能分享，例如海洋、大氣以及南極洲等等未受開發的土地等等。就算是可以分享的資源（例如糧食與飲水）好了，這麼多等待救助的人，我們應該把救助給誰？最好的方法就是管好我們自己，同時讓整個地球乘載的人口慢慢下降，甚至連救生艇上的人都應該跟著做人口控制。
哈丁的提議引發了大量倫理學上的爭議與討論，不過對生存在 2020 年，面對 COVID-19 來襲，而許多國家選擇關閉邊界的我們來說，哈丁的提議說不定是個好選項。如果我們將以面對 COVID-19 來襲的非洲地區國家想像為海上的難民，而富裕國家是搭載在救生艇上的那些人。非洲地區國家必須要面對醫療資源匱乏，病患無法得到妥善照顧，人民可能也缺乏防疫的器具的防疫困境。除此之外，國際旅客無法前來消費，國際貿易減緩甚至中斷，都對這些國家的經濟帶來沈重打擊。11
由於世界原先有能力提供援助的國家，現在也各自被 COVID-19 打個措手不及，根本沒有多餘的資源與人力來協助這些非洲地區國家。即便非洲地區國家在救生艇的案例中，就像海上抱著木板的難民一樣，只能祈禱自己再撐一段時間，但其他國家也正在快速消耗救生艇（國內）資源的當下，根本不可能有餘力去拉他們一把——更別提萬一拉了他們上救生艇（進入自己國家），原先好不容易穩定一些的 COVID-19 疫情更嚴重了該怎麼辦？根據哈丁的提議，你真的那麼願意幫助他們，就帶著（你自己的）資源，搭飛機過去當義工吧。
其實辛格與哈丁的論述，嚴格說起來並不是那麼的衝突，但是他們兩個側重的要點，的確稍有不同。辛格強調的是當我自己的資源有剩時，基於「每一個人都同等的重要」這個原則，我們應該盡可能地幫助所有人到最後的一分一毫，以至於包含我在內的所有人都有相對均等的資源可用。哈丁的假設，則是我們沒有幫助他人的餘裕；即便有，我們也沒有拿公共資源（救生艇上剩下來的空間與食物）去幫助他人的道德義務。因為我們始終需要確保自己即便在危機來臨的時候也能活下去。這兩者都同意的是：你可以拿自己的資源去幫助其他國家的人（也就是海上的難民），只是辛格認為這是一種道德義務，而哈丁認為這是你自己可以做的選擇。
但是我們仍然需要面對另一個問題：我們可以拿剩餘的公共資源去幫助其他國家的人嗎？辛格認為我們當然應該鼓勵政府這麼做，並且我們應該從私人捐款開始，否則政府根本不會重視這個議題，甚至可能會逃避這個責任。哈丁則認為把這些剩餘資源給出去，等於拿所有人的生命做賭注：你怎麼知道你未來不會用到這些資源？那麼在這場 COVID-19 疫情當中居住在臺灣，顯得相對有餘裕的我們，應不應該允許，甚至鼓勵政府這麼做呢？（例如把剩餘的口罩與醫療物資大量地捐出去）
請務必留意，我舉出這些事物作為例子，不是要證明我們的物質與資源完全仰賴其他國家的供給，而是要強調：我們之所以可以用現在這個方式過活，是建立在地球村上所有國家極其緊密的互動合作與生產之上。一旦我們碰到任何一種災難，就立刻採納哈丁的建議，拋棄其他所有國家，然後以鎖國的方式，讓這座島國變成我們想像中的救生艇。可以想見的結局是，我們幾乎不可能維持現在日常生活的樣貌。文化、經濟、思想或科技的發展即便不倒退，也恐怕會在可見的未來內停滯不前。
這或許也表示辛格的論述，在某一個層面上是有其道理的。我們不必然需要依照辛格的說法，將所有資源給到我們與對方均等共享為止，但是基於上述我們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緊密互動合作關係，我們的確是有必要在有餘裕的時候，適量為其他各國提供援助。如果是完全沒有餘裕的情況下，例如全世界只剩下臺灣的疫情受到良好控制，而臺灣以外所有國家的醫療系統全數崩潰12，那麼哈丁的建議就完全值得我們採納。我們很可能要拒絕所有前來臺灣尋求醫療協助者的訴求，並盡可能將醫療資源保留給島國內的人民。
辛格與哈丁的文章，幾乎都是半個世紀以前寫定的，而這半個世紀以來全世界在科技上的發達以及意識形態上的衝突，很可能都遠遠超出這兩位學者當年寫作時的想像。即便如此，我們仍然能夠從這些學者昨日著作當中的洞見，挖掘出可供今日我們參考的論點。在 COVID-19 疫情仍然嚴重的當下，或許透過檢視這些理論，我們能夠發展出一些介於兩者之間，而又能帶領我們走出不一樣結局的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