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佛洛姆 (Erich Fromm)
在本書中，我設法證明，那些以狩獵採集者身分生活在遊群中的史前人類，破壞性最小、最具有合作與分享精神。只有當生產力增加，勞力開始分工，大量盈餘出現，以及有階級組織與特權分子的國家建立起來以後，大規模的破壞與殘忍行為才告出現。文明越進步，權力的角色越重要，則破壞與殘忍越嚴重。
但是，本書有沒有提供有力的論據，可以讓我們相信，在未來，攻擊性與破壞性在人類的動機結構裡將再度扮演最低量的角色？我相信我有提供，也希望有許多讀者認為我有提供。
防衛性攻擊性是生而具有的，但惡性攻擊性—施虐癖和戀屍癖—卻不是如此。因此，惡性攻擊性是可以大大減低的，只要人類改變他的社會經濟環境，使這環境適合充分發展人的真正需要與能力，適合充分發展人的自我活動和創造力量，並以此做為發展的目的。剝削與操縱會產生無聊與瑣碎，會讓人殘缺，而一切會讓人心理殘缺的因素，都會使人變為施虐者或破壞者。
有些人會說我的這個立場是「過度樂觀」、「烏托邦式」或「不合乎現實」。為了了解這些批評有沒有道理，看來我們需要對「希望」這個概念的歧義性，還有對何謂樂觀與悲觀，有所討論。
假設不看好天氣狀況，但我還是計畫週末到鄉間旅遊，這時，我可以說「我是樂觀的」。但假設我的孩子病得很重，命懸一線，這時，如果我說「我是樂觀的」，便會給人一種奇怪的感覺，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我這種話似乎是事不關己的。然而，我也不太適合說「我確信（I am convinced）我的孩子會活下來」，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我並沒有確信的根據。
那麼我能怎麼說呢？
最適當的說法大概是這樣：「我有信念 (I have faith) 我的孩子會活下來。」但是，「信念」（信仰）一詞由於有著神學上的意涵，在今天已經很少人用。然而，那卻是我們所能有的最佳說法，因為「信念」隱含著一個極端重要的元素：熱烈地、強烈地要我的孩子活下來的願望，因此我會盡一切可能使他康復。我不只是一個旁觀者，我不像處在「我是樂觀的」的情況中那樣，是和我孩子分開的。我是我所觀察的處境的一部分；我牽涉在內；我對我孩子的生死做出判斷，但他不是我這個「主體」的「對象」；我的信念是根植於我與孩子的關聯性，是一種知識與參與的混合體。當然，我所說的信念是「理性信念」(E. Fromm, 1941)。這種信念是以對一切相關資料的清楚認識為基礎，不像「非理性信念」那樣，是一種以欲望為基礎的錯覺。
樂觀是疏離形式的信念，悲觀是疏離形式的絕望。若我們真正地回應人和他的未來（即以關心和有責任感的方回應），則我們的回應只有兩種可能：懷有信念或是絕望。理性的信念與理性的絕望，都是得自於對關係到人類生存的所有因素的最徹底評估。對人類的理性信念是以他得救的真正可能性為基礎。如果看不到這種真正的可能性，我們便只能陷入理性的絕望。
有一點需要在這裡強調。如果我們對人類的改善抱著信念，大部分人馬上就會責之為不切實際，但是他們沒有看出來，絕望也往往同樣不切實際。「人類向來就是屠殺者」這句話說出口很容易，但並不正確，因為說這話的人沒有把錯綜複雜的歷史因素考慮在內。「剝削他人是人類天生的欲望」也同樣容易說出口，但卻也同樣忽略了（或扭曲了）事實。簡言之，「人性本惡」並不比「人性本善」更合乎事實。但「人性本惡」比較容易使人相信，凡是要證明人性邪惡的人很快就可以找到一大堆追隨著，因為他讓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的罪惡找到藉口，而且他說這句話似乎不必冒什麼險。然而，散播非理性的絕望，這本身便是一種破壞行為：就像散播一切不實的事情一樣，它會讓人們洩氣和陷入混亂。散播非理性的信念，或把假的彌賽亞說成真的，同樣是破壞性的，因為它會蠱惑人心，然後使之癱瘓。
不幸的是，大部分人的態度既不是有信念也不是絕望，而是對人類的前途漠不關心。至於那些並非完全漠不關心的人，則不是樂觀就是悲觀。樂觀者是信仰人類「進步」的人，他們認為人類的成就就是科技成就，認為自由就是免於直接壓迫，就是消費者在許多表面上看起來不同的商品之間有選擇的自由。原始人的尊嚴、合作和仁慈不能打動他們，科技成就、財富與殘暴不仁則可以。西方人對科技落後民族的多個世紀統治已經在樂觀者心中烙下一個成見：「野蠻人」怎麼會是人？他們怎麼能和飛上月球——或按一下按鈕就能毀滅幾百萬人——的人平等，遑論更優越？
樂觀者都過得舒舒服服（至少到目前是如此），所以負擔得起當「樂觀者」。至少他們自己是這樣認為，因為他們是那麼的疏離，以致即便他們的後代子孫受到威脅，他們也不為所動。
至於「悲觀者」，他們實際上和樂觀者無甚差別。他們也是過得一樣的舒服，投入的也是一樣的少。他們像樂觀者一樣，很少關心人類的命運。他們並不感到絕望，否則他們就不會、也不可能像現在那樣心滿意足地過日子。悲觀者的悲觀有一主要功能：透過散播做什麼也沒用的觀念，他們讓自己免於去面對要他們去做些什麼的內在需求。樂觀者也是用他們的樂觀去讓自己免於面對同一種內在需求。他們告訴自己：無論如何，一切都會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因此我們什麼也不必做。
本書的立場，是對人的能力抱著理性的信念，認定人類仍有能力掙脫自造的致命環境之網。這既不是「樂觀者」的立場，也不是「悲觀者」的立場，而是具有理性信念的激進者的立場，他相信人類有能力避免最終的災難。這種人道的激進主義探入了人類處境的根本，因此也探入了它的原因；它要把人從錯覺的鎖鍊裡解放出來；它假定我們必須做出根本的改變：需要改變的不僅是我們的政治與經濟結構，還包括我們的價值觀、我們的人生目標概念和我們的個人行為。
有信念意味著有勇氣去想像不可想像的事情，但它仍然得在事實上可能的範圍內行動。它是這麼一種弔詭的希望：天天預期著彌賽亞的到來，然而也沒有因為彌賽亞沒有在指定的時間來到而灰心喪志。這種希望不是消極的，也不是有耐心的。正相反，它是最沒有耐心的，最積極的，會在有實際可能性的範圍內尋找一切行動的可能性。就個人的成長與解放而言，它更絕不是消極被動的。當然，社會結構會對個人的發展加上嚴重的限制，但那些主張個人改變在今日社會不可能發生，和甚至不可求的所謂激進分子，卻利用他們的革命意識形態做為拒絕進行內心變革的藉口。
今天，人類的處境已經太危險，不容我們再去聽從煽動家的言論（那些致力於破壞的煽動家更不用說）。甚至那些只有大腦活著而心靈已硬化的領袖，我們也絕不可再聽從。批判性與激進的思想若想結出果實，必須先跟人類最珍貴的稟賦結合在一起，即與愛生命之愛結合在一起。
※ 本文為木馬文化提供之文摘，摘自 (2022). 人類破壞性的剖析. pp.5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