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棄自由如同放棄人性，也放棄了作為人的權利與責任。」
「社會公約沒有摧毀自然平等，與之相反，以道德與法律上的平等，彌補自然強加於人類的不平等，無論身體與智力如何不平等，人可以透過契約與權利達到平等。」
「人生而平等，是自己的主人，沒有人能以任何藉口，未經許可強迫他人。主張奴隸之子生而為奴者，就是主張自己並非生而為人。」
總結一句
自由社會養育公民，公民因而變得高尚，但也為了整體需求而放棄部分的個人自由。
同場加映
諾姆．杭士基《理解權力》（10章）
尼可洛．馬基維利《君王論》（31章）
約翰．斯圖亞特．彌爾《論自由》（33章）
柏拉圖《理想國》（38章）
約翰．羅爾斯《正義論》（40章）
尚－雅克．盧梭 Jean-Jacaques Rousseau
盧梭、德尼．狄德羅、伏爾泰同為法國啟蒙時代的代表人物。
盧梭的興趣極為廣泛，他的政治哲學著作影響尤其深遠。
在盧梭開始反對君主制的「君權神授」及「自然狀態」前，他與約翰．洛克、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算是一脈思想，一樣相信主權屬於人民，但霍布斯與洛克的想法與盧梭不同，他們接受統治者是得到某種同意（君權神授）的說法，而盧梭的想法更實際一點：如果人民確實擁有權力，則應為人民掌管統治之權。
日內瓦出生的盧梭，調查了當時的政治情勢，在著名的《社會契約論》第一頁寫下：
人生而平等，卻無處不是枷鎖。以為能主宰他人者，比起他人更像是奴隸。
由盧梭的言論，不難理解他最終為何被法國及瑞士驅逐出境，歐洲傳統體制默默潛藏於人心中，奠定每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他們無法容忍歐洲體制受侮辱。
盧梭思想對法國大革命有重大影響（他死後法國授與最高榮譽，並葬於萬神殿），他的思想也領先特定歷史情境。從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到阿拉伯之春，人民展現對自由與參與政治的熱情，顯見盧梭思想成為當代文化的一部分。
盧梭的社會契約或公約，以「無論身體與智力如何不平等，人可以透過契約與權利達到平等」為基礎，也就是說，唯有在法律框架下運行，人民才能受惠。人可以在自然狀態下得到快樂（不文明的方式），但無法開發自己的潛力，唯有社會才能提供環境發展人類美德，美德則可以提升人類水平。
政治平等及自由並不是天生權利，而是最高階的人類或社群需要這種權利，它們才會存在。
盧梭認為除非法律存在，否則不可能實現自由。他在《山中書簡》（Lettres écrites de la montagne）中寫道：
自由不在於自己的意志，而在於不受其他事物脅迫，也不讓別人受自己脅迫。
穴居人從他的洞穴往下看，只看到城市中的種種限制，無法欣賞文明帶來的高度發展。人類離開自然狀態而放棄的東西（隨心所欲，搶劫、偷竊都不會被法律約束），比他獲得的補償更多，但也因個人願意為國家放棄自由，不安定、妄為的存在，會被正義及不可剝奪的財產權取代。
社會中，人類被要求以責任、理性、同理心取代本能及衝動；而自然中，人類是「蠢笨且乏味的動物」，他們加入以法律及平權為基礎的社群，成為「聰明的人類」，人類只能在國家的框架中才能好好生活，而好的社會也能提高公民水平，「靠個人偏好治理國家等同實行奴隸制度，而遵守法律時就是自由的展現」。
盧梭的時代，普遍毫不質疑地接受「強權即是公理」。《社會契約論》中，他試著戳破這個空洞的說法：
暴力是物理力量，我不知道它如何能產出道德。屈服於暴力是必然的行為，但絕非自願，所以這必須是謹慎的行為。由此，強權怎麼能成為道德責任呢？
根據「服從手握權力者」的原則，盧梭提到，只要權力減弱，就沒有服從的道理。讓服從成為責任的唯一方法，就是擁有權力的人同時擁有眾人認可的道德權威。因此，他說「既然沒有人對同伴有天生權威，既然暴力本身沒有權力，人類所有合法權威就必須立於契約之上。」那麼，若統治者的權威自上帝而來呢（這種想法至十八世紀都還存在）？盧梭幽默地回應：
所有權力都來自上帝，我同意；同理，所有疾病也來自上帝，那我們就不能去看醫生嗎？
盧梭以人民與專制君主間的協議來舉例說明，人民想得到的是「生活平靜的保證」，卻發現君主往往不擅長統治，總是打仗浪費公眾資金，把人民當砲灰。盧梭說，即使想與君主做協定，也不能代表他的子孫一同協定，因為他們生來就是自由的，「只有他們自己有權作主」。
盧梭認為，忠於君主的問題在於，君主統治不夠透明，也沒有確定性。公民契約總是暴露於風險之中，君主一時興起就足以毀壞契約，因此民主必須建立於每個人都願意為整體人民或國家放棄個人權利，相較於君主獨裁，法治對人民更有利。
不過，為國家放棄個人權利，可能會發現個人意志與普遍意志不同，個人與國家間的社會契約要求「拒絕遵循普遍意志者，受到整體約束仍必須被迫遵守」，盧梭更明白地說：這樣的人會被「強迫自由」。
這就是盧梭說極端民主反而像獨裁的地方，雖然根據他的立意確實良善，但只有議會主權及普遍意志，才能確保民主社會妥善運行，盧梭將全體意志（所有人想要）與普遍意志做出區分：全體意志可以簡單總結為所有人的利益及欲望，但普遍意志是大眾的共同利益，人人皆能受惠的層面，所有人的欲望會互相平衡，在混亂之中廣泛的公眾傾向就會浮現。盧梭提出警告，我們應該時時警覺某部分團體利益變得太具威脅性，偏離了普遍意志（看看現今政府幾乎被遊說團體與公會操作，盧梭真的非常有遠見），一個受全體公民支持的國家，就應該為全體公民而存在，而非為團體或個人而存在。
盧梭警告，社會是被對立的觀點與衝突所分化，沒有人願意將個人意見置於普遍利益之下，而現今許多成熟的民主體制反而不健康，演變為政黨之爭，而非合作精神。盧梭成長於瑞士，他以瑞士為典範，特別重視政府中真正參與議會的人，但他沒有預見今日遲滯的民主選舉，僅以政黨作為代表，缺乏個人實質參與。至今，每當我們聽到政府中有貼近人民的發言，那就是盧梭思想的回音
盧梭確實睿智地不企圖決定政府的理想形式，因為世界會根據人和國家而有所不同，然而在「論好政府的標誌」一章中，他給出了指標，好的民主政府應該是什麼樣子？會有龐大、繁榮的人口，他們在自己的領域中感到安定且自在，若是這種情況，治理結構的準確性質就是理論問題了。
只要有人還生活在君主體制之下，《社會契約論》就仍有價值。君主經常覺得建立和平就是好的表現，但盧梭說「真正繁榮物種的不是和平，而是自由。」只要人民依然「因循桎梏」（維持絕對君主或獨裁統治），他們就會不停的活在統治者隨時可以傷害人民的衰退國家中。雖然大型戰爭、飢荒或其他事件會不停發生，但人民基本上是否自由，可以從健全、長遠的體制中窺見一二，這才是最重要的。
《社會契約論》也是對現代民主的永恆警示，個人變得不夠獨特，過於黨派化，過度美化自己的行為，盧梭說：「大眾集會的意見越是和諧，普遍意志就越佔優勢；反之，爭辯不休、意見分歧、動盪不安，則顯現特定團體利益正處於優勢，而國家正在衰落。」
對抗君主制度的有利武器，也是病態民主的補品，盧梭為我們留下不朽的讀物。
※ 本文為出版社提供之書摘，選自 (2019). 一次讀懂哲學經典. ，第 17 章， 頁 409-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