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學補完計劃】本文原刊於《立場新聞：哲學版》，2021 年 9 月 14 日
文/陳瑞麟（中正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
在 2014 年和 2018 年，凸顯「臺灣哲學」這個名稱的兩本論文集相繼出版，它們是洪子偉主編的《存在交涉：日治時期的臺灣哲學》1與洪子偉和鄧敦民合編的《啟蒙與反叛：臺灣哲學的百年浪潮》2。前者主談日治時代的臺灣哲學，作者多為懂日文的年輕世代哲學家，後者則匯集臺灣老中青三代以西方哲學研究為主的哲學家，討論對象從日治時代哲學到戰後的「歐美哲學」，兩書迅速在臺灣掀起一股關注臺灣哲學的聲浪，也影響網路上更年青的哲學世代們。
長久以來，在臺灣的哲學概論課堂上，教師們總是對學生介紹說，臺灣的哲學研究版圖分成中國哲學、歐陸哲學、英美哲學三大塊。這樣有所謂的臺灣哲學嗎？怎麼會一個近來出現的名詞，馬上就有了百年浪潮？這是不是刻意的建構？在臺灣大學圖書館網站以「臺灣哲學」為關鍵詞搜尋，甚至會查到很多雜七雜八的文獻。然而，這些文獻所談及的「臺灣哲學」與當前的「臺灣哲學」是不是同一個名詞？是不是有相同的意義？換言之，「臺灣哲學」該如何理解、如何定義？
確實，從建構論 (constructivism) 的歷史觀來看，臺灣哲學開始進入哲學人的視野裡是近來的事。然而，「臺灣哲學」這個名稱不是突如其來的產物，臺灣哲學界一些朋友私底下早已懷想、談論多時，在正式的學術出版品上，也有我在 2003 年於《政大哲學學報》發表的〈台灣科學哲學的首航：殷海光的科學哲學〉，更早則有 1996 年成立的台灣哲學學會3 ，以及只出版五期就停刊的《台灣哲學研究》期刊，再往前溯有廖仁義於 1988 年發表在《當代》的〈臺灣哲學的歷史構造〉一文。
對於哲學人而言，定義一直是件困難的任務，也總是爭議的來源。下定義、釐清定義、界定定義涵蓋的範圍、爭論定義適當與否等等，始終是對哲學人的挑戰，卻也是他們熱衷的活動。「臺灣哲學」定義的難度更與臺灣的複雜命運與政治處境高度相關。要討論「臺灣哲學」，不能不談一點臺灣的當代歷史。
1945 到 1949 年是臺灣哲學發展歷史的大斷層。來自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經驗與觀點，結合國民政府對臺灣人的再中國化，加上所謂「復興中華文化」的使命和運動，中國哲學成為臺灣的「本土哲學」，有別於來自異文化的西方哲學。「中、西哲學」、「中、西文化」二分也成為 1950 到 1980 年代間框架臺灣的哲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和爭辯的基本架構。中國、歐陸、英美三大哲學版圖的架構是 1990 年代後才逐漸流行，因為之前殷海光倡議分析哲學、新儒家倡議德國哲學，引導年青學生赴海外取經，逐漸在 1980 年代開花，在 1990 年代結果，大量留學美、英、德、法的哲學博士回臺，學院哲學走向專業化，原來的西方哲學便被切分成歐陸與英美，加上原有的中國哲學，鼎足而三。「臺灣哲學」是要被增添到這個架構上，變成以地理文化區域劃分的四大區塊嗎？
二十世紀新儒家在 1950-1980 年代間往來於香港和臺灣4，他們強烈反對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相信唯物論破壞傳統中國文化。新儒家哲學家對於傳統中國哲學與文化抱持濃厚的情懷與強烈的使命感，對他們而言，傳統中國哲學的現代化是恢復中華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手段。因此，他們一方面援引西方現代哲學（如康德和黑格爾）來重建傳統中國哲學，另方面追求中西哲學會通，倡議傳統中國哲學現代化（或現代詮釋），影響臺灣的學子甚鉅，也培育了大量的中國哲學研究者，於臺灣一些大學哲學系、中文系和通識中心任職。然而，政治的發展與演變總是在為哲學家製造難題。
中國共產黨主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隨著 1978 年的改革開放，逐漸在二十一世紀崛起，甚至一躍而成能與美國抗衡的新興強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生活在中國大陸這片龐大土地上的龐大人民，過去七十年來也發展了自家特色的哲學──從土地與文化繼承的角度來看，這是不折不扣的「（當代）中國哲學」。臺灣則在 1980 年代末進行政治改革，解除戒嚴，蛻變成民主政體，並於 1996 年全民直選總統，雖然它並未改變「中華民國」的國號，但是，臺灣有自己獨立的文化發展歷程，臺灣主體意識也隨著民主化而增長。希望自我的努力能被看到是人的天性，被臺灣哺育成長的哲學人們自然地希望有一個能代表自己的名號——也就是「臺灣哲學」。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定義「臺灣哲學」就不能不處理中國哲學與臺灣哲學的關係：臺灣哲學只是中國哲學的一部分？抑或中國哲學是臺灣哲學的滋養成分？
二十一世紀年輕世代的臺灣學院哲學家紛紛走向國際舞台，越來越多出身臺灣的哲學家能以英文寫作，並在國際哲學期刊發表論文、甚至出版專書。哲學，就像科學一樣，逐漸全球化，例如許多歐陸國家的年輕哲學家，都能以英文寫作並互相對話6。 何況，哲學是一門處理抽象又普遍概念的學問，像「存在」、「邏輯」、「真理」、「對錯」、「知識」這些概念，其抽象和普遍的程度甚至超越科學概念，在這種全新的處境下，有些人不免會想：強調地域性的「臺灣哲學」能有什麼意義呢？
這些政治、文化、學術的歷史發展與演變，都為定義「臺灣哲學」製造難題，可稱為「臺灣哲學的問題」(The problems of Taiwanese philosophy)。我們是否能有一個足以解決各個難題的「臺灣哲學」定義（必涉及一個概念架構或理論）？在《啟蒙與反叛》一書中，我貢獻了一篇〈論臺灣哲學的主體性〉，以下的觀點主要是該文的精簡。7
如果臺灣哲學家的思想能引起國際性的迴響和討論，而且國際上都看到了這位哲學家的臺灣認同，而且未來有更多具臺灣認同的哲學家獲得國際能見度，那麼一個「臺灣哲學」的形象在國際上就會越來越凝聚、越來越清晰。換言之，哲學如同科學一樣，越國際越在地。
舉例來說，世界上多數國家哲學界都會討論康德的哲學，可是大家還是會把康德哲學歸屬給德國哲學。這不是因為康德哲學涉及日耳曼的獨特文化和材料，而是因為康德成長在德國的文化內，他用德文寫作而且有日耳曼文化認同。當年康德出生與生活所在地哥尼斯堡，在立陶宛附近，今天屬於俄羅斯的領土。康德不是憑空創作他的哲學思想，他汲取了西方哲學傳統的養分，蘇格蘭哲學家休姆「驚醒他獨斷的迷夢」。可是，這個出生地的屬地變遷、外國思想觀念的啟發與繼承，都不會妨礙康德哲學被歸屬給德國哲學。當然，康德哲學廣泛的國際影響力，使它既是德國哲學，也是歐陸哲學、又是全球哲學。換言之，哲學的區域與文化屬性並不妨礙它的跨區域影響力；而且哲學家思想源自其他文化哲學傳統，也不會改變他自己的文化認同與哲學身份認同。我們亦是如是看待各國的大哲學家與其思想。
因此，不是說因為臺灣的當前哲學研究者都在作中國哲學、歐陸哲學、英美哲學，所以，他們的成果不能算是「臺灣哲學」。相反地，臺灣哲學應該是以臺灣哲學家的身份，把從世界各國哲學吸收的養分轉化成自己的主體性。也因此，與國際哲學家對話恰恰是臺灣哲學成長必要的一部分，也是必經的階段。臺灣的哲學社群當然可以自主決定在當前「中國、歐陸、英美」的三分架構中添加「臺灣哲學」成為第四個區塊，因為「臺灣哲學」涉及的是一個臺灣人對於全球各文化的地理分佈與歷史演變的新觀點與新架構，這個觀點和架構需要被推上國際舞台，成為臺灣哲學家自我彰顯的身份表徵。
這也意味著，臺灣哲學並不只是過去的哲學成果、不只是「戰後臺灣哲學史」或「日治時代的臺灣哲學史」。當然，日治時代和戰後臺灣的哲學史必定在「臺灣哲學」涵蓋的範圍內。未來史家投入書寫一部臺灣哲學史也是建構臺灣哲學、定義「臺灣哲學」的必要手段之一。開場兩本書就具有這樣的功效。可是，這會帶來一個新問題：究竟哪些人的哲學思想該被寫入臺灣哲學史內？這裡無法全面處理這個問題。8
最後，我們終究得面對「臺灣哲學」與「中國哲學」的關係。在臺灣哲學界的用法中，「中國哲學」這個名稱其實指涉傳統中國哲學，亦即從先秦、兩漢、魏晉、隋唐、宋元明清、到二十世紀前半共和中國（中華民國）等歷代的哲學思想，但並不包括二十世紀下半葉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的（當代）中國哲學。如果「中國哲學」這個名稱無法排除當代中國的哲學，那麼，對於臺灣哲學而言，中國哲學就應該被放在歐陸哲學、英美哲學相似的位置上，做為臺灣哲學家的研究與對話的對象，或成為臺灣哲學的滋養成分，但是本身並不是臺灣哲學的一部分。然而，一位具有臺灣認同的哲學研究者所詮釋、發展與現代化的傳統中國哲學，當然可以算是臺灣哲學的一部分，正如他們對英美或歐陸哲學的詮釋與發展，是臺灣哲學的一部分。
對臺灣的哲學研究有相當影響的二十世紀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人的哲學呢？算不算臺灣哲學？我猜想，香港哲學界也很想把他們的哲學稱為「香港哲學」，因為他們甚至參與中文大學前身的新亞書院的創辦與教學，部分作品也在香港寫出。從地理區域的觀點來看，就像「英美哲學」這個名稱一樣，在「臺灣哲學」和「香港哲學」之上，也可以新立一個「港臺哲學」的範疇。然而，如果從身份認同的角度來看，二十世紀新儒家無疑是傳統中國文化的認同者，他們實在缺乏臺灣主體性的認同，但是他們的哲學思想，當然像傳統中國哲學一樣，可以成為具臺灣認同的哲學家的思想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