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麗外表的背後

近年來，中國崛起已經不是什麼新聞了，其國內生產總值 (GDP) 的逐年升高也是眾人看在眼裡的事實；然而，強國快速發展的同時，卻難見其代價究竟為何——這也是北京政府努力掩蓋的對象。日本放送協會 (NHK) 所推出的這支紀錄片《消失的律師》，清楚地刻畫了中國政府打造一個法治國家的方式——鎮壓 (Crackdown)——副標題「法治在中國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更是反過來地表示這個手段所欲達到的目的，法治，而且還加了定冠詞，表示是個被限定的法治，就是那個我們所知道的法治。儘管如此，還是多了地域性的限制，不是其他國家的法治，未必是普世適用的法治，毋寧就是中國的法治，不多也不少。

中國政府對異議份子的鎮壓，不只是對地方抗議人士為之，例如一直有爭議的新疆與西藏，或是今年的香港，也包含了各地因為國家開發而被迫遷離原生家園的人們，或因為國家政策改變而被迫移居的人們，例如北京低收入戶的清除等。被壓逼的人，更包括了律師，那些協助弱勢人民以對抗國家不當干預的法律專業人士。本紀錄片以單一律師被捕後，家屬為其的奔走營救為主軸，帶出其他律師為其辯護期間而受到牽連的過程，最後以辯護律師提議妥協以換取人身自由作爲結尾。看起來只是個別的律師遭受逮捕，實際上卻反映了中國政府對於律師維權而對抗國家的普遍回應，就是鎮壓。

國家高權的無所不在

《消失的律師》以 2015 年的 709 大抓捕事件作為開端，圍繞在王全璋律師被捕以及其妻李文足女士為之奔走營救的過程。由於王全璋拒絕與政府妥協認罪，除無限期的延押、無公開審理外，也無從與家屬會面以及與律師會見。歐美各國媒體對此案多有關注，也對中國政府的鎮壓表達抗議，台灣媒體亦然。然而，中國政府則認為涉案律師煽動人民、顛覆國家；儘管中國內部亦有不少聲援受抓捕律師的聲音，卻宛如蚍蜉，難撼大樹。

《消失的律師》以 2015 年的 709 大抓捕事件作為開端，圍繞在王全璋律師被捕以及其妻李文足女士為之奔走營救的過程。公視提供。

紀錄片中，我們可以看到李文足多次往返疑似關押王全璋的監獄（或看守所）中，都因為「上方有令」，無功而返。最後甚至有律師致電管理人員，意圖動用個人關係以換取會見之可能，也未能成功。李文足奔走期間，我們還可以看到國家警察的無所不在，不論是被動地接到鄰人告知而前來查訪，抑或是在外國元首訪問期間主動地群聚在她家門口，使之無法出門，更遑論直接在公寓樓梯間架設錄影機，對準了她的家門。

面對李文足的種種抗議行為，警察甚至將她架上警車、載回住處（這裡沒有提及警察是否有任何的法律依據可以如此作為，畢竟中國人民人身自由之不可侵犯且非檢察院批准或法院決定，不受逮捕，也是中國憲法第37條的規定）、甚至動員了住處鄰人以對抗她的聲援同伴，投以「漢奸」等謾罵。看到這一幕，我心中不禁百感交集，不知那些鄰人是收了什麼樣的好處而出面，抑或真的是維護社區秩序的自我規訓，甚至是「你不出面表示你跟他們是一夥的！」中國政府於人民的民族主義式愛國教育如此之深刻，任何發表與政府不同的意見，都成了通敵賣國，彷彿在每個人身上都看得到權力的運作，赤裸但真實。

法治在中國？

擱置可能的權力毛細管作用，紀錄片很想要告訴我們的，是在中國的法治。什麼是法治 (Rule of Law)？法治在英美法與德國法其實有截然不同的理論基礎，但我們很容易混淆。簡言之，英美法的法治從程序中衍生出來，且針對法院審判程序之公正，其奠基於法治史連續的長年發展而與經驗緊密連結；而德國法的法治國則著重於主權統治之正當性問題，其以自然法理論為基礎，因而得以不受時空限制。於此，暫時不談英美法中的法治與德國法理解的法治國 (Rechtsstaat) 在法哲學基礎上的差異，二者共同的核心概念，仍是人民（德國法下的法治國）或政府（英美法中的法治）對法之臣服，也就是人民作為立法者、遵循自我設立的法律；由此，國家才得以擁有「主權在民」的正當性來源，民主與法治也因此相互依存、互為條件。

法治，不只拘束人民，更拘束國家高權 (staatliche Gewalt)，使其任務在於法秩序之維持。於立法，憲法具有優位性 (Vorrang der Verfassung)；於涉及人民基本權事項之法律保留 (Gesetzesvorbehalte)，非法律不得予以限制；於行政，則有政府依法行政之必要 (Gesetzmäßigkeit der Verwaltung)；於司法，法院獨立之保障 (Unabhängigkeit des Gerichts) 與法院程序 (Gerichtliches Verfahren) 使司法中立性有所可能，也是程序正義之所在；相應地，人民也必須有法院接近之可能。律師，便是協助人民得以接近法院、使雙方當事人得以武器平等之專業人士。抓捕律師，又不給予辯護人以保障訴訟權，更不提供公開之法院審判，不只是對權力分立的傾軋，更是對於法治國根本的侵害。

法治，然後才是政治。然而，在中國似乎並非如此，毋寧恰好相反。公視提供。

猶記得，在中國，法治之上，尚有政治。縱有憲法於基本權利之保障，仍不敵「政治問題」對政府干預正當化之可能。人身自由如此、人性尊嚴亦如是。相較起歐美國家的法治，人民臣服於法而後立法，才有憲法與國家統治之正當性來源，進而依循權力分立，使立法權與行政權得以相互制衡，而司法權得以中立地判斷法秩序之維持是否可能，這也是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被稱為「憲法守護者 (Hüter der Verfassung)」之所在。換言之，在法秩序的框架之下，才有人民的基本權利，也才有國家高權——立法、行政與司法——之運作可能。

法治，然後才是政治。然而，在中國似乎並非如此，毋寧恰好相反。政治似乎是一個法所不及之處，一個法外之地，宛如阿岡本 (Giorgio Agamben) 筆下的神聖之人 (Homo Sacer) 所處的狀態，被排除在法之外；降臨在他頭上的，只有赤裸裸的暴力，別無其他。當政治存在於法治之外，便無疑地開啟了專制的可能性；法不在是建構整個國家、社會乃至於個人於人格之自由的框架，而淪為個別統治者的工具，用韋伯 (Max Weber) 的話來說是宰制 (Herrschaft)，在鄂蘭 (Hannah Arendt) 看來則是暴力(Gewalt)。在中國，這個工具有個名字：「顛覆國家政權」。

當然不是說，律師絕對會守法、律師不能被逮捕等等，畢竟有違法行為，國家基於維持法秩序之任務，自然必須對於違法行為予以回應。問題從來就不是在「能不能逮捕」，而是「逮捕了，然後呢？」一不給予辯護人輔助的機會，二不提供公開審判；王全璋多達千日的「被消失」恰好呼應了那個法外的狀態——叫天天不靈、喊地地不應——彷彿跌落無間地獄，輪迴不斷。

不只是中國律師，法外狀態的宰制／暴力，似乎以任何人為可能的對象。公視提供。

不只是中國律師，法外狀態的宰制／暴力，似乎以任何人為可能的對象，只要是「顛覆國家政權」，或甚至是公然地，也就是暴露自己地，對抗中國政府。今日或許是某個抗議的市井小民，或因為臨時被趕出合法租賃的住宅，或因為政府城市開發而徵收房屋，或是因為地方政府違法情事下的犧牲者，又或許是個未持有中國護照卻被認為是中國人的人——利如李明哲——逮捕、被認罪，隨後是樣板式的公開審判，沒有任何法律上的異議，也沒有任何法治上的意義。當然，「顛覆國家政權」這個宰制／暴力手段的對象也可能上到達官貴人，今日的當家掌櫃，可能明日就成為階下囚；本應以維持法秩序穩定為己任的國家高權，在中國，似乎只剩下各種政治鬥爭、社會鬥爭之間的宰制展現與暴力運作。而法治，無非只是粉飾這一切的標語。

法治在中國，看在法治眼裡，一點也不法治。

※後記：走筆至此，又發生了日本北海道大學教授至中國學術交流卻被扣留的新聞，而加拿大總理在 2018 年便批評中國這樣的做法無疑是「人質外交」，儘管中國對外宣稱受扣留學者涉嫌間諜活動。感嘆之餘，仍須關注的是，其是否受有法治原則之諸多保障，例如辯護人協助、公開審判程序等。偌大的「法治」標語，顯得格外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