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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我們無法與勇武割席:從漢娜‧鄂蘭〈戰爭與革命〉一文說起

核爆也不割

2019 香港反送中運動海報之一
2019 香港反送中運動海報之一〈核爆也不割〉
澳洲格里菲斯大學哲學博士(教育社會學)研究生
郭恩成畢業於香港大學,主修英語教育及比較文學,曾於香港兩所中學任教,後往英國劍橋大學修讀教育社會學及政策的哲學碩士... 更多
難度: 
3

香港「反送中」運動越演越烈,無論是來自警方的殘酷鎮壓,7 月 21 日元朗地鐵站發生的黑幫毆打示威者事件,還是 8 月 11 日少女被布袋彈傷至盲眼等事可見,「暴力」成為關鍵詞。香港民間聲援抗爭者一直有一句口號,「不分化、不割席、不撤不散」,期望向來「和平、理性、非暴力」(簡稱「和理非」)的泛民主派支持者,不要苛責前綫的勇武抗爭者。

筆者也是「和理非」的氛圍下成長,甚至一時間也要適應這突如期來、激烈的民主運動,也想對「割席」與「不割席」這問題作出多一點思考。本篇主要從著名的猶太哲學家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的〈戰爭與革命〉1一文,思考為什麼人類歷史無法與「勇武」甚至「暴力」割席。

漢娜‧鄂蘭《論暴力》

Hannah Arendt

漢娜鄂蘭於 1975 年
漢娜鄂蘭於 1975 年
港臺的讀者對漢娜‧鄂蘭的名字應該不會感到陌生,其《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2更是膾炙人口。臺灣前行政院長江宜樺也曾十分推崇漢娜‧鄂蘭的著作,他自身便是以漢娜鄂蘭作為碩士與博士論文的主題。當然,筆者對一名自稱鄂蘭的推崇者當年鎮壓太陽花學運感到有點惶惑。基於篇幅所限,未能梳理或評論江對漢娜‧鄂蘭的解讀。但筆者肯定的是,閱讀漢娜‧鄂蘭的著作,目的不是歸納信條,為「暴力」、「革命」、「行動」等概念去下科學化的定義,閱讀她的著作時,更應該要帶有一種歷史觀去理解她的思想,正如《平凡的邪惡》的文體,更貼近報導文學及評論,並非僵化的思想及哲學信條。

「戰爭與革命」一文是鄂蘭《論革命》(On Revolution)一書中的引言。與她另一著作《論暴力》(On Violence)3互相呼應,一開首,鄂蘭引用列寧的說法,指出一個歷史事實,就是,在二十世紀,戰爭及革命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在人類歷史中,戰爭及暴力長期以來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上世紀二次大戰後,雖然沒有更大規模的戰爭,世界和平成了我們社會的常態,但人類及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並沒有因為和平的來臨或大規模戰事的消失,而放棄了最原始的鬥爭思維。

2019 年在東亞地區看似和平,但從中美貿易戰、正在香港發生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人民鬥人民的內戰狀態,其實,古今中外,戰爭一直也存在,也是人類歷史裡的常態,只是以不同的形式上演。正如鄂蘭在文中所說,戰爭消失後,國際間的關係沒有根本性的變化,人心與思想沒有徹底地改變並馴化為港人口中所講的「和理非」。當香港人及臺灣人面對激烈衝突及血腥鎮壓而感到不安時,希望社會回歸理性平靜時,只是反映我們安逸太久了,忘記了過去曾發生的「二二八慘案」、「戒嚴時期」、「文化大革命」等動盪時期,缺乏心理準備去面對暴力來臨。

故此,鄂蘭不是去書寫什麼政治哲學信條,她從歷史的角度去寫古代社會怎樣去理解戰爭的理由。一般而言,人民不想透過戰爭及暴力去解決社會問題,正如古希臘雅典城邦,也希望透過游說 (persuasion)、議會政治去解決紛爭,而不是訴諸暴力。然而,鄂蘭也指出,很多時候,認為議會辯論可解決紛爭也是自欺欺人的 (self-deception)。按照雅典城邦的習俗,領袖可以游說對方飲鴆自殺,正如蘇格拉底 (Socrates) 之死一樣,制度裡也存在著非理性的一面。

而城牆外的地方,國與國之間的空間,不是用議會政治或辯論去解決問題,而是更赤裸暴力,正如修昔底德 (Thucydides) 所說, 強者會不擇手段做他們能做的事情,而弱者就遭受了他們所必須承受的 (the strong did what they could, and the weak suffered what they must)4。這觀點與美國政治學家山繆‧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 常被誤讀的《文明衝突論》(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5裡的觀點十分相似,國與國之間實際上是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所以,鄂蘭認為,從歷史來說,暴力其實是一種原始狀態,是文明的開端。什麼是公義的戰爭,羅馬人李維 (Livy) 說,必要的戰爭就是公義的戰爭 (the war that is necessary is just)。什麼是必要的?鄂蘭指出,這是從來沒有定義,侵略、地域擴張、保護既得利益、鞏固權力、權力制衡等原因,從來也是必要的原因。為自由而戰這觀點,在古代社會,並不存在。

權力與暴力

漢娜‧鄂蘭在《論暴力》中,對「權力」與「暴力」作出了很清晰的區分,甚至認為兩者是概念上互相對立的。該書的成書背景與今天香港社運界別討論「應否割席」的情況十分相似。紐約一個研討會裡,鄂蘭與其他美國社會上知名學者,討論六十年代期間,公民抗命運動中暴力的合法性。對鄂蘭來說,她所挑戰的「暴力」的定義,也就是社會學家韋伯 (Max Weber) 於《以政治為志業》(Politics as a Vocation)6中所說,國家就是「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地位」的實體的觀點。

鄂蘭認為,這種理解假設了「權力」的最終的目的為「暴力」的壟斷,其實是合理化政治手段的壓逼。對她來說,「暴力」是具有一種工具的性質,它只是手段 (means),但並非目的 (ends)。她認為,真正的「權力」並非去支配或控制弱者,在她的政治信念中,「權力」的定義更接近哈維爾 (Vaclav Havel) 的「無權力者中的權力」,是由下而上的,是個人為了行動目的而團結起來的時候才會產生的。當個人一起行動、一起尋求說服對方,並把對方認為是政治上平等的時候,這種由下至上、來自人民的「權力」便誕生了。正如現在的反送中運動裡,「不割席」,但呼籲「和理非」支持者體諒,大家互相說服對方,「勇武派」與「和理非」也是政治上平等的時候,這就是人民力量的展現。

而「暴力」卻剛好相反,它乃是破壞「權力」。槍桿子裡出政權的暴力,目的是令人臣服及壓逼民眾,但這並非由下而上的「權力」。對她來說,政治的場域中無可避免地會有暴力與權力的施展,二者必然共同存在、缺一不可,卻又互相對立。換言之,權力的擴張會使得暴力逐漸被排除在政治場域之外,暴力的擴張則會使得權力消弭。暴力來自於特定人手上所使用的特定工具,如武器(警察擁有催淚彈、布袋彈、水炮車等大殺傷力武器),但這並不一定會得出鄂蘭觀點裡的權力。權力是我們在社會之中得以行動與言說的信心來源,我們之所以得以從事特定的行動或特定的主張,在於奠基在社會過去的共同價值觀,也來自於擲地有聲的信念。暴力只能被合理化,卻不能如權力地被正當化。

因此,對鄂蘭來說,暴力只能是手段而權力才是目的。因此,克勞塞維茲 (Carl Von Clausewitz) 的「戰爭作為政治之延伸」,目的也只會在政治之實現,而戰爭只能也只會是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在我們肯定暴力在某程度上的存在有其必要性時,同時須警惕其於政治或制度所帶來的毀滅性效果;暴力作為實現權力的手段,在目的成就之時,也就是其衰亡之日。

與暴力割席就很文明?

何時開始,「為自由而戰」這觀點出現於現代的戰爭論述呢?鄂蘭認為,隨著科技進步,武器的裝備越趨精良,而殺傷力也越來越大,使用武器時已超乎合理原則而造成嚴重傷亡時,這論述便出現了。鄂蘭引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隨著新式武器的使用(包括現在港人已習慣了的催淚彈,首次在戰爭使用時,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軍隊與平民的差別不再受尊重。正如警方早前在巿區人口密集的地區如深水埗、元朗、黃大仙、葵芳等地,警方無差別地施放催淚彈令無辜巿民受傷,勾結黑幫打壓民眾,巿民不再信任警方,而警方的角色在大眾眼中不再是保護平民時,「為自由而戰」、勇武抗爭,便是合理。

另外,鄂蘭也引用亞里斯多德,指出和平是戰爭的結果,戰爭只是替和平作好準備。筆者不想用「戰爭」來形容香港的情況,但現在的情況,與內戰或革命的情況,相差無幾。但鄂蘭不是崇尚武力的使用,她指出,戰爭或革命的理論,只在於替暴力辯解而不是褒揚暴力,與馬基維利 (Niccolò Machiavelli) 《君王論》(The Prince)7的論點一樣。

鄂蘭也認為,霍布斯 (Thomas Hobbes) 所講的人類社會下沒有政府的自然狀態 (state of nature),有更深層的意義,就是,人類文明社會及和平的開端,也總離不開暴力。不論是聖經創世紀所述該穩殺其弟,還是羅馬神話中的羅穆盧斯 (Romulus) 殺死其兄弟瑞摩斯 (Remus),暴力,其實是人類文明的開始,同樣,沒有暴力、沒有打破常規,就沒有開始 (violence was the beginning and, by the same token, no beginning could be made without using violence, without violating)8。所有政權也有其暴力的過去及根源,正如英國的清教徒革命、美國獨立運動、法國大革命般。故此,主張與勇武、暴力割席,是自欺欺人,因人類歷史從來不能與暴力割席,而我們無法與歷史割席。

結語

正如臺灣總統蔡英文在社交媒體上所說,臺灣曾經歷民主運動抗爭及軍政府下的殘酷鎮壓,深切明白沒有人想看見暴力升級來換取民主自由。然而,在今天香港閱讀鄂蘭的著作時,讓我們一批向來推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泛民主派支持者,明白到勇武抗爭其實在歷史裡是必經的階段,只是我們(包括筆者在內)沒有心理準備而已。

所以,套用鄂蘭的理解,沒有勇武抗爭,就沒有「和理非」,兩者只是在民主化的歷史中分工合作而已。

※ 感謝朝欽兄對此文的評語及修改。

  • 1. Hannah Arendt, “War and Revolution,” in On Revolutio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3), 1-11.
  • 2.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3).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著;施奕如譯,《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台北巿:玉山社,2013年)
  • 3. Hannah Arendt, On Violence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69).
  • 4. Hannah Arendt, “War and Revolution,” p.3.
  • 5.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杭亭頓著;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北巿:聯經出版,1997年)。
  • 6. Max Weber, Weber's Rationalism and Modern Society, trans. and ed. Tony Waters and Dagmar Water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 7. Niccolò Machiavelli, The Prince, trans. Peter Bondanell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952]).
  • 8. Hannah Arendt, “War and Revolution,”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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