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多數人對最少數人屈膝臣服，這個根本的事實，幾乎存在於所有的社會組織中，並一直讓所有多少還能反思的人們感到驚愕。我們在自然中看到：較重的物種如何壓倒較輕的，繁殖多產的物種如何讓其他物種窒息。在人類身上，這些再明白不過的關係，卻似乎被倒轉了。確實，藉由日常經驗，我們知道：人類並不只是自然的一塊碎片，而人類身上最崇高的事物：意志、理智與信心，都日復一日地造就各種奇蹟。而在這點上也未必能夠如此。有一種殘酷的需求，要讓成群的奴隸、成群的窮人、成群的下屬一直、並將一直屈膝下跪，這種需求毫無靈性可言，與自然的一切殘忍之事差可比擬。然而這種需求所依據的法則，顯然與自然的法則相反。在「社會」這個天平上，公克似乎壓倒了公斤。
自從弗羅倫斯——在創造了許多其他奇蹟之後——透過伽利略，將力 (force) 的概念帶給人類那一刻起，對於我們生活的物質世界，我們的認識才開始發展。也只有在這之後，工業對於物質領域的安排才得以進行。而對我們這些想要改善社會環境的人而言，只要我們還無法清楚地想像社會的力 (force sociale) 的概念，對於社會，我們就連最粗糙的認識都不會有。一天沒有社會的伽利略，社會就一天也不會有它的工程師。此刻，在整個地球的表面上，可有一個人能夠設想——就算只是模糊地設想——為何在克里姆林宮，一個人竟然能讓俄羅斯全境內的任何一顆腦袋落地呢？
馬克思主義者們選擇了經濟作為社會之謎的解答，但這卻無助於使我們將問題看得更清楚。如果我們將社會視為某種集體的存在，那麼這隻巨獸就和所有動物一樣，主要可以透過牠如何確保食物、睡眠、抵禦風霜等——簡言之，就是以牠確保生命的方式來界定。但如果要從社會與個人的關係來看，那就不能只是透過生產方式來界定社會。我們徒勞地求助於各種精妙的思想，以論證戰爭本質上是種經濟現象，但顯而易見的是，戰爭是種破壞，而非生產。同樣地，生產條件的概念也不足以說明服從與號令的現象。當一名失業又孤立無援的老年勞工死在路邊或是垃圾堆旁時，「生存所需」的說法並不能解釋這種順服到死的屈從。群眾在經濟危機時破壞麥田與咖啡店，是同樣明白可見的例子。力的概念，而非需求的概念，才是我們理解社會現象的鑰匙。
伽利略為了理解自然，投入了高度的才能與正直，對他個人而言，這沒什麼好自傲的；至少，他所冒犯的只是一小撮專精於聖經詮釋的人。相反地，對於社會機制的研究，卻受到所有人的激情所束縛。幾乎沒有人不想顛覆或是保存當前的各種統領與服從的社會關係。這兩種慾望都像霧一般，遮蔽了心靈的凝視，讓人看不清歷史的教訓，這在各地身受桎梏的群眾與揮動鞭子的少數人身上明白可見。
既然服從的人多，並且直到苦難與死亡強加己身，卻依然服從，而下令的人少，這表示數量並不真的就是力量。數量——不論我們在想像中相信它是什麼——是種軟弱。這種軟弱屬於人們挨餓、疲憊、哀求，並且顫抖這邊，而不屬於人們生活富足、相互施恩，或發出威脅這邊。人們並不是「儘管人數眾多卻依然服從」，而是「正因為他們人數眾多所以才服從」。如果有個人在路邊和二十個人打鬥，他很有可能會被丟在路邊等死。但只要一個白人一聲令下，二十個安南苦力就可能一個接著一個挨鞭子，只要一兩個帶頭的就夠了。
這個矛盾或許不夠明顯。毫無疑問地，在任何情況中，下令的都比服從的人數更少。但他們正是因為人少，所以才形成了一個整體。其他人，正因為他們人數太多，是一個一個又一個的個人，依此類推。如此一來，少數人群體中最低微的成員，其力量便首先在於他們的人數。這個少數群體在人數上，遠勝過構成多數群體的每一個個人。但這不應導出這樣的結論，即群眾的組織因此便能翻轉兩者之間的關係，因為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只有在一小群人之間才能建立某種凝聚力。超過一定數量，就只會有並列的個人，換言之，就是軟弱。
但確實，在某些時刻，情況並非如此。在歷史上某些時刻，一陣狂風吹過人群，讓他們的呼吸、他們的話語、他們的動作全都合而為一。這時候，他們無人可擋。終於，輪到權勢者體認到孤立無援、毫無防備的感覺，他們顫抖了。在描寫軍事叛亂的幾頁不朽篇章當中，塔西陀完美地分析了這種現象。「一場深刻而無法平息的運動，主要的徵兆是：該運動並非由少數人所傳播或操控，而是所有人作為一個整體，一同點燃怒火、一同靜默，他們同心合一，意志堅決，簡直讓人以為他們是在同一個命令底下行動的。」在一九三六年六月，我們已經見證過這樣的神蹟，留下的印象至今未消。
這樣的時刻不會一直延續下去，儘管不幸的人們熱切地盼望它能永不止息。這樣的時刻無法延續下去，因為這種一致的同意，是由鮮活而普遍的情緒之火所鍛造的，它和任何有系統的行動都不相容。這種一致同意所造成的，永遠是一切活動的中止，日常生活進程的中斷。這種暫停的時間無法延長；日常生活的進程必須恢復，每天的工作還得完成。群眾再次分解為個人，勝利的記憶逐漸模糊；原本的處境，或是某種相同的處境，又一點一滴地恢復；而儘管在中間這段期間，主人可能有所改變，但屈膝服從的永遠只會是同一群人。
對掌權者而言，沒有更根本的利益，除了阻止順從的大眾彼此凝聚，或至少讓這種凝聚越少越好，因為他們無法永遠阻止大眾。一旦大量的不幸者同時受到這樣的情緒所刺激，按照事物自然的進程，就經常會造成這種凝聚；但一般而言，這種情緒就算被喚醒了，也會被某種無可救藥的無力感所抑制。維持這種無力感，是主人們狡獪的戰略中的第一要務。
人類的心智具有難以想像的彈性，會快速地模仿、快速地屈服於外在環境。服從讓這些位於社會階層底部的人感到自己有某種價值的，在某種程度上都具有顛覆性。蘇維埃俄羅斯的神話具有顛覆性，只要這個神話能讓某個被工頭給解雇的共產主義工廠工人感到：無論如何，自己背後還有整支紅軍和馬格尼托戈爾斯克市，這就能讓這名工人保住他的自尊。不可避免的歷史性革命的神話，也扮演著同樣的角色，雖然較為抽象；當我們孤苦無告時，有歷史站在我們這邊可不是小事。對於建制秩序而言，基督教在一開始也相當危險。它用來激勵窮人與奴隸的，並不是對財富與權勢的渴望，恰恰相反，它給他們的是某種內在的價值感，讓他們感到自己的地位並不低於甚至高於富人，而這就足以危及社會的階層體制。但它很快就自我修正，學會了在婚喪儀式上，對富人和窮人採取適合的不同做法，並在教會中將窮人趕到最後排的座位去。
對於所有熱愛公眾福祉的人而言，這樣的處境，殘酷而無可救藥地撕裂了他們的心靈。我們不可能不弄髒自己的手，或是不預先注定失敗的命運，就參與推動歷史的力量所演出的戲碼，就算只是遠遠地參與也毫無可能。我們也完全不可能躲避到麻木或是象牙塔中，除非我們極度缺乏意識。社會民主黨人詆毀對「兩害相權取其輕」此一公式的應用，但這卻是我們僅存可用的做法，條件是：必須透過最冷酷的清醒予以運用。
社會秩序，無論有多麼必要，本質上都是惡的，無論是什麼樣的秩序。我們無法指責那些為了盡可能顛覆此一秩序而被碾碎的人；他們若是順服，那不會是出於德性，相反地，是因為他們內在剛強的德性被某種羞辱給撲滅了。至於那些組織社會秩序的人，我們也不能指責他們捍衛社會秩序，也不能將他們想像成暗中陰謀反對公共福祉的人。公民同胞之間的鬥爭並不來自於理解或是善意的缺乏；這些鬥爭乃是出於事物的天性，無法平息，只能由強制來撲滅。對於所有熱愛自由的人而言，他們的消失都不合乎我們的願望，只能期望他們所面對的不是毫無限制的暴力。
※ 本文為出版社提供書摘，取自 (2018). 壓迫與自由. 〈對服從與自由的沈思〉，pp.213-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