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誰是西蒙．德．波娃？
一九二七年的某天，西蒙．德．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 和她父親對於什麼是「愛」起了場爭執。那個年代裡，社會期待所有女性都能把結婚生子當作人生夢想，而十九歲的波娃正在攻讀哲學，渴望找到一種她能同意並追隨的哲學觀。波娃的父親表示，愛就是對他人的服侍、愛慕與感激，而波娃實在難以苟同。她嚴正反對，驚訝地說愛不只是感激，不只是某種因著他人對我們付出而欠下的債。「有這麼多人不曾明白什麼是愛！」隔天，波娃在日記中如此寫著。
西蒙．德．波娃也是二十世紀最惡名昭彰的女性之一，她與尚—保羅．沙特 (Jean-Paul Sartre) 組成了備受爭議的知識分子情侶檔。不幸的是，整個二十世紀大半的時間裡，大眾普遍認為「知識分子」指的是沙特，而波娃只是構成「情侶」的另一人。波娃在一九八六年於巴黎過世時，《世界報》(Le Monde) 的訃聞標題說她的著作「偏向通俗讀物而非原創作品」。一九九四年，托莉．莫伊 (Toril Moi)1在讀完當年市面上的波娃傳記後表示：「若有人認為西蒙．德．波娃的重要之處主要在於她與沙特和其他情人間的非典型戀情，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人們對波娃做出此番評論後的數十年間，又有一連串關於波娃的新發現，令原以為自己瞭解波娃的讀者深感意外。諷刺的是，這些新發現也加深了「波娃的感情史是她最有趣的一點」這樣的偏見，進而模糊了這位思想家的面貌。畢竟，是她的哲學形塑了她的一生，並促使她不斷思考並審視自己的生命。波娃是這麼說的：「你無法將哲學與人生分開，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哲學選擇。」
在波娃的年代，女性所擁有的可能性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她在世的這些年裡（一九○八—一九八六），大學開始以相同於招收男性的條件來招收女性；女性更取得投票權，也能合法離婚與墮胎了。波娃經歷了三○年代巴黎的波希米亞狂潮、六○年代的性革命。在這些文化轉捩點之間，《第二性》標示出了一個革命性的時刻——女人於公共領域中思考、進而坦率談論自身的方式已有所改變了。波娃所接受的哲學教育在她的同輩之間是前所未見的；但即便如此，當她在快要四十歲時開始思考「身為女人對我而言的意義為何」，她所發現的答案竟連自己也大吃一驚。
在那個「女性主義」一詞具有許多不同涵義的年代裡，人們寫下大量品質粗劣、關於女性的愚蠢著述，被惹惱的波娃因此寫出了《第二性》。她實在是受夠人們在女性主義一題上爭論不休了。不過，當波娃寫下日後將成為名言的「女人並非生而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 時，她並不知道《第二性》這本書竟會對自己往後的人生及後世的人們產生這麼大的影響。
已有諸多文獻深入探討這句名言的意義、探討人究竟如何「成為」女人。而本書則旨在探究波娃是如何成為她自己。人不可能有條理地書寫自己的人生，因為人生是永無休止地成為自己的過程—這是波娃在十八歲時得出的結論。當波娃閱讀自己前一天的日記時，她說，這就像是在閱讀「死去的自我」所作成的「木乃伊」。她是位哲學家，習於思考，並永遠質問著她身處之社會的價值觀，以及自身生命的意義。
波娃認為，時間在人的生命經驗中扮演著一定的角色，因此，這本傳記也順著她生命的時間順序來書寫。波娃在年紀漸長後說，世界改變了，而她與世界的關係也有所變化。她寫下自己的人生以供他人閱讀的時候，她想要「展示生命的變化、熟成，還有他人及自己無可逆轉的衰頹」。生命於時光之中舒展，因此波娃希望跟隨「年歲所鬆解開來」的脈絡來寫。在這點上，她仍與那個少女時期讀著柏格森 (Henri Bergson) 2的自己十分相似。柏格森說，自我並非一物，而是一段「進程」、一種有「生命的活動」，是一段在死亡為其劃下限制之前持續改變的「成為」之過程。
波娃之所以能成為如今的她，部分要歸因於她自己做出的選擇。但她也清晰意識到自我創造與他人形塑之間的拉扯、自身心願與旁人期待的衝突。幾個世紀以來，法國的哲學家爭論著人活著到底是被人看見好，還是不被人看見好。笛卡兒 (Descartes) 借用奧維德 (Ovid) 3的話表示人得「不被看見，才能過得幸福」(To live well you must live unseen)，而沙特以大片篇幅討論他人物化的凝視 (gaze) 是如何將我們囚禁於次等地位之中。但波娃並不同意他們的說法，她認為人要過得好，就得被他人看見—只是必須以正確的方式被看見。
※ 本文為衛城出版社提供之文摘，摘自 (2021). 成為西蒙波娃. 節錄前言，pp. 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