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繆在其《薛西弗斯的神話》（The Myth of Sisyphus）中，提出了非常著名的論斷：
唯有一個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那就是自殺。判斷生命是否值得而活，取決於回答這個根本的哲學問題。1
而存在主義之所以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逐漸成為一個重要哲學流派，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它試圖面對、回應、解決現代性的虛無主義問題，即在一種徹底失去價值與意義的真空狀態中，人應該如何而活的問題。世界以前所未有的荒謬景象呈現在我們面前，因而對卡繆而言，如何去理解「荒謬」、如何去面對「荒謬」，是我們現代人所無法迴避的問題。他的《薛西弗斯的神話》也正是以對荒謬的推論開始的。
人的理性並不喜好未知與混亂，而總是嘗試去認識、去理解。而理解就是去統一 (unify)，將雜多的差異統攝到抽象的單一概念，將陌生的事物還原到熟悉的層面，從而擺脫那知識上混沌未明的狀態而獲得清晰性。因而卡繆說，「對人而言，理解世界就是將其還原為屬人的 (the human) 」，以讓世界成為人所能清晰明了把握的對象。這是「對統一性的鄉愁，對絕對的渴求」。3
理性渴望理解世界，然而「無窮的閃爍碎片卻被提供給了理性」。4對卡繆而言，正是「在人的需要與世界不合理的沉默對峙中，誕生了荒謬」。5荒謬並不存在於兩端中的某一端，既不在人的理性中，也不在世界的不合理中，而是來自人渴望理解世界卻又無法理解的束手無策中（或者我們也可以說，試圖為世界賦予意義、但世界卻了無意義的衝突中）。
「荒謬」的感受並非自古以來恆在，而首先是一個現代的現象或現代的感受。現代以前的人們未必會感受到荒謬，因為對他們而言，即使這個此世世界呈現出無意義的特徵，也仍有另一個彼岸世界作為安慰。受苦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受苦的無意義。尼采曾這樣解釋基督教在歷史中的勝利，因為它提供給人以某種終極意義。6然而隨著世俗化的進程，隨著上帝的死去，昔日提供意義的「靈魂」與「上帝」均已消逝，只留下人孤零零地留在天地間，面對這個虛無的世界。這種現代性的特徵被許多哲學家所把握到，尤其是存在主義哲學家。只是在卡繆看來，一些存在主義哲學家雖然意識到了現代人的荒謬處境，卻沒有直面它，反而選擇了逃避。
面對荒謬的兩端——渴求理解的理性以及碎片化的世界——過去的哲學家大致採取了兩種態度，放棄理性與神化理性。既然世界無從被人的理性所掌握，那麼我們唯有藉由上帝才能解釋世界中所生發的一切，而若承認了人的有限性與局限性、但卻又不想徹底喪失在世界的無意義中，那麼我們唯有藉由「信仰的一躍」而跳入宗教的領域，讓上帝成為我們生命意義的保障。卡繆在此主要指的乃是丹麥哲學家，亦是存在主義的先驅齊克果 (Kierkegaard)。齊克果很早就認識到了現代性所帶給人的進退維谷，在他的代表作《或此即彼》（Either-Or）中，他即呈現了兩種生活態度或兩種世界觀，一種是美學的，一種是倫理的。
齊克果看到了現代世界所可能帶給人的絕望，看到了無意義的深淵，然而——對卡繆而言——他仍希望被治癒，希望跳脫出那充滿張力性的荒謬。與齊克果相反的例子則是現象學家胡塞爾 (Husserl) 。身為現象學家，胡塞爾反對傳統的形而上真理，而關注呈現在我們面前的現象世界。然而在對意識結構的研究中，從本質直觀所構造出來的本質觀念，卻又使得胡塞爾的先驗觀念論帶有柏拉圖式理型論的特徵，即意識直接統握了差異事物的普遍同一性。人所面對的不是具體的事物或人之處境的意義，而是一種放肆的理智主義，自以為可以越過具體事物而統握到普遍性。或許這也是卡繆為何會說：「在他放棄人的理性的整合能力後，他藉由永恆理性做了跳躍」。7對卡繆而言，過往哲學家的核心問題都在於，沒有直面人所在世的荒謬性，而選擇了逃離。不論是逃向上帝，還是逃向觀念。與之相反，荒謬之人的生活則是「不帶訴求而活 (live without appeal) 」，「帶著荒謬活著」。8
藝術家對世界的呈現同樣也應如此，藝術不該粉飾這個世界，而應該呈現出世界的荒謬性。倘若世界是清晰明了的，那麼藝術也就不再是必要的。荒謬的藝術作品不是杜斯妥也夫斯基 (Dostoevsky) 的小說，而是卡繆自己創作的《異鄉人》(The Stranger)，不再粉飾荒謬，不再逃離荒謬。不過，雖然帶有荒謬式的虛無主義奪走了人原本所立基的大地、剝奪了人的希望，但這並不會使人走向絕望，因為它也給予了人前所未有的自由與可能性：「去工作並且『不為了任何事物』(for nothing) 而創作，去用泥土雕塑，了解人的創造沒有任何的未來……」。9藝術創作並不為了某個未來或某個目的，它就像我們用泥土雕塑，雕塑完了之後推倒再次重來。意義並不存在於我們所投射到的某個未來或某種希望 (hope)，意義存在於我們藝術活動的每個遊戲瞬間。在不斷地創造下，人才能活出生命的多樣性與可能性。
薛西弗斯因為觸怒諸神而被懲罰將石頭推上山頭，推至山頭後石頭又會重新滾下來，而薛西弗斯則必須再次將石頭推上山，以此往復。令卡繆感興趣的則是薛西弗斯將石頭推至山頂後轉向那一刻，在那一刻，薛西弗斯意識到他註定要面對這每次的循環往復。
這種對荒謬的自我意識無疑是現代人的典型特徵，我們（大部分人）已經意識到不存在死後生命，也不存在任何一個上帝能救贖我們。我們深陷在每日工作的循環裡，從白天到夜晚，從週一到週五。而在卡繆看來，薛西弗斯對荒謬的自我意識也是其肯定荒謬的開始——既然世界是荒謬的，那就讓我們努力在荒謬中生活！一旦他能夠認識生命無非就是對荒謬的反抗後，他便能肯定生命從而是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