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食固然可求美味，但，理應「求之有道」！
然而，飲食，滿足口腹之欲就沒問題了嗎？
關於萊豬進口與否之爭，無論從食安、外交、政黨言行一致性等進路切入，已有不少相關論述，但看來歧見依舊存在。原因不難說明，其癥結點就在於彼此訴諸的是「利」；「利」自身不是問題，關鍵問題乃在於它是相對而浮動的，以致於難以達成普遍的共識。對於萊豬議題，儒家可以提供的思考進路是「義利之辨」。
對於縱使烈日當空或冷雨直下，仍願意走上街頭而反對萊豬進口的家長，我們大可毋須懷疑他／她純粹是憂懼食安對孩子健康的影響而反對；對於抓準拍攝時機將內臟擲向對手以示反對，或無論如何也要強行通過萊案的陣營，究竟存心是純粹為私或為公，則叵測難明，只有他們自己知曉。但不論是純粹出於憂懼的家長，或不同立場的政黨，皆是為了我們人類的「利」而挺身，則無有異議。
然而，在這過程中，是否有人真正在意過、將具有「道德容受者」地位的豬納入考量？
身為「道德容受者」 (moral patient) 的豬，其地位固然不同於「道德能動者」 (moral agent) ——具有使用公正的道德原則判斷道德上應該做（或不做）什麼、選擇服從（或不服從）道德要求的能力——而不用負起道德責任，也不屬於道德能動者組成的道德社群，故而後者對前者沒有直接義務 (direct duty) 。然而，後者對容受者仍有間接 (indirect) 義務、須背負責任，故而無法對他們任意妄為。1
不同動物之間固然依自然法則形成了食物鏈，而對康德來說：「儘管俐落地（無折磨地進行）宰殺它們，或甚至（只要不至於超乎能力的辛苦）役使它們（人可是必定也承受這類事情），屬於人之權限。」2但他也指出，如果我們「僅僅為了思辨而進行充滿折磨的自然實驗（如果即使沒有這些實驗，目的也能達成的話），是應受到憎惡的」3，以及因為動物對我們而言再無利用價值而棄殺之，是戕害他身為人的道德品格。4因為如此粗暴而又殘酷地對待動物乃與人對自己的義務相對立。
筆者在上一篇文章〈義大於利？何必曰利？還是先義後利？〉指出，依孔子「不義而富且貴」的反面，以及孟子的「求之有道」，儒家並不反對求利、求幸福，但必須以可普遍化的「道德原則」作為逐利或追求理想人生的先決條件。
據《孟子．梁惠王》首篇「義利之辨章」所載，在面對梁惠王劈頭而來的無禮提問：「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不僅沒有附勢服軟，反而直球對決的回應「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進而執理明辨「後義先利」終將導致霸道相爭的危局，以及「先義後利」所可能導向王道相成的理境。
或許孟子洞悉梁惠王「將有以利『吾國』乎」之問是虛晃一招而別有所圖，實際所想是「將有以利『吾』國乎」；也就是說，孟子知道梁惠王真正想要的是如何壯大自己的「私利」，而非國民的「公利」。
但是，如果孟子錯想了梁惠王呢？
假使梁惠王實際上所問之「利」是「公利」而非「私利」，則：孟子是否仍會堅持提出「義利之辨」？要回答這問題，必須先釐清：（Q1）：「公利」是否等於「義」？（Q2）「義利之辨」是否等同於「公、私利之辨」？
相對於「私利」的是「公利」，對於二者的區分，陳大齊先生有清楚的說明：
一件具體的利益之為公為私，時或因觀點不同而可以異其判別。公是積私而成的，一群人的公利是群中各個人私利的集合。故群的公利，在各個人自己看來，亦未嘗不可謂為其人的私利。公所由以積成的私，其數量多寡不等，因而構成若干高低不同的層級。某一層級的公利，在本層級或其所攝的較低層級看來，固不失為公利，在能攝的較高層級看來，不免祇是私利。故在此可認為公利的，在彼容或祇能認為私利；在此可能認為私利的，在彼可能認為公利。5
根據「公是積私而成的，一群人的公利是群中各個人私利的集合」，則「利」是量的原則，且利之「量的高低」決定其為公或為私的「層級的高低」。此外，每個人對於利的構想不盡相同——或許對你而言是利，但很可能對我則實為不利；縱使同一時空下，數量上相彷的不同群體，他們對於彼此共同利益的想像亦可能不同，故而利是主觀、相對而浮動的。若此，利之為「公」或「私」實際上是沒有普遍而絕對的判準。
在這區分下回到孟子的「義利之辨」，由於（1）「義」是判斷某一項目的及實現該目的之手段是否合理，而可以去做的可普遍化原則，因此，即使是符合多數人構想、福祉的「公利」仍不等同於「義」——普遍而絕對的標準。（2）雖然循仁義而行就結果而言可以導向「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孟子．梁惠王上》第一章）的理境，而此「生有所養，老有所終，死有所送」和「忠誠相待」的美好社會可視為一種公利、或幸福生活的實現；但「公利／幸福」與「道德」（義）對孟子而言是異質的6，故基於義所導向的理境生活畢竟是屬於幸福的範疇，而不是道德的。
綜上所論，對孟子而言，「義利之辨」是基本的區分，而公、私利是衍生的；7「義與利」與「公、私利」並非同一層次的區分。是故，「義利之辨」不等同於「公、私利之辨」；就價值面而言，縱使孟子沒有錯想梁惠王，他仍會先辨義利！
透過以上概念的釐清，我們不難理解僅訴諸以「利」作為行事判準的侷限性。
回到萊豬之爭的事件，如果我們人類只是為了滿足「口腹尺寸之膚」的欲求，而強行使用萊克多巴胺(Ractopamine)，然而假設此舉會改變豬的體質、戕害牠的生理結構，那我們不正是貶低、違背了人之為人的道德品格、身為道德能動者所應擔負起的間接責任。
道德容受者之間正因沒有判斷與抉擇的能力，所以沒有道德責任，而僅是中性（非價值）的自然存在。但我們人類不同，人之所以為人，不僅在於我們擁有科技和善於使用工具，也在於我們具有道德能動者的能力：前者不過是在自然（非價值）的層次上我們優於其它動物罷了；正確的道德判斷與行動才是從道德價值的層次，將我們人類與其它動物作出本質的區分。
從孟子「義利之辨」的立場觀之：（1）利是量的原則；（2）利的內容是主觀、相對的，一項具體的「利」為私或為公，沒有絕對的標準；（3）義無法被化約為「利」。如果萊豬議題的解決僅是訴諸於利，則必然會因為利的相對性而總有人因為無法被滿足而反對。然而，如果訴諸於「義」：我們對豬有間接的義務、應負的責任、不應任意妄為，則我們理應從源頭解決問題：保障豬之為道德容受者的地位。
但，身為人，難道只問利害，不辨是非嗎？
筆者最後藉《孟子》的原文來呼應本文開始的兩句話，以作為本文的結語：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