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 2019 年的反送中後，不少港人以民族自居。當港獨的呼聲愈喊愈亮時，近年來粵語的母語地位重新受到關注。 民族理論家班乃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港譯：班納迪・安達臣) 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中指出，孕育民族意識的關鍵，在於如何與他人產生共同感；不同時期的民族主義， 其共同感的構生皆有不同的歷史基礎。
他從世界的獨立熱潮中歸納出四波民族獨立運動：第一波南美民族獨立、第二波歐洲民族獨立、第三波官方民族主義、以及第四波殖民民族獨立。其中，以語言為基礎的共同感主導了第二及第三波民族主義的發展方向。本文以這兩波的發展，切入中港之間的緊張關係：粵語的地位升降，如何與民族建構產生關係?
所謂相同語言，是書商整合的結果。羅馬教廷當道，拉丁文是書寫真理的語言，具有神聖地位。但拉丁文普遍只用於宗教及官僚行政上，市場很快飽和，商人們便瞄準操地區方言的群眾。各地的口語方言繁雜，不能互相溝通，書商於是把類近發音的方言整合後，創造了一個觸及更大範圍的群眾方言。譬如說各個地區的英語經過書商的整合後，成為了我們現今所認知的英語的基礎。
有了這群方言使用者，亦即是開拓了銷路，以改良過的方言作印刷文字圖利。方言作印刷語言的產物，經過市場分配下在不同地區流通，令無數的個體認知到，有數以十萬 / 百萬的讀者與自己操相同方言，孕育了共同體的胚體。隨著一系列以方言印刷的字典、文學、歷史及相關的文法書藉出產，方言不再被視為次級的語言，同時也引發了語言政策方面的政治訴求1。
此時，方言民族意識日益高漲，還以血統、神諭為統治理由的歐洲王朝對此深感威脅。拉丁文末落後，貴族們為了避免王朝被民族主義運動分裂，於是在國內眾多方言中選一種方言作自我歸化。奧匈帝國的君主，為了將國內的語言統一起來，以仍是方言的德語作為官方語言。
換句話說，統治階層借民族主義的面具來維持王朝統治的正當性，創造官方民族主義，只是為保其權力的地位。
一個人從出生起，便置於一個文化脈絡當中；語言作為文化元素之一，是與四周的人建立關係的媒介，自然構成了一個人的自我意識的一部份。文化元素與眾人共享，即產生集體自我意識。若別人沒有我們的文化元素，令他我的差異得以辨別，構生了民族的基本面貌。文化 / 語言被吸納了，不但代表失去該地的獨特性，也代表不能在他我之間辨別出差異，民族意識也無從談起。
語言彷彿是一條區分他我的標准。它能創造既封閉又開放的內部場域2。封閉，因為不諳該語言的人是無法進入場域之中；另一方面，領域又對任何學懂該語言的人開放。我們能區分他我，也是緣於內部場域的排他性。
有了這份自成一格的自覺，懂得從一個較大的族群中分割出來，凡事皆以自己的族群的利益作思考本位，萌起族群的主體意識。反之亦然，若語言是族群共同感的主要來源，主體意識亦會隨著語言被淘汰而消解，不再認為自己與他人有甚麼不同，喪失了他我之間的界線。
語言作為民族的種子，需要得到制度的保護，才會令共同感堅實起來。方言與官方民族主義之間的角力，對粵語地位受威脅的港人有莫大啟示。它展示出語言的動態所帶來的影響。 1955 年，中共正式將普通話列作官方語言。直到 1982 年，中國憲法把普通話列作全國性語言。在經濟改革的年代，普通話亦隨著農村及內陸人口湧進城市，因語言交流的需要而得到普及。在文化上，普通話的普及政策，則有助收窄國內領地的文化差異。同期的香港，得到殖民政府的區隔，粵語在港的「官方地位」沒有受普通話普及政策動搖。 70 年代中期，本土流行文化（流行歌曲、電視劇、電影等）大多使用粵語，令粵語得到普及，構成港人身份認同的一部份。
香港被中國收回後，同樣皆是中文的粵語及普通話，不得不分出一個主次排序。如前文提到，官方民族主義是王朝演變出來，其轄下則由多方言的領地組成，所以有把領地同質化的傾向，以便維持遼闊的領土一統。隨著中國打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口號，香港亦要與其他內陸城市看齊。普通話取代粵語的教學政策，在官方民族主義看來，是中國官方民族主義試圖消解香港獨特性的文化工程，無礙衝擊著「香港人」的身份：成為香港人之前，必須是一個中國人。
官方民族主義的集權措施下，粵語的母語的地位受到威脅，引起粵語保育運動的關注。粵語文學雜誌《迴響》的成立初衷，是希望鼓勵更多的本地作者能以粵語書寫，希望把粵語作為次等語言的觀念鬆綁，令大眾重新審視粵語的重要性，將它變成印刷語言，也是為其正名的嘗試。
語言引起的政策只是海上的冰山一角，海底下是官方、本土兩股暗流間的較勁。
官方民族主義以民族之名對外統治，如日本、大英帝國，嘗試把自己的文化加諸在殖民地身上。在學的被殖民者要學習宗主國的歷史文明，必然會接觸到歐洲民族史、歐洲思想家的思想或法國大革命。這些內容反為被殖民者提供抗殖的思想資源。
官方民族主義可謂孕育了第四波的殖民民族主義。在殖民政府制定的教育薰陶下，被殖民的人如何理解自己的地方歷史也須依照宗主國設定的視角觀看，釀成民族的文化脈絡。對於香港的歷史是何時開始，各有各說法。從英國殖民史的角度看，香港是成為了殖民地後才有自己的歷史。沒有英政府的協助下，香港不會由漁村躍升為金融中心。這種說法反映了殖民地歷史，編寫了脫殖民族的基因。香港人認同本土多於中國，大多受殖民時期的管治措施塑造。單是法治便能說明：受到西方法治精神洗禮，港人認為中國式的法治只是人治。
二十世紀中葉，港英政府憂慮中國動盪的政治局面會危害其在港的管治，把香港對中國的愛國意識，重新詮釋為愛中華文化而不愛黨，以防共產黨煽動港人。港人缺乏愛黨意識，埋下後來港獨思潮的伏筆。 香港以一國兩制的方式被中國收回，儘管名義上還是歸中國管治，但兩制的區隔下，殖民時期塑造出的社會價值還是得以保存。
這個脈絡下，不論是推行國安法、國民教育，抑或是普教中，皆是將香港從制度到文化上，徹頭徹尾中國化。換句話說，中英移交後，香港在中國管轄下再次成為「殖民地」。
從官方民族主義的角度看，中共消弭香港的主體意識，只是官方民族主義工程的一部分：
民族的本質是每個公民都擁有很多相同的事，也遺忘了很多相同的事。3
誠如安德森所提出，歷史沒有想像中客觀，畢竟我們無法確認過去發生的一切；過去亦只是透過別人的書寫記錄為據，重新建構過去，過程充滿記憶與遺忘的交替。迎合敘述的需要，民族這部傳記不得不剔除任何有礙民族意識建立的矛盾。這也是為甚麼歷史教課書，總能把過去與現在之間說成理所當然，把彼此間成為共同體一事寫成不容置疑。
中國經常以炎黃子孫的後代，強調中國人的民族身份，就是把在世的人與過去，甚至遠古的人聯繫起來，建立民族宿命感。民族意識是與過去的斷裂，令那些與你素未謀面的人，突然變成與你分享著共同命運的同胞。它是如此虛無飄渺地發生，為了有效強化民族意識，甚至身份認同，以回溯歷史來建構民族國家的源頭，將生於民族國家前期的歷史人物，捲進具民族特性的歷史之中，令民族敘述更加堅實及具說服力。
然而，被官方遺忘的記憶卻有份構成港人主體意識。在反送中發生之前，天安門的陰霾一直是令港人無法跨越認同的心理關口，亦是對中共不信任的來源之一。遺忘與憶記之間的張力亦在 2012 年的反國教運動表露無遺。
民族須由文學、教育、歷史等以語言為主的媒介來建構。另一方面，語言是一個內部場域。說著共同的語言，也間接地識別出誰與自己共享相同的文化元素 。兩方面的結合，對民族意識的孕育至關重要。若以語言作為共同感的基礎來砌入中港之間的矛盾，將粵語矮化的政策折射了中國官方民族主義與本土論述之間的對立。
港人對本土的認同感大多受殖民政府塑造，後者亦為香港注入了屬於自己的性格，並在制度上反映出來。香港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回歸中國時，粵語有份構成的本土認同感得到保留，令港人有意識地與中國人區別開來。普教中政策、國民教育則是典型官方民族主義的集權措施，目的是將其轄下的領地同質化，以文化吸納的方式將港人的身份消弭。
官方民族主義的高壓手段，卻反過來滋生港獨思潮。 前者的回應都是搬出「自古以來某地便屬於自己」的說詞。若放在安德森的民族主義分析框架看，是站不住腳的。那只是官方民族主義藉歷史的宿命感來阻止「其領土被分裂」的說詞。
過往孕育出來的民族意識，都是伴隨著歷史發展衍生出來，再經過長時間的醞釀下，發展出的地方自主意識。主體意識愈高，便愈自覺他 / 我之間的差異，「天然獨」正是在這個邏輯下發展出來，亦是對本土認同的指標。民族的建立本是一場擂台比賽。原則上，每個族群都有參賽的資格，但誰能笑到最後則靠地方累積下來的本錢，能否與強勢的一方周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