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興起愈來愈多反對全球化的聲浪。川普、波索納洛等極右派領導人當選，以及英國脫歐等事件等現象，被許多人視為現代民粹政治的崛起。《正義：一場思辨之旅》知名作家，同時也是哈佛大學哲學系教授的桑德爾 (Michael Sandel) ，於今年九月出版其新書 The Tyranny of Merit1。書中指出，造成民粹主義反撲的主要兇手，就是盛行於美國現代社會的「菁英政治」 (meritocracy) 。看似公正且賦予人自由的社會，事實上並非想像中公正。更甚的是它對人產生負面的心理狀態，進而造成菁英政治中「贏家」與「輸家」的分歧與對峙。
以前，生長在奴隸階層的人一生無法受教育，僅能永遠以低階級的勞動餬口。現在，同一家族出身的人憑個人本事，可以去美國當企業創辦人，在自由的土地發展理想、實現遠大的抱負，還可以藉由從政影響整個國家。這偉大且激勵人心的故事，反映了菁英政治的理想。
然而，我們的制度是否真的如此公正？
大部分認同並相信上述理念的人，會以為貧窮家的小孩，只要靠決心、努力，就可以達成夢想。但是，桑德爾卻在書中指出，美國的社會階級流動率，事實上低於其他國家，如德國、西班牙、日本、澳洲、瑞典、加拿大、芬蘭、挪威，以及丹麥。他還指出證據說明，大約一半身處高所得家庭的人，都承襲相同的社會階級優勢。換句話說，從貧困低層階級中「鹹魚翻身」(rags to riches) 的情況，發生在丹麥或現在的中國的機率，都比美國來得高。這大幅打破許多美國人對社會的想像。2就連看似最能夠促進階級流動的管道——高等教育，都出現問題：美國前百名大學中，有 70% 都來自前 25% 收入的家庭，而僅有不到 3% 來自後 25% 所得的家庭。競爭激烈的高等教育不但不是促進階級流動的管道，反而助長菁英政治社會中贏家與輸家的顯著區分。3
「假如任何努力的人都會成功，那麼，那些沒有成功的人只能怪自己。我們也難找到幫助他們的理由。這就是菁英政治的殘酷面。」4
桑德爾指出，現行一再強調菁英政治的美國社會下的人，容易將自己的一切社會成就歸因於自我行為，而忽略運氣（生長背景、教育、家庭、天分等）對於一個人的影響。同時，任何挫敗也能被解釋為自己的作為應得的結果，無法歸咎他者。
這種態度這就是桑德爾烈批判的——菁英政治的思維所造成的「成功者的傲慢及弱勢者的忿恨」 (hubris among the successful and resentment among the disadvantaged) 。5現在分裂的美國社會所看到的局面——極力支持川普的藍領階級，對抗注重高等教育的功績社會所培育出的少數菁英，乍看之下為一群畏懼改變、保守、排外主義、種族歧視的人的怒聲抗議，事實上，它顯露出美國菁英政治思想霸權對社會的負面影響。
透過海耶克與羅爾斯的兩派理論，我們能夠看到打造公正社會的制度的其他想像。二者皆駁斥菁英政治認為「人『應得』他們的經濟報酬」6的理念。
海耶克支持自由市場，並認為政府不應重新分配市場下不平等的所得報酬。但是，他並不認為經濟酬勞與社會功績有關係，而僅是反映市場價值而已。
「在自由的社會中，我的收入及財富取決於我貢獻於社會的商品市場價值。但這個價值僅取決於供給與需求。它與我們德行或功績毫無相關，也無法反映我的道德應得 (moral desert) 。」7
也就是說，你的所得只是勞動與商品市場間不斷變動的供給需求法則所決定，跟你的德行或對社會貢獻的重要性無關。舉例來說，著名的高雄酒店公關 30 秒喝光一瓶威士忌的表演，一次就可以賺個 10 萬以上，而你卻必須每個月領 3 萬過日子。這並不代表她真的付出或功勞比你多那麼多倍，而只是因為有很多想看這種表演的人，但真正能做出這樣表演的人非常罕見。
不同於海耶克，羅爾斯支持政府重新分配所得。他認為即便在一個機會均等的社會中，每個人都還是具有不同的先天才能 (talent) ，而那些在社會中佔才能優勢的人並非完全取決於自己的功勞，因而鼓勵他們將財富回饋給全體社會，改善那些缺乏先天優勢者，並提升整體社會利益。
舉例來說，我們無法否認某些人就是具有無法匹敵的先天才能（如年薪千萬的 NBA 選手或是在 NASA 工作聰明絕頂的天文物理學家）。大多數人會贊同社會讓他們盡力發展才能，也會認為將經濟報酬回饋給社會，彌補那些沒有獲得同樣先天優勢的人是合理的。
海耶克認為經濟報酬與道德應得並沒有連結，而僅反映市場價值罷了。羅爾斯則認為人的經濟回饋有很大一部分是受到外在因素影響，如天分、機運、生長環境等。兩者皆承認社會中經濟報酬具有一定的隨機性。然而，桑德爾在書中提到，兩者雖然反對菁英政所蘊含「經濟報酬為應得成果」的思維，卻無助於改變人對於不平等社會的態度，贏家的傲慢與輸家的羞辱感仍舊存在。
這是因為在越來越開放的全球自由市場中，我們很難把市場價值與事物的真正價值完全分開看待。很容易地，我們認為賺愈多錢的人，對社會的貢獻就愈多，或是重要性愈大。
那麼，羅爾斯的平等自由主義的社會，是否能令高經濟報酬的人，因認知自己的成就有一大部分出於好運，而願意將社會報酬回饋給社會呢？桑德爾認為，即便已經達到人人在社會上享有相等機會，並也依照無知之幕 (veil of ignorance) 的概念創造出一套社會規則（意思是此規則是在大家都不知道將來會出生在什麼樣的社會階級、擁有什麼樣的天分之前的情況下成立的共識），最大的問題仍無法解決，原因是：
「一個人的社會認同與榮耀感無法與分配正義的議題脫離關係。補償弱勢的作為本身就隱含屈尊府就、高人一等的含意。」9
讓我們想像一個月薪 25 萬的才氣洋溢的作家對一個不得志、月薪 3 萬的小說家這樣說：「我不認為我的天生才華真的是個人的功勞，而只是比較幸運而已。我的高薪讓我的天份得以充分發揮，造成對整體社會的正面影響。所以我繳比較高的稅，來幫助較欠缺天生才能的你。這個分配制度是你我在無知之幕下同意符合公正的作法。而且，有這個分配制度事實上會比完全沒有的時候，帶給你更多好處。」10
不難想像，即使是平等自由主義的社會，依舊容易產生與菁英政治對人心理態度相似的影響，那就是「贏家的傲慢與輸家的羞辱感｣。
桑德爾診斷現代美國社會的民粹反動，是基於菁英政治掛帥的社會下，多數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藍領階級的羞辱感，以及對受過高等教育且不斷強調其重要性的社會菁英所漸漸孳生的厭惡。有趣的是，此書花許多篇幅分析美國歷史上各個總統或候選人的演講說詞中，各個語彙出現的頻率，藉以說明菁英政治如何逐漸成為美國人普遍認同的核心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書中大篇幅描述美國社會下學歷掛帥主義如何製造公平菁英制度的假象，實際上則加深社會對立，這使人聯想到同樣為升學主義主導的台灣社會，強調讀書以獲得高學歷為社會底層的人翻身的最好方式。然而，我們看到 2011-2014 年入學臺灣大學的資料，生長在臺北市大安區入學的機率，是平均的 5.46 倍、臺北市為平均 3.14 倍，而花蓮縣只有 0.43 倍。此外，地區平均所得位於後 50% 的學生，僅佔全部臺大學生的 5.35%。11臺灣高等學歷的窄門可能不如美國長春藤名校來得嚴重，卻也是不可輕忽的問題；臺灣的階級對立可能不如美國鮮明，卻仍需小心步入美國民粹崛起的後塵。
The Tyranny of Merit 讓我們跳脫框架看待現代社會現象。即使沒有提供明確解答，卻問了重要的問題、做出合理的診斷。現在正是絕佳時機，使人重新思考工作的價值、反省學歷制度的弊病，並且提出改善問題與實踐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