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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哲學

用《大學》之道恢復世界秩序?

再探朱熹對《大學》一書的詮釋
在北宋亡國與秦檜主政的陰影下,身處嚴重的政治、文化失序與危機感當中,讓朱熹不厭其煩地欲以「本末一貫」的《大學》之道向南宋皇帝上書進言,期待能以儒學歷代聖賢相傳的「一貫之道」,取代「本末斷裂、中外斷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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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哲學思想的淵源與他重建秩序的關懷

《大學》一書流傳久遠,作為臺灣學生,不論你喜歡與否,或者為了考試升學,幾乎都一定曾經背誦過《大學》的字句。也許有人會想,是誰害我要背這些雖然簡短,但是有點煩悶內容的呢?就像周星馳電影中所說的「冤有頭、債有主」,把《大學》一文,從《禮記》的篇章提出,並將之提升到經典地位,影響了近世將近八百年的人,就是著名的宋代大儒朱熹(號晦庵,1130-1200)。   

學者曾評論:

孔子以後,東亞儒學史上最大的「詮釋的權威」就是朱子。 14  世紀以降中日韓等東亞地區儒者,皆必須面對朱子學的「詮釋的權威」。東亞儒者可以贊同朱子,可以與朱子爭辯,可以反駁朱子,但無法繞過朱熹。』 1

朱熹進《四書》退《五經》,對近七百年來東亞思想史,還有哲學的發展可謂影響深遠。2

如前所述,朱熹進《四書》退《五經》對近七百年來東亞思想史影響深遠。而朱熹以《四書》之首《大學》為中心發展的哲學思想之所以有他獨有的創見,與朱熹所處的年代,想要對抗佛老,重建儒學式的世界秩序有深刻關連。3本文嘗試分析,在北宋亡國與秦檜主政的陰影下,身處嚴重的政治、文化失序與危機感當中,朱熹為何會不厭其煩地想以這種以《大學》文本為中心出發,強調以「一」取代「二」,以「本末一貫」連結起「誠、正、格、致、修、齊、治、平」的秩序觀,藉由此種「本末一貫」的《大學》之道向南宋皇帝上書進言,期待能以儒學歷代聖賢相傳的之道,取代「本末斷裂、中外斷絕」佛老、功利之說,藉以全面恢復秩序。

朱熹的時代,是南宋朝廷仍然活在北宋滅亡與秦檜主政的陰影的時代,身處這種時代背景,朱熹一生都感受到時勢艱難:

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4

秦檜主政很長一段時間,對南宋造成了許多不良影響,致使士風衰敗腐化。因此如果要瞭解朱熹思想之形成,必然與「靖康之禍」、奸相「藉外權以專寵利」、「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的歷史背景深刻連結,故我們可說道學(朱子學),是在國家的政治、文化失序危機產生的。身為一個對政治有深厚關懷的大儒,朱熹對南宋朝廷的深重危機提出分析,他認為南宋朝廷有三大弊病:

熹嘗謂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為力;救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 5

朱熹在分析南宋朝廷的多重危機的話語中,他的政治論述的特色是以「本末」思維來討論政治問題。朱熹說:「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是故討論朱熹論及秩序問題時,不能忽略這種本末思維模式。

朱熹對兩宋政治秩序的批判與反省

南宋朝廷雖然自南渡後轉危為安,日趨穩定。但其政治文化在朱熹看來,仍延續著北宋末年以來的諸多失序狀態。宋孝宗(趙眘, 1127-1194 )一度看來欲有所作為,甚至意圖「恢復」大業。然而其秩序思維,仍是三教分領不同層次。宋孝宗曾經親著《原道論》,回擊韓愈的排佛思想。認為「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斯可也。」 6可見宋孝宗仍延續了魏晉以降的二重世界觀,高度肯定佛老之學的價值。根據陳弱水的研究,唐代及唐代以前中國儒者的世界觀有一特色,可把此種中古典型的心靈架構叫作「二元世界觀 」或「二重世界觀」,最重要的影響可能在助成宗教的勃興,特別是佛教。玄學在思想上的突破為宗教,文學之發展減少阻力。由於方外境界的確立,現實人間變成相對性的存在,以家庭,國家為核心的群體生活不再是人們唯一的生息之所,尋求個人的精神解放、追求生命永恆是正當的,也是可能的。 7

這恰恰是對朱熹來講不能接受,認為是宋代政治社會失序的思想根源!

因此,朱熹生平的第一篇上書〈壬午應詔封事〉,就直言批評皇帝不該喜好無法「貫本末」、甚至會「內外顛倒」的佛老思想。這是宋朝朝廷南渡以來,第一次有人公然對皇帝好佛老的直言抨擊:8

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疏遠傳聞,未知信否?……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

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9

朱熹對皇帝直言相勸,認為佛老之說,不但不能「貫本末、立大中」,反而會「顛倒繆戾」,絕非真正的「治道」所歸。

不僅第一封上書一鳴驚人,之後到了淳熙十五年( 1188 年)十一月七日,朱熹又應召奏上一道著名的《戊申封事》。朱熹在上書中,再次批評皇帝喜好佛老與當時現實功利的政治氛圍:

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為真實,而彼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為空,則徒知寂滅為樂,而不知其為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脩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脩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朗澈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10

朱熹明確地批評佛老之學的根本問題,就是再把「性命」視為「空虛」,而不像是儒學「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能以一理貫穿「治心、脩身、齊家、治國」。如果照佛老之說發展下去,必然導致「本末橫分、中外斷絕」,而產生了「滅理亂倫」的結果。但是整體朝廷風氣卻反而將「儒、釋、道」區分為「三術」,並把儒學看為「常談死法」,視為「最下」,11這正是朱熹最看不下去的狀況。

朱熹詮釋下的《大學》思想:本末一貫之道

朱熹批評在皇帝身邊反道學的侍從講讀之臣和浙中功利學派,朝廷瀰漫著功利與老佛混合的政治高論。皇帝本身倡導三教同一,功利派則認為佛能補儒。這都是朱熹看為不可取的。 12在朱熹看來,漢、唐以降的諸多君主都已經深受其害,導致無法「與乎帝王之盛」;而當代政治,若繼續輕視儒學根本之道,而被佛老思想主管下去,則復「三代之治」的理想必然不可得。朱熹深感危機,不得一再於上書中試圖點醒皇帝,持續批評佛老之說是「內外異觀,本末斷裂」。為求恢復儒者正確的「一貫之道」,朱熹特別對皇帝強調《大學》的重要性。在朱熹詮釋下,孔子集上古儒學之大成,但因為無法直接得到實際的政治地位施行他的理想,因此退居在民間寫作了《六經》,而《大學》則是孔子對於天下、國家、本末、終始、先後等問題,講得最詳實明確的一篇內容,被記錄在戴氏的《禮記》中。而此《大學》之道,就是朱熹認為即使是古代「生而知之」的聖人,也該要去學習的內容!

如同余英時所說,把《大學》正式納入理學系統,不可否認是朱熹的獨特貢獻。本文在此則嘗試指出,正是因為比起佛老之說,或者其他儒學經典,《大學》通貫「誠、正、格、致、修、齊、治、平」,「本末」兼備而無所偏,在思想論述上顯得最為完整。也最能破除佛老之有本而無末,或「本末斷裂、中外斷絕」。得以進一步全面性地重建秩序。這也是朱熹為何每每不厭其煩地,在政治論述中,總是如此強調《大學》的重要性。也因為強調《大學》的重要性,自然會強調此「本末一貫」論述中的「本」:「正心誠意」了:

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 13

朱熹透過不厭其煩地強調《大學》之道,來破解(他所認為的)當時政治文化中「本末斷裂」、只重功利、不明根本的困境。

結語

在北宋亡國與秦檜主政的陰影下,身處嚴重的政治、文化失序與危機感當中,讓朱熹不厭其煩地欲以「本末一貫」的《大學》之道向南宋皇帝上書進言,期待能以儒學歷代聖賢相傳的「一貫之道」,取代「本末斷裂、中外斷絕」佛老、功利之說,藉以全面恢復秩序。此種以《大學》文本為中心出發,強調以「一」取代「二」,以「本末一貫」連結起「誠、正、格、致、修、齊、治、平」的秩序觀,影響了東亞近世儒學,特別是中國的政教秩序。

近代與當代中外思想史家,多有注意到傳統的世界觀有一元化的思維。如林毓生認為,中國的政治秩序與道德、文化秩序是高度地整合著的。五四反傳統主義者即是運用這種「整體觀」的思想模式 (holistic-intellectualistic mode of thinking) 來解決迫切的社會、政治、與文化問題。這種思想模式並非受西方影響所致,乃從中國傳統中認爲思想爲根本的一元論思想模式 (monistic-intellectualistic mode of thinkin) 演變而來。這裏所謂的一元論思想模式,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殊傾向。14此類一元性、整體性、政教合一的特質,若溯其根源,與朱熹高舉《大學》的「貫穿本末」,全面恢復秩序的思維,有其深刻關連,對近世東亞儒學之發展更有深遠影響。

  • 1. 黃俊傑,〈東亞儒家經典詮釋史中的三個理論問題〉,《山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8 年第 2 期(濟南,2018),頁 147 。
  • 2. 黃, 俊傑. (2015).  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 頁 209 。
  • 3. 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曾比較,朱熹時代的儒學有點類似羅爾斯(John Rawls)所謂的「合理的全面哲學學說」 (reasonable comprehensive philosophical doctrine) ,是一套完整的思想系統具有全面安排人間秩序的潛力的,因此宋儒的三代之治,其實是秩序重建的象徵符號,他們的真正意圖不是復古,而是依照儒家的傳統理念來徹底改造晚唐以來的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失序狀態。 詳見余英時,〈試說儒家的整體規劃–劉述先先生〈回應〉讀後〉,《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臺北:允晨文化,2004),頁 388-402 。
  • 4. 〔宋〕朱熹,〈戊午讜議序〉,《朱子文集》,卷 75 ,頁 3767 。
  • 5. 〔宋〕朱熹,〈與陳侍郎書〉,《朱子文集》,卷 24 ,頁 905-906 。
  • 6. 宋孝宗《原道論》,見《大正經》第 49 卷,頁 429-430 上。此文除見於《佛祖統紀》第 47 卷外,尚錄於《佛祖歷代通載》卷 20 中頁 692 下,記於乾道七年。
  • 7. 陳弱水,〈漢晉之際的名士思潮與玄學突破〉,收入陳弱水主編,《中國史新論:思想史分冊》(臺北:聯經, 2012 ),頁 244-248 。
  • 8. 束景南,《朱子大傳:“性”的救贖之路(增訂版)》,〔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6 〕,頁 166-167 。
  • 9. 〔宋〕朱熹,〈壬午應詔封事〉,《朱子文集》,卷 11 ,頁 347 。
  • 10. 〔宋〕朱熹,〈戊申封事〉,《朱子文集》,卷 11 ,頁 388 。
  • 11. 〔宋〕朱熹,〈戊申封事〉,《朱子文集》,卷 11 ,頁 388-389 。
  • 12. 束景南,《朱子大傳:“性”的救贖之路(增訂版)》,頁 584-584 。
  • 13.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 1977 ),卷 429 ,頁 12757 。
  • 14. 林毓生,《思想與人物》(臺北:聯經,1983),頁132-134。
作者
蔡安迪
關心東亞儒學,博士論文聚焦在朝鮮朱子學相關的主題,也把德國政治哲學家沃格林「秩序與歷史」作為東亞思想的比較與參照,藉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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