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一書流傳久遠，作為臺灣學生，不論你喜歡與否，或者為了考試升學，幾乎都一定曾經背誦過《大學》的字句。也許有人會想，是誰害我要背這些雖然簡短，但是有點煩悶內容的呢？就像周星馳電影中所說的「冤有頭、債有主」，把《大學》一文，從《禮記》的篇章提出，並將之提升到經典地位，影響了近世將近八百年的人，就是著名的宋代大儒朱熹（號晦庵，1130－1200）。
學者曾評論：
從孔子以後，東亞儒學史上最大的「詮釋的權威」就是朱子。 14 世紀以降中日韓等東亞地區儒者，皆必須面對朱子學的「詮釋的權威」。東亞儒者可以贊同朱子，可以與朱子爭辯，可以反駁朱子，但無法繞過朱熹。』 1
朱熹進《四書》退《五經》，對近七百年來東亞思想史，還有哲學的發展可謂影響深遠。2
朱熹的時代，是南宋朝廷仍然活在北宋滅亡與秦檜主政的陰影的時代，身處這種時代背景，朱熹一生都感受到時勢艱難：
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4
秦檜主政很長一段時間，對南宋造成了許多不良影響，致使士風衰敗腐化。因此如果要瞭解朱熹思想之形成，必然與「靖康之禍」、奸相「藉外權以專寵利」、「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的歷史背景深刻連結，故我們可說道學（朱子學），是在國家的政治、文化失序危機產生的。身為一個對政治有深厚關懷的大儒，朱熹對南宋朝廷的深重危機提出分析，他認為南宋朝廷有三大弊病：
熹嘗謂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為力；救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 5
朱熹在分析南宋朝廷的多重危機的話語中，他的政治論述的特色是以「本末」思維來討論政治問題。朱熹說：「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是故討論朱熹論及秩序問題時，不能忽略這種本末思維模式。
南宋朝廷雖然自南渡後轉危為安，日趨穩定。但其政治文化在朱熹看來，仍延續著北宋末年以來的諸多失序狀態。宋孝宗（趙眘， 1127-1194 ）一度看來欲有所作為，甚至意圖「恢復」大業。然而其秩序思維，仍是三教分領不同層次。宋孝宗曾經親著《原道論》，回擊韓愈的排佛思想。認為「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斯可也。」 6可見宋孝宗仍延續了魏晉以降的二重世界觀，高度肯定佛老之學的價值。根據陳弱水的研究，唐代及唐代以前中國儒者的世界觀有一特色，可把此種中古典型的心靈架構叫作「二元世界觀 」或「二重世界觀」，最重要的影響可能在助成宗教的勃興，特別是佛教。玄學在思想上的突破為宗教，文學之發展減少阻力。由於方外境界的確立，現實人間變成相對性的存在，以家庭，國家為核心的群體生活不再是人們唯一的生息之所，尋求個人的精神解放、追求生命永恆是正當的，也是可能的。 7
這恰恰是對朱熹來講不能接受，認為是宋代政治社會失序的思想根源！
因此，朱熹生平的第一篇上書〈壬午應詔封事〉，就直言批評皇帝不該喜好無法「貫本末」、甚至會「內外顛倒」的佛老思想。這是宋朝朝廷南渡以來，第一次有人公然對皇帝好佛老的直言抨擊：8
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疏遠傳聞，未知信否？……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
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9
朱熹對皇帝直言相勸，認為佛老之說，不但不能「貫本末、立大中」，反而會「顛倒繆戾」，絕非真正的「治道」所歸。
不僅第一封上書一鳴驚人，之後到了淳熙十五年（ 1188 年）十一月七日，朱熹又應召奏上一道著名的《戊申封事》。朱熹在上書中，再次批評皇帝喜好佛老與當時現實功利的政治氛圍：
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為真實，而彼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為空，則徒知寂滅為樂，而不知其為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脩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脩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朗澈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10
朱熹明確地批評佛老之學的根本問題，就是再把「性命」視為「空虛」，而不像是儒學「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能以一理貫穿「治心、脩身、齊家、治國」。如果照佛老之說發展下去，必然導致「本末橫分、中外斷絕」，而產生了「滅理亂倫」的結果。但是整體朝廷風氣卻反而將「儒、釋、道」區分為「三術」，並把儒學看為「常談死法」，視為「最下」，11這正是朱熹最看不下去的狀況。
朱熹批評在皇帝身邊反道學的侍從講讀之臣和浙中功利學派，朝廷瀰漫著功利與老佛混合的政治高論。皇帝本身倡導三教同一，功利派則認為佛能補儒。這都是朱熹看為不可取的。 12在朱熹看來，漢、唐以降的諸多君主都已經深受其害，導致無法「與乎帝王之盛」；而當代政治，若繼續輕視儒學根本之道，而被佛老思想主管下去，則復「三代之治」的理想必然不可得。朱熹深感危機，不得一再於上書中試圖點醒皇帝，持續批評佛老之說是「內外異觀，本末斷裂」。為求恢復儒者正確的「一貫之道」，朱熹特別對皇帝強調《大學》的重要性。在朱熹詮釋下，孔子集上古儒學之大成，但因為無法直接得到實際的政治地位施行他的理想，因此退居在民間寫作了《六經》，而《大學》則是孔子對於天下、國家、本末、終始、先後等問題，講得最詳實明確的一篇內容，被記錄在戴氏的《禮記》中。而此《大學》之道，就是朱熹認為即使是古代「生而知之」的聖人，也該要去學習的內容！
如同余英時所說，把《大學》正式納入理學系統，不可否認是朱熹的獨特貢獻。本文在此則嘗試指出，正是因為比起佛老之說，或者其他儒學經典，《大學》通貫「誠、正、格、致、修、齊、治、平」，「本末」兼備而無所偏，在思想論述上顯得最為完整。也最能破除佛老之有本而無末，或「本末斷裂、中外斷絕」。得以進一步全面性地重建秩序。這也是朱熹為何每每不厭其煩地，在政治論述中，總是如此強調《大學》的重要性。也因為強調《大學》的重要性，自然會強調此「本末一貫」論述中的「本」：「正心誠意」了：
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 13
朱熹透過不厭其煩地強調《大學》之道，來破解（他所認為的）當時政治文化中「本末斷裂」、只重功利、不明根本的困境。
在北宋亡國與秦檜主政的陰影下，身處嚴重的政治、文化失序與危機感當中，讓朱熹不厭其煩地欲以「本末一貫」的《大學》之道向南宋皇帝上書進言，期待能以儒學歷代聖賢相傳的「一貫之道」，取代「本末斷裂、中外斷絕」佛老、功利之說，藉以全面恢復秩序。此種以《大學》文本為中心出發，強調以「一」取代「二」，以「本末一貫」連結起「誠、正、格、致、修、齊、治、平」的秩序觀，影響了東亞近世儒學，特別是中國的政教秩序。
近代與當代中外思想史家，多有注意到傳統的世界觀有一元化的思維。如林毓生認為，中國的政治秩序與道德、文化秩序是高度地整合著的。五四反傳統主義者即是運用這種「整體觀」的思想模式 (holistic-intellectualistic mode of thinking) 來解決迫切的社會、政治、與文化問題。這種思想模式並非受西方影響所致，乃從中國傳統中認爲思想爲根本的一元論思想模式 (monistic-intellectualistic mode of thinkin) 演變而來。這裏所謂的一元論思想模式，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殊傾向。14此類一元性、整體性、政教合一的特質，若溯其根源，與朱熹高舉《大學》的「貫穿本末」，全面恢復秩序的思維，有其深刻關連，對近世東亞儒學之發展更有深遠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