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養」一詞，意蘊甚深甚遠，用處亦甚廣泛，既可指個人於道德人格上的層次，亦可指對象在特定範疇中的學識水平。話雖如此，現在卻有不少人對「修養」的含意，一知半解。就後者而言，其意易明，但筆者以為僅指「學識水平」，而忽略品行承擔，乃重「識」而輕「養」，實未能透其底蘊；再就前者而言，大多數人以為心平氣和、不慍不火便是。
對此，筆者實難苟同。若果真如此，則「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總是笑臉迎人便是「修養」，筆者敢肯定世上絕無此人。世無此人，則「修養」二字亦無從說起，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正是此意。另外，世人多以「境界」形容和說明「修養」，但「境界」的內容卻無絕對標準，或儒或道或釋或基督，不一而足，這與個人的遭遇、心性和價值觀有關。以下，筆者將從「儒學」為切入，談談「修養」。
「修」與「養」
筆者不知「修養」的詞源，但卻認為以下兩句便足夠說明其意，一為《中庸》首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為道，修道之為教」、一為《孟子．公孫丑上》：「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兩句雖未將「修」與「養」合而言之，但只要將兩者分而析之，再整合為一，便足觀「修養」之全貌。
「修」之含義：內、外聯繫
先從「修」說，據上引《中庸》之言》，可知「修」既有先天之命一面，亦有後天修習一面，充分表現「天人合一」的深意。在此，《中庸》以為「天」以「命」的形式，將「道」(或「理」)賦予「人」而為其「性」；「人」能秉持、發揮(「率」)其「性」，這便能走出一條當行而行、通往理想境界的「道」；「道」既成，眾人往之，若能集思廣益、整合修正(「修」)，使「道」能發揚光大，並藉以教化世人，這便是「教」。
縱觀上言，可知《中庸》視「性」、「道」、「教」三而為一，以「命」、「率」、「修」串連一起，起由「天」而終於「人」。作為一切本源的「天」(或「道」、「理」)，以「命」的形式，賦「性」於「人」。若以思孔系統析「性」，則所謂「善性」，是見「孺子入井」和「蟲蝕親屍」的「不忍」和「不安」。但「性」為人之本性，但這絕不代表「人」必然知「性」、依「性」而行。
《孟子‧告子上》指出：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
對此，《朱子語類》亦言：
「天命之謂性，命便是告札之類。性是合當做底職事，如主薄銷注，懸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尚，或寬或猛。」
整合上述兩言，可知「性」雖由「天」「命」，但他（筆者以為「性」非死物，故不宜用「它」）必須通過「思」方可「得」，而「思」的主體便是「心」，因此朱子有云：「心統性情」，「心」才是主宰。承上言，「率性之為道」意謂「能夠以『心』思『性』、得『性』，然後依此行事，即『道』」。由此可見，「道」由人為，亦為天性使然，一切因「性」從「心」，此即謂「替天行道」及「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藉此突出人的主動和主體性。
據上言，可知從「天」到「道」，是一由「外」至「內」的過程，但這並非終點，「道」之於「人」，必自「個體」到「大眾」才是其終極目的，而實踐的動作正是「修」，以「修」行「教」。由此可見，「修」是連繫「內」「外」的橋樑，其對象正是「道」。
「道」：「智」與「中庸」
至於「道」的內容，正如上言，是「善」的表現，亦即「仁」「義」「禮」「智」等德目。既然是傳統的道德規範，筆者不欲在此詳述，但有兩方面是必須清楚說明的，一是「智的內容」，一是「中庸之道」。
「道德認知」與「科學認知」
首先，就傳統而言，「智」僅是德目之一，即「道德認知」，其對象則限於「善」「惡」而已，但這顯然是一種落後的誤解。時移世易，對客觀世界的認知已是立足於世的必要條件，而傳統的「智」亦應非專指「道德認知」而已。
現今世界，各地交流頻繁，分工亦愈見細緻，因此人必須接受不同的訓練，並發展個人潛能，方能使人類社會更加發展。百多年前，歐洲進入了「啟蒙時期」，擺脫迷信，並開展理性的階段，為日後的「工業革命」掃除障礙，而「工業革命」的產生，使人類文明進入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科學」逐漸掌握人類的命運，更大有推翻「宗教」的勢頭，因此人類生活與「科技」已是不可分割的。
此外，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科技」既是進步之藥，亦是破壞之劍。地球生態因人類過度開發而衰竭，大量物種面臨滅頂之災，氣候亦向人類預警，警告滅亡的來臨。為解決此危機，除了人類自身的態度外，適當的發展和使用「科技」，如環保技術、宣傳方法、醫藥發明等等，都是人類存亡的關鍵，因此「道」已不應僅局限於「道德認知」，「科學認知」也是必須的。
至於，傳統的「智」實亦有「科學認知」的部分，只是在歷史的科展和皇權的干預下，呈現了扭曲的發展。古有「士」、「農」、「工」、「商」四民，後三者均需一定的專業和科學知識，如灌溉、冶煉、交通等方面。戰國時代，齊之臨淄乃一國際都會，所謂「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極言「農」、「工」、「商」的蓬勃發展。中國「四大發明」更是歐洲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的必要條件。大儒朱熹亦非專精倫理學而已，其於風水術數、天文地理亦有一定的造詣，他主張「格物致知」，便是務求擴闊儒學眼界的嘗試。凡此種種，不可勝數，可見「科技」及「資本主義」的種子從未在中國土壤中消亡。
話雖如此，以「儒」、「道」、「釋」為主幹的中國文化，終究是重內輕外的文化類型，加上國家統一較早出現，雖有利文化發展，但亦促使皇權為保自身利益及國家的長治久安，在政治、教育及經濟上，都作出了重視服從，尊國輕民的調整，以致中國文化長期處於穩定，但欠刺激和發展的時期中。
綜合上言，可知「道」必待重新審視及改善「科學認知」的內容和實踐，方能使人進行更全面和適當的「修」，然後向後推展，並發揚光大，教化大眾，此方為「修道之為教」的真意。
「道」之所行：「中庸之道」
上言「智的內容」，指出客觀世界的重要。至此，筆者將言「中庸之道」，指出情感表現的控制。簡而言之，「中庸之道」即「中和思想」(由於下文關係，兩者分別，將不在此文詳述)，
《中庸》有言：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皆節，謂之和。」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中庸之道」分作情感內存於「心」，並未遇事而發的「寂然不動」的階段，即「中」，以及主體緣事而發，表露情感的「感而遂通」的狀態，即「和」。由於，主體並未遇到外事影響，因此情感相對處於平和狀態，表現為安靜平淡，沒有任何偏頗的情感流露。當此時，由外觀之，實是一不慍不火的人，但這只是「中」的表現。人生在世，無時無刻，與事物溝通交流，故必因事而產生不同種類及不同強度的情緒，而主體若能如朱熹所言：「當悲七分，則悲七分；當怒十分，則怒十分」，因應事件的質量，控制情緒於合理的範疇中，並拳拳服膺，終生奉行便是「和」。對此，小程子便曾注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為了達到此目標，對事物的充分了解是必須的，因此《中庸》提出「執其兩端」，了解事物的全貌及其極端的可能性和表現，再因應客觀情況，衡量利害，以最恰當的表現和方法，作出應對，此又即謂「時中之道」。「時中之道」絕非相對主義的意思，
《孟子・萬章下》曾言：
「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
古之聖人有四─伯夷、伊尹、柳下惠及孔子，四者均能秉善而行，但前三者均因個人性格，而有「清」、「任」、「和」三種偏向，唯有孔子能集三者大成，以不同表現應對不同情況，此即「時中之道」。至於如何「執兩用中」，
孔子《論語・子罕》便曾言：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孔子豈能無知，「無知」既為自謙之辭，同時亦指出人必須保持謙卑之心，戒除過剩的自信和主觀成見，並保持空虛的心，容納和了解事物的全貌，如此方能明白事物的兩端，從而「執兩用中」。
整合上言，可知「中庸之道」講究情緒的平和，但絕非無限的穩定，能恰當的宣洩情緒，才是正確表現。為此，人必須空虛己心，既容情於心，亦容事於心，如此方能達到「中庸至德」。
行文至此，筆者以為「修」的深意，一言以蔽之，曰「天人合一」。根據上言，「修」除包括對本性的了解，即「天命之謂性」的「道德認知」，此外，亦必了解「科技認知」，對大自然必有深入了解，亦即對客觀世界的掌握。總括而言，「修」指人必以「心」思「道」，即全面探討「天」與「人」的內容，然後恰當地表現和處理「天」與「人」的關係，亦即講究「天人合一」的境界。
「養氣」：「道德勇氣」
至於，「養」的解說，據《孟子‧公孫丑上》所述，「養」的對象是主體心中的「浩然之氣」，而「浩然之氣」亦即「道德勇氣」。
據《孟子．公孫丑上》所載：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閒。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在此，孔子清楚道出，真正的「勇」並非單純的力量，而是敢於承擔的「氣量」。人與人之間，總有一些矛盾發生，當中可能牽涉對、錯、善、惡的選擇，但人非聖人，總有犯錯或選錯的時候，因此「知錯能改，善莫大焉」。話雖如此，這卻不代表人人皆有認錯與納諫的「氣量」。此外，又有些人比較自我，或受道德相對主義及虛無主義的影響，以為「是非不存」，故無所謂「對」「錯」。
對此，孔子便清楚說明，真正的「勇氣」源於自省，若的確犯錯，則儘管對方只是白丁，亦敢於認錯，但若未有犯錯，則面對千軍萬馬，亦必堅持到底。在這，「氣」是一種德行，是一種「是其是，非其非」的承擔，即「道德勇氣」。為保存這股「氣」，孟子便指出「直養而無害」，人必須時刻警醒，保持為善之「勇」及承擔之勇，因它是與「義」、「道」並生的，若不行義，則氣餒。
《孟子．告子上》亦言：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櫱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孟子以牛山作喻，認為人性雖善，但若「一曝十寒」，不注重「養」「氣」，必有梏亡之憂。因此人必須「養」「氣」，而且必須持之以恆，無刻間斷，此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總合上言，「浩然之氣」實是「道德勇氣」，「養」即堅持行善和擇善固執的性格。
結語
總結全文，「修」「養」雖有各自的意思，但均指向個人的道德性格，「修」是「道德認知」，「養」即「道德勇氣」，而兩者的原則則是「善」，即「仁」。由此可見，「修養」實指個人具備「知善知惡」的能力，及奉行不易的「勇氣」，亦即「知」、「仁」、「勇」三達德的調合。
此外，「修養」的行為表現，絕非「不慍不火」，而是內能「率性而為」，積德修善；外能了解自然，掌握科學的能力，內外兼備，且能擇善固執，並表現得恰到好處，方是至境。其實，簡而言之，「修養」即「問心無愧，於理無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