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哲學】廢墟中重建的政治倫理─對阿多諾「自主性」的反思

阿多諾廣場

法蘭克福大學的阿多諾廣場,保留著昔人做研究的桌椅。
難度: 
4

阿多諾T. W. Adorno)是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的學人。法蘭克福學派是批判理論的一支宗派。雖然阿多諾較為人周知的論著是他的文化工業批判及美學理論,但是他在社會學與樂理的研究也同樣影響著後繼批判理論的研究者。身處二十世紀中葉,曾流亡海外的阿多諾反思當代的處境,從種族滅絕的奧斯維辛集中營、極權主義的權威崇拜、到試圖重建政治倫理的未竟之功。本文試圖爬梳阿多諾的思想脈絡,從他對極權國家的不人道之反思,到如何從美學的自主性出發,重建一套政治倫理;雖然他晚年對風起雲湧的社會風潮的做法也有爭議,也尚未在政治哲學有完整的理論建構就離開人世,但是這也就是法蘭克福學派與批判理論的後繼者所續追尋的。

在奧斯維辛之後

「在奧斯維辛之後」始終縈繞在阿多諾的思想體系。奧斯維辛位在波蘭,是德國納粹政權期間監禁尤太人、同性戀、政治犯等不服膺於納粹意識形態者的集中營;據載,這裡執行了「尤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的種族滅絕行動:一百一十萬名尤太人在這裡失去了他們的性命。阿多諾將奧斯維辛視之為野蠻,他說「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Nach Auschwitz ein Gedicht zu schreiben, ist barbarisch.1 奧斯維辛所體現的,是極權主義的生靈塗炭的野蠻。儘管如此,阿多諾在此所說的野蠻,並不是我們所認為的:缺乏秩序的、未開化的茹毛飲血。相較於此,奧斯維辛則是以有系統的、井然有序的官僚管理,縝密地分類集中營的囚犯,將之進行勞動改造、人體試驗,最終在消弭他們身為人的基本尊嚴後,將他們送入毒氣室剝奪性命。換言之,奧斯維辛所體現的,是極權主義下生靈塗炭的野蠻。 

在阿多諾的思想體系中,「奧斯維辛」並非個殊的納粹政權下的慘劇,而是在二十世紀普遍地存在的,尤其是極權主義,無論是法西斯主義的第三帝國、還是共產主義的蘇聯,都是幾無二致的:以唯一的意識形態建立政府的法統性,全面地控制且壓制社會每個人的生活,並且以意識形態所建立的整體全面的審監標準,藉由祕密警察、媒體傳播的監控及宣傳,箝制社會而不得違逆少數人的意志,無論是強人還是政黨的領導。而違逆他們的意志者,無論是表意上還是血統上,都將面臨的是被社會排除的命運:送入集中營,或者直接處死。

阿多諾對奧斯維辛的反思,並不侷限在其個殊性,而是更深入地針對西方文明自啟蒙運動所追求的現代性:人走出宗教神話的權威性崇拜,確立了「人作為人」的主體,認為人有自主的理性,有科學、邏輯、工具的思想;但這種承認人有自主的理性的普遍性,卻隱蔽了人對於權威的盲目崇拜及潛伏的暴力;在極權主義中將這種普遍性推展到極致,認為自己的理念才是唯一的真理時,原本被認為是前現代的野蠻則會再現:拜物的社會,將個殊的理念當作普遍的時代精神。不是盲目地崇拜不明就裡的對象,就是以暴力脅迫別人卑躬屈膝;或者是透過縝密的系統審視每個統治範圍的人與物,一旦不符該理念或是意志下的意識形態,只有選擇被意識形態同化或是排除。

阿多諾之所以將奧斯維辛不當作是個殊事件,而是二十世紀普遍的現代性危機——啟蒙運動追求的自主、理性,企圖藉由工具邏輯的除魅,卻演變新的拜物,反撲成為全面整體的野蠻宰制——是因為他在流亡美國觀察大眾文化,看到了極權主義的影子,這也就是他最著名的「文化工業」理論。

重探文化工業

「文化工業」批判是阿多諾最著名的理論。即便流亡在號稱自由主義大本營的美國,阿多諾仍然注意到隱藏在大眾文化裡的極權主義:將商品的交換價值視作為唯一的判斷標準,也就是阿多諾所說的「資本的總體力量」(die totale Kapitalmacht) 2,形成壟斷的社會關係網絡;一方面,將人類智識活動的生產物化約成謹具有交換價值的商品,另一方面,又藉此來排除不符合商品化性質的智識活動。

雖說文化工業的批判是建立自對大眾文化的觀察,但是阿多諾並不是要建立起菁英與大眾的對立;反之,他要提醒的是,文化工業是在建立意識形態的權威崇拜:藉由電視、廣告、電影等媒體的強化,人們的主體性是建立在消費主義,而個人的生活風格是藉由購買商品而取得。就像在極權主義的社會中,對領袖及意識形態的崇拜。在這些號稱自由主義的社會裡,人們趨之若鶩地爭相被媒體鼓勵購買的商品,對這些商品的擁有者當作是神一般的崇拜,認為購買就能得到娛樂的愉悅,卻忽略了一個社會既有的不平等權力關係,也忽略了在這樣權力關係中被排除的人們。

這種小確幸的「虛假個體性」,如果從阿多諾的語境脈絡,則呼應了文化工業所描繪的、一個被商品化的意識形態的全面性壟斷,人們只能符膺於這樣的社會中:在極權主義下,你的思想行為不符合領導還是黨的意志就被社會排除;在文化工業裡,如果你不能被化約為交換價值的商品,那你就會被貼上無用的標籤。藉由這樣的篩選及排除,文化工業所強化的,是壟斷的權威崇拜,而且在媒體跟官僚的控制下,所有的智識活動都必須服膺於這樣的壟斷。

此外,文化工業也產生了「姿勢份子」(Tui, Tellekt-Uell-In)——阿多諾引用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 (Bertolt Brecht)3——賣弄學問只為文化工業的意識形態服務,所有的智識活動並不是為了尋找更深刻的學問,而是如何爭取更多的利益,而不斷地討好權勢者的娛樂而已。當商品價值成為唯一的判斷標準時,「知識就是權力」就不成立了,追求智識的實質性或是真理並不是姿勢份子所追求的;反之,他們要的是在文化工業中賣弄學問,以積累私人的財富、聲望以及政商的人脈網絡,藉此建立起菁英與大眾的「區別」(distinction,或者是翻譯成「秀異」),來招喚一知半解的智識的拜物教,更加深了文化工業中壟斷的智識活動的生產及不對稱的權力關係;為了奪得權勢而進行的智識活動,反而是「權力就是知識」,增添文化工業的權威性。

雖然阿多諾將「前衛藝術」當作批判文化工業的支點 (Punkt) 4,但是並不能將前衛藝術當作文化工業以商品價值為唯一判斷標準的救贖:這又會掉入個殊取代普遍的拜物當中。阿多諾注意到,任何的藝術運動都有自我的理念,如果以單一的作品或是流派的美學宣言當作是全面的文化,那就只是複製了文化工業的權威跟商品性質。從二十世紀不斷出現的各種藝術流派,呈現的是不連續的、斷裂的、衝突的、不可協調的。這也是阿多諾美學理論所持的論述,並不是個殊作品或是流派的理念或是意志,能夠成為全面的世界精神。這也是阿多諾所批判的現代性的意識形態。

理性化並不是除魅

啟蒙運動所追求的理性,雖然確立了「人之為人」的同一性來除魅 (Ent-zauberung),亦即:脫離神秘的拜物。工具理性如缺乏價值理性,那只會透過科技的傳播來加深崇拜權威的性格。無論是阿多諾身處的大眾媒體蓬勃發展的年代,還是我們現今的網絡通訊四通八達的世界,雖科技讓範疇歸類更加便利,而訊息的傳遞更能夠順利地布達,但如果在價值理性上,還是以對權威的服膺為唯一的判斷標準,則如同在政治上依意識形態而起的極權主義,以及在經濟上以商品價值為最終取向的文化工業,最終也只是複製了前現代崇拜權威的性質,再度掉入「魅」 (Zauberung)的陷阱。

對於工具理性的批判,並不是否定之,而是詢問綿密的數據跟論證所帶給研究者的價值理性是什麼。然而,由於阿多諾不斷地強調,任何對於個殊的理念與意志皆非普遍的價值判斷,因此前述提問就又回到大眾時常誤解的「價值中立」。實際上,個人的理念是不可能價值中立的,惟有反覆地、毫無保留地、清晰地論證自己持有的理念,透過工具理性的論證及數據得出自己的見解及證成,並讓他人帶著自己的理念進行交辯。用價值中立隱藏其判斷立場,甚至在交辯當中當作別人質疑的擋箭牌,並無助於交辯中試圖達到社會科學的實質性。在文化工業裡,權威崇拜固然是不對稱權力關係下的智識活動之結果,但也是其原因;缺乏交辯的互相質問「為什麼」、「從何而來」的問題,只是讓智識活動變成單向道的訊息傳播,一味加深對權威的崇拜。

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並不是對立的。工具理性可透過數據與論證清楚地表述研究者的見解及證成,但是價值理性是公共領域中不斷地、動態地、互相交辯的公眾所試圖達到的。雖然論證的前提是公眾站在平等的權力關係上,但實然面看來,則是不平等的財富積累、權力關係及人脈等社會結構,造成每個人表意自由也不是平等的。也就是說,社會中擁有更多社會資源的人,他們的意見跟想法更能夠影響公共領域;如果他們只是為了一己之私,而且缺乏制衡監督他們的機制,只會製造更多的不平等。回到阿多諾在批判文化工業所提到的自主性,雖然他找到前衛藝術當作批判的支點,但是更深入地反省,自主性並不是美學「為藝術而藝術」,也不是「人之為人」。阿多諾思想體系中「自主性」是試圖從美學出發,來重新建構政治倫理的規範性。

對自主性的反思

「自主性」如果被理解為獨立的主體——「我在我的國度自立為王」——不涉及其他的封閉個體,那麼它用自身的經驗得出的理念只是個殊的,而非普遍的;每個宣稱自己是自主的個體,都忽略了它只是在結構中的個體,宣稱自主只是在認知上脫離了結構的宰制,確立了自己的運動規律。但是如果忽略了自己仍舊是結構宰制的一部分——尤其是不對稱的權力關係中——如果它又能獨斷地施加自己的理念及意志,則又成為了意識形態的宰制。

雖然阿多諾將自主性做為消極地否定整體社會結構的過程及狀態,但全然的否定將只是另一種虛無主義。因此,更仔細地爬梳阿多諾「自主性」:在建立起個體與社會結構的對立時,依舊承認個體在結構中的關係,經由不斷地質問社會結構中不對稱權力關係所產生的單向道訊息的智識活動,以對抗文化工業用商品價值判斷一切的標準及一味複製的習慣。這也是不斷地釐清在社會結構的不對稱權力關係,像是財富積累而起的不平等的社會關係網絡——姿勢份子最擅長的伎倆——以及與社會結構拉扯不斷反省自身內在的斷裂與矛盾:我(以個體)既是這個社會結構裡的環節,又否定(或是用更適切的中文詞,反抗)這個生產結構的不對稱的權力關係。儘管如此,如果認為從否定社會結構就是反抗運動的證成,那又掉入為反對而反對(或是為否定而否定)的虛無主義陷阱裡了。

「自主性」是從外部結構的不對稱權力關係到內部的矛盾,亦即是在否定結構的反對運動中的自我反省:在不斷批判社會中也不斷自我批判,反思在這個不對稱社會關係的生產結構中,自己的理念與意志是否能不被商品價值的意識形態所化約、不成為將智識活動的生產視之為其累積財富、權勢目的之姿勢份子。堅持需要長時間、反覆地自我審視及批判,才能試圖達到社會科學的實質性或是真理性之過程,也就符合了阿多諾所言的「否定的辯證」(Negative Dialektik):承認自己的自主性是否定社會結構的「客體優先性」(Vorrang des Objekts)。如此的自我批判來自於承認自己在社會結構的不對稱的權力關係中,這樣的批判也是不斷質問自己、也質問外在社會結構的權力關係:「這是什麼?」、「為什麼?」,試圖在這個不對稱的權力關係的智識活動,找到平衡(或是平等)的對立(或是對應)面。

然而,要透過自主性找到上述的相稱的對應面,就必須在長期不斷變動的社會結構中,先確認眾多個體的自主性所組成的整體界限為何,換句話說,人類作為整體的一個社會,且個人的自律自主如何在此社會中體現,又不會破壞他人的自主性而導致新的權威宰制?如此,才能找到修補不對稱的權力關係的社會結構的方案。不過,在這之前,至少要先理解自主性是否定的過程而非目的——個體試圖抵抗以不受其他的宰制,藉此平衡不對稱權力關係的社會結構。

從奧斯維辛所反映出極權主義的全面性、權威性、及官僚管理,對阿多諾「自主性」的理解,正是如何從自身反思的批判建立起自主性:一方面承認自己在這個社會結構中的位置而不完全服膺於商品價值,另一方面也自我反思自己的思想與作為是否也正控制著別人,謹慎地找尋正確的生活,以及內心的道德良知與外在的社會現實之間的平衡。在極權主義的幽幽威脅下,阿多諾思想其實對任何的政治宣言都是遲疑的。畢竟在他成長的時代,不斷出現以政治的理想宣示來合理化行動者的錯誤甚至暴虐;也因為如此,如何反思每個人的現實處境,並尋求做為屬於全體社會結構的政治規範,儘管非常困難,卻也是阿多諾甚至是後繼者不斷思量的。

結語:尋思「正確的生活」

批判,並不是一味地批評對象,而是站在對象的反面,追根究柢地詢探對象「從何而來」,這也是阿多諾「否定的辯證」的精華。儘管如此,阿多諾對於意識形態及社會運動的小心翼翼,也造成他對歐洲六八學運的態度持於保守。1969 年,阿多諾就過世了,也無法與六八學運以後風起雲湧的思潮變化有所對話。身為批判理論一代宗師的阿多諾,雖然他的著作比較為人周知的是美學及社會理論,但是回顧他從極權主義到文化工業的反思——他曾經說過「在錯誤的生活,不會有正確的生活」 (Es gibt kein richtiges Leben im falschen.)5——他的思想體系始終在探尋,如何在現代性之後的廢墟中重建出規範性的秩序——「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也仍然是後繼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從語義學、法理學、政治與社會哲學、美學的領域,不斷地反思的命題了 。

參考資料

Adorno, T. (1970).  Ästheische Theorie. 7,

Adorno, T. (1977).  Kulturkritik und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97.

Horkheimer, M., & Adorno T. (1971).  Kulturindustrie. Aufklärung als Massenbetrug.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Fischer, Frankfurt a. M. 108–151.

Adorno, T. (2006).  Theorie der Halbbildung. Frankfurt am Main.

Adorno, T. (1951).  Minima Moralia: Reflexionen aus dem beschädigten Leben.

Adorno, T. (1996).  Probleme der Moralphilosophie.

Adorno, T. (1966).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 am Main. 21980, 86.

  • 1. Adorno, Theodor W. "Kulturkritik und Gesellschaft." Prismen. Kulturkritik und Gesellschaft. Gesammelte Schriften (1977): S.30.
  • 2. Vgl. Adorno, Theodor W., und Max Horkheimer. "Kulturindustrie. Aufklärung als Massenbetrug." Adorno, Theodor W./Max Horkheimer (1947):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Frankfurt/M. (1971): S.108-150.
  • 3. Vgl. Adorno, Theodor W., Gretel Adorno, und Rolf Tiedemann. Ästhetische Theorie. Frankfurt/M.: Suhrkamp, (1970).
  • 4. Ebd.
  • 5. Adorno, Theodor W., Minima Moralia: Reflexionen aus dem beschädigten Leben. Frankfurt/M., (1951): S.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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