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儒家體系下，想為荀子「性惡論」說一句公道話的哲學人不在少數。如曾暐傑於《性惡論的誕生—荀子「經濟人」視域下的孟學批判與儒學回歸》中所做的文獻回顧所述。3大抵上，學界對於荀子與孔孟而下儒學的關係討論，可分為三派：視荀子為岐出、試圖調和的並軌，與肯認荀學創建。
曾暐傑此書算是第三類。全書以四個觀點（四支箭）做開展，試圖消弭荀學被儒學系統汙名化的誤解；以「你我都是經濟人」的基礎，來翻轉、肯認荀學的價值。且正如其在〈後記〉中所強調：「既然你想否定我的存在，那我只能以我的存在反擊！」可以了解到，此書作為荀學論者的激情與執著。
什麼是經濟人？曾暐傑表示：
荀子的理論思考是建基於「經濟人」的預設以及由物質與欲望上的需求，去探究現實社會中個體與個體間的互動與情境。也就是說對荀子而言，人的行為無一不是經濟行為與考量，但倫理的價值正是在此一作為經濟人的載體中呈現。4
換句話說，荀子其實是很實際的參照現實狀況，而給予人性道德一個很現實、很形而下的歸結；而這現實的觀察，發現皆是以「經濟的考量與需求」為人行為的基始點。
而荀子所處的現實狀況，或許在某種層面形塑出他較為關注實務的態度。換句話說，荀子之所以提出「性惡」是因為在當時現實環境中所見人民以「經濟」為考量，而直接產生凡是以「利」為考量的現狀，而提出來的觀點。
但曾暐傑強調：
經濟人的提出其實轉化了「法律經濟學」的概念；它的重點不在於用「經濟分析」去梳理道德，而是在道德的實踐中呈現出「經濟學」的理解與方法；「經濟學」對於荀學只是一種表現倫理價值的方法與進路，更重要的在於其「道」——如何在現實中欲望與衝突中，體現儒家仁義禮智的核心。5
換句話說，荀子的「經濟人」又不僅只停留於「利益」的現況探討，而是由「利益」的交流中，抽出「關係」的互動，提出對於「倫理」的關注。曾暐傑將「經濟人」對「利」的追求，另起轉化，將「個人利」追求推擴到「群體利」的考量；因此，在追求「群體利」的大前提下，「個人利」適度的犧牲是重要的。而這「群體利」可以與「善」相連結，並認為以追求群體「大利」其實也是對「善」的追求。
曾暐傑表示：
人有追求利益的本能，……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之時，個體間會在衝突中發現彼此退一步，遵循所謂的禮法規範，雖然可能比贏者全拿的情況減損了獲利，但是卻可以保證長期的利益；……人們會願意行道德、立人倫，不在於人有天生的道德感；而是在「心好利」的利己導向行為模式中所演化的道德法則。6
所以這樣的「群體利」是曾暐傑所說「長期慾望」7。所謂的長期慾望是相較於當下立即滿足的「短期慾望」來說；曾暐傑認為〈性惡〉此篇必須與〈疆國〉此篇，相互參照的看，就會理解荀子〈榮辱〉所謂的「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所要表達的。這句話的意思是：我不是沒有慾望，而是在做過長期考慮後，願意先放下當下的短期慾望，而成就持續穩定的長期慾望8。換句話說，曾暐傑「長期慾望」與「短期慾望」的釐清強化了荀學「以欲望來驅動道德」的合理性。
作為經濟人，所在意的即是「彼此之間的關係」；既然討論「關係」就是落在「倫理」中做釐清，而非「道德」中做釐清。道德與倫理最大的不同是：道德是個人修養的，倫理是群體關係的。
故曾暐傑不斷在文中反覆強調一個重點，「性惡」雖然重要，但卻是為了凸顯荀子強調「禮的學習」的必要性與正當性9。「性惡」之所以被突出強調，乃是由於孟子「性善說」的對比，而被凸顯出來。10真正荀子關注的是在「倫理」的討論上，強調「學禮」的重要性；而非孟子所講求「道德」上的人性著墨。換句話說，後世對於荀學觀點把握錯誤了！一般儒者弱化性惡論，亦或鄙視而不談，恰恰沒看到荀子用性惡來證明禮法的需要；性惡是一種方法而不是目的！
曾暐傑認為：
儒家人性論的探討，必須從現實義來說—無論動機與結果皆是如此。故本書企圖以「道德人」與「經濟人」的實質內涵去概括與討論孟荀的人性論，避免始終陷於「善」、「惡」定義的泥沼與爭論中而無實際的開展。11
人性的彰顯與討論意義是必須落在實際場域或為難的當下，被激發出的人性，才有深究的意義。因此，曾暐傑將傳統對於孟子「性善」與荀子「性惡」的討論，具體的放入現實人的身上，去探究「道德人」與「經濟人」；這樣的作法讓人性的討論突然「立體」了起來。這部分的論說價值是很值得肯認的。
故架空的「性惡論」根本不是荀子關注的觀點，它只是在論說實際現況中，求現實具體觀察，給予解套方法所產生的附屬品。換句話說，荀子看到實際狀況中「經濟人」在自然欲望與生存驅使下所展現錯誤的倫理對待關係，而試圖給予對峙解方，而這解方才是荀子學說所強調並重視的，也就是「禮」論說。
曾暐傑提到：
「禮」是根據「人」所以生的狀態—亦即荀子所說的「性惡」所展開，以及根據人類歷史長久以來的風俗習慣所整合，再加上聖王合理地統治與運用，才形成「禮」作為最高理據的正當性。也就是說，荀子對於人為善的可能以及使人為善的體制，都是就現實的情況與狀況去探詢；他所在意的是現實中禮法的「根據」，本書也就是在這意義上講「形而下」—相對於孟學追尋的是使人為善的「形而上」之「根源」。12
也就是說，荀子對之於孟子在學說上最大的差異是，荀子以形而下的「禮」開展出對於人性關係的倫理討論，而孟子則是釘卯於形上世界，開啟善的大傘。
曾暐傑由此回應他的此書創作的初心，正是欲擺脫由道德形上學來評價荀子為岐出的錯誤起點：
特別要跳脫道德的形上學，不欲將禮義道德上溯至形上根源而是在現實的欲望開展與資源分配中尋求「禮」的根據及秩序的可能，這正是其對時代的反思與回應。13
故禮對荀子的功用，曾暐傑認為此乃「外王中開內聖」14透過外在約束與可以學習的階梯，讓人體會到以「長期慾望」為生命之追求的重要性，繼而放下「短期慾望」的貪快。
相對於孟學期待人自覺地求其放心，一味期待人自主去學習、去為善，去追求人們道德心的萌發之遙遙無期而言。「自覺」就像「頓悟」一樣，好像只是一念之轉，人即可為善；在荀子思維中，可以推想：莫以為「自覺』易簡而快速；但為了追尋與等待那一念是經歷了多少錯誤與百死千難中的體悟才得以達成！人一開始「學」，便進入了工夫次第之中；每學一點，心性中就多一點禮義，這也正是荀子認為的「蹞步」足以「至千里」的原因。15
曾暐傑並後於第五章更深刻的論說荀子如何運用「禮」、「樂」行到「化性啟偽」的方法。16
荀子認為在學習禮的過程中，僅只有禮的教授（師教）還是不夠的，必須在修養與師教的修養路徑外，另外樹立一條以政治權威作為保證人民為善的途徑。故於〈成相〉中提到：「治之經，禮與刑。」17而這點也是後來法家延續發展，為傳統儒者所撻伐的論點。但曾暐傑認為，荀子在此提出「禮」與「刑」是感悟到「禮」沒有強制約束力的必然結果；故曾暐傑提到：「為了避免『經濟人』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將倫理道德都擱置一邊，於是君王便制定了『法』與『刑』，禁止『經濟人』欲望的無限延伸。」18他肯定荀子正視人類欲望，並給予解方的實踐性論說；比起將人性光輝高束於形上端的孟學論說，荀子比孟子更誠懇的直視欲望。
「道德」(moral) 與「倫理」(ethic) 可以說是儒家的核心價值與概念，是「道德」體系的一體兩面；而孟子與荀子選擇了以不同的進路開展儒學的核心價值——孟子從「形上學」的思維貫通「道德」(moral) 價值與根源，荀子則是從「經濟人」的視野來疏通「道德」，是以凸出外在的「倫理」(ethic) 體系與互動。19
並認為：
故在「道德形上學」的脈絡中，更強調自我的修養與覺察，其理論更多建立在作為道德存有 (being) 的個人，亦即是從道德主體 (Moral subject) 來展開論述與體系。20
然而先秦至宋明哲學基本上以「道德的形上學」來發展，強調自我修養有其「得君行道」不得其門而入的場域影響因素。
對儒者來說「內聖」與「外王」本是應當連成一氣，在道德修身（內聖）的同時貢獻所學於君王（外王），「外王」的實踐其實會同時促使儒者對於「倫理」的思索與回應；因為倫理是一種實際互動的思索，必須放在場域中動態的去琢磨。但先秦以至宋明，由於儒者能在朝廷中擔任高位、與君王直接提出道德建議的人並不多，以至於在現實中「外王」的實踐不易，又宋明儒者多琢磨於「氣」、「理」、「心」，而讓後世儒者更著力於「內聖」的追求。而使得「內聖」與「外王」的實踐有所偏重，後世多偏向「內聖」的追求；「道德」與「倫理」的關懷有所旁落，後世儒者更在意「道德」的提升與論說。
因此曾暐傑提出「倫理經濟學」，其實就是認為荀子的論說不應放在善、惡的「道德」分判上，而是應該從道德主體論述到實際經濟間關係脈絡中，所突顯的倫理問題的探究。
故曾暐傑認為：
無論是孔子或是荀子，甚至可以說儒學的原始樣貌，都是一種不以追求永恆不變的形上價值為進路，都強調外在具體情境的變化與可錯性，而不迷信於內在價值根源，這是與宋明以降的儒家思想截然不同的進路。因此，既然要重探與重建，就必須躍出心性儒學的脈絡，才能探得一片新天地——那麼就必須暫時放下孟學所據以發揮的「形上學」系統，轉出從「形而下」的進路來思考。21
在此，曾暐傑並不認為荀子是獨創一說，他基本上還是肯認荀子是在孔子的學說脈絡下，為現實世界做有跡可尋的道德提點。他提醒：
孔子學說所重視的是在具體情境中隨機提點，因此如果對於孔子這樣的哲學思維以形而上的進路去探索之，將其去脈絡化、神聖化，就有誤解的危險與可能。22
不能硬是將這樣的論述復與永恆而神聖的形上價值。23
換句話說，荀子的觀點其實把握了孔子「因才施教」的論說原則，而他具體觀察到當時百姓「經濟人」的行為展現，故提出「禮」、「刑」來對峙「短期慾望」的人性表現。最後透過「蹞步」足以「至千里」，成就群體大利的「長期慾望」。
但曾暐傑提醒，既然荀學並非脫離孔子思想脈絡而產生的創新學說，孟、荀所開展出來的兩者體系，也不能簡單化約為「仁學系統」與「禮學系統」。他認為這樣的化約說法都有偏落一方的誤解，應該更全面的去爬梳孔子原意，孟學的展開，與荀學的意義。更多樣的去檢視所有以二分作畫約的理論論述。切莫以神聖化來隨意填補理論間隙，他提到：
將孔子的現實脈絡神聖化、永恆化的關鍵在於：一個時代平凡無奇的日常，在經過時代的累積與加乘後，往往因為時間的距離感與時代的陌生化而形成一種不熟悉感；而人們對於不熟悉或不可見的時代與情境，總會自我填補歷史空隙，展開自我的想像——或是無限神聖化的想望……朱熹及言：「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或是極盡妖魔化的想像，如同桀紂一樣，被後世賦予「紂王無道造炮烙」的邪惡形象。24
故紮實的由文獻中疏離孟、荀觀點是必須要做的基本工夫，切莫隨意連結，妄下「荀學為歧出」，「人性非善即惡」的斷言。
在看完此書時，讓我想起歌手李宗盛所創作的《凡人歌》：
你我皆凡人 生在人世間
終日奔波苦 一刻不得閒
（你）既然不是仙 難免有雜念
道義放兩旁 （把）利字擺中間
多少男子漢 一怒為紅顏
多少同林鳥 已成（了）分飛燕
人生何其短 何必苦苦戀
愛人不見了 向誰去喊冤
問你何時曾看見 這世界為了人們改變
有了夢寐已求的容顏 是否就算是擁有春天
你我都是身處於平凡世界，受欲望與生存驅使的平凡人。
你我都是平凡人，但平凡是否能不平凡，就端看你是否能將「善」看成欲望與生存的一塊。了解擁有夢寐以求的容顏並非擁有春天。而是透過「蹞步」學禮，讓自己由世俗追求中脫殼，由「倫理」中轉出對「道德」的追求動力。
曾暐傑此書的基本論說觀點很貼近我對人性的思想觀點；人性到底是「性善」還是「性惡」根本不是重點。重點是你看到人心顯微處，被激發出的人性時你如何處理、應對。故純粹架空的喧說人性，既沒實質貢獻意義，也沒深度探索的價值。人性的彰顯與討論意義是必須落在實際場域或為難的當下，觀看那人心顯微處，被激發出人性，才有深究的意義。而曾暐傑讓「性惡」的討論，具體以「經濟人」的論說設定，這是我對此書第一個肯認；而後將「善」透過「群體利」的說法給荀子「重禮」的學說發展找到很好的連接點，這是第二個肯認。
在此推薦曾暐傑的《性惡論的誕生—荀子「經濟人」視域下的孟學批判與儒學回歸》給各位有興趣深究荀學的人，一個現代場域的連結探討。
